钟南山:科学家受体制制约 合格医生不够多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抗非摄影作品展《决战SARS》在广州北京路展出两天来,观者如堵。展览上最受市民喜欢的作品之一,就是抗非期间钟南山院士在学术交流会上侃侃而谈的6平方米喷塑巨照。昨天中午,百忙之中的钟院士接受记者采访,用疲惫而略带沙哑的嗓子向记者细述在过去半年里广东抗非鲜为人知、步步惊心的关键环节。
省卫生厅尊重科学
记者:对于SARS与“衣原体颗粒”的关系有过争论,这涉及到该用什么办法、什么药物治疗病人。广东省卫生厅当时有没有采纳广东专家的意见?
钟南山:我们要特别感谢广东省卫生厅的行政支持,尤其是王智琼副厅长。卫生厅是顶着很大的行政压力支持广东临床专家的意见的,他们尊重事实,尊重专家,尊重科学。没有卫生厅的果断决策就没有广东防治SARS的成果。5月份卫生部公布了新的诊断标准后,确诊和疑似病例马上多了起来,但广东专家认为这个标准不准确,将很多普通肺炎病例都当成SARS,省卫生厅又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并积极向卫生部反映,在排查病例方面再次走在全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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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您为首的广东卫生界在2月中下旬两次明确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衣原体论”和“特效”治疗药物,当时广东也没有找到病原体,这样坚持反对别人做出的结论会不会有压力?
钟南山:的确有压力,特别是期间我们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合作寻找病原体,港方还一度怀疑是禽流感,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单方面宣布这个结论,但港方严格遵守了双方签订的协议。现在看来,禽流感有明确的疫源、明确的传播方式,反而比这种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染病好应对一些。
吃野生动物是陋习
记者:你是否认同病毒来源于果子狸的说法?
钟南山:在果子狸、山猪、蝙蝠、蛇身上都找到冠状病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找到真正的疫源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个人认为广东人吃野味不但不是饮食文化,还是一种陋习。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动物、植物已经形成一个生态平衡,人是这个食物链的主宰,随意破坏它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给人类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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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受体制制约
记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病人标本,只有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是标本的“合法持有者”。不少行内人士认为,从病原体发现到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纪录全部为零。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钟南山:我完全认同。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记者:听说您刚刚在美国《呼吸与危重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SARS研究的论文,这是一件喜事。
钟南山:这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遗憾。很多SARS的临床治疗经验是广东首创的,还向香港、北京等地传授,但最后却不是广东首先发表的。相当一部分广东专家精力集中在抢救上,没有要及时总结、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意识。这方面我们应当向香港学习,他们在治疗了10例SARS患者后就总结了经验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我们不能怪人家先发表了论文,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写。这次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会议期间,我把一篇还没有形成论文的评论交给编委会,没想到24小时内就收到回信,编委会五名编委一致同意采用,6月1日就正式出版。我们的步伐要加快,不要让人家替我们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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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尊重我们
记者:谈到您5月份到美国出席的国际学术会议,您感觉学界和当地传媒对中国防治SARS成效的看法是否友好?
钟南山:我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已经做好了回答一些挑衅性问题的准备,没想到学界和传媒对我们表示出来的都是尊重和同情。他们不认为SARS是中国特产,也不认为SARS是东南亚输出。会议有关SARS的讨论内容非常受欢迎。会场有1000多个座位,结果来了2000多人,连地下都坐满了,只好临时拉两条电视线出去做现场直播。
还要加紧查找病源
记者:在6月19日的全省表彰大会上,您将作为“特等功臣”接受表彰,您现在还有哪些新的目标?
钟南山: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我们正加紧病原学研究,加快查找源头。我们动态观察85例康复患者,两个月过去了,接触过他们的人没有感染SARS,初步得到的结论是恢复期没有传染性,有关的研究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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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医生不足够
记者:您是否认为这次的抗非大大缓和了医患关系?从医生的角度,您认为应当怎样继续维持这种良好的关系?
钟南山:医患关系紧张,有社会舆论等影响因素,有医生本身素质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对医生的冲击。传媒普遍同情病人是个弱势群体,但我不认为医生的思想素质比其他行业差。虽然医生的数量是足够甚至过于饱和了,我的观察是合格的医生却不足够,应当有更严格的考核制度,将“充数”的医生淘汰掉,合格的医生就可以相应提高待遇。医患关系紧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院要采用市场经营手段养活自己,压力非常大。同样爆发SARS,香港的公立医院比如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急症室可以停诊一个月却不用担心生计,但在广州,很多医院受SARS影响,业务收入明显下降,连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都有问题。
治学科研不容夸口
记者:早就听到了您的父亲钟世藩教授的名字,作为当年中山医科大学赫赫有名的“十大名老教授”之一,他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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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我的爸爸死于支气管扩张症、肺心病,我想如果当时的无创通气技术过关,他可能可以多活几年。他非常沉迷于自己的科研,上世纪50年代搞乙型脑炎的研究,他用自己的工资养白老鼠,家里都是老鼠味。70年代他用很长时间写出《儿科鉴别诊断学》,当时他已经有复视,是闭着一只眼写书的。爸爸对我治学最大的影响是他搞科研不吹牛,讲话有根据,做到哪步讲哪步,绝不夸大。
记者:能谈谈您的子女吗?
钟南山:我的儿子是泌尿外科的医生,去年获得了“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女儿在美国读会计专业,计划8月份回国工作。媳妇和孙子在国外,但儿子和女儿都觉得在国内有发展,中国现在的发展前景很好。 (记者 廖怀凌 郑珮华 ), 百拇医药
省卫生厅尊重科学
记者:对于SARS与“衣原体颗粒”的关系有过争论,这涉及到该用什么办法、什么药物治疗病人。广东省卫生厅当时有没有采纳广东专家的意见?
钟南山:我们要特别感谢广东省卫生厅的行政支持,尤其是王智琼副厅长。卫生厅是顶着很大的行政压力支持广东临床专家的意见的,他们尊重事实,尊重专家,尊重科学。没有卫生厅的果断决策就没有广东防治SARS的成果。5月份卫生部公布了新的诊断标准后,确诊和疑似病例马上多了起来,但广东专家认为这个标准不准确,将很多普通肺炎病例都当成SARS,省卫生厅又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并积极向卫生部反映,在排查病例方面再次走在全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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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您为首的广东卫生界在2月中下旬两次明确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衣原体论”和“特效”治疗药物,当时广东也没有找到病原体,这样坚持反对别人做出的结论会不会有压力?
钟南山:的确有压力,特别是期间我们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合作寻找病原体,港方还一度怀疑是禽流感,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单方面宣布这个结论,但港方严格遵守了双方签订的协议。现在看来,禽流感有明确的疫源、明确的传播方式,反而比这种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染病好应对一些。
吃野生动物是陋习
记者:你是否认同病毒来源于果子狸的说法?
钟南山:在果子狸、山猪、蝙蝠、蛇身上都找到冠状病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找到真正的疫源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个人认为广东人吃野味不但不是饮食文化,还是一种陋习。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动物、植物已经形成一个生态平衡,人是这个食物链的主宰,随意破坏它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给人类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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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受体制制约
记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病人标本,只有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是标本的“合法持有者”。不少行内人士认为,从病原体发现到检测诊断以及理论的阐述,中国目前的首创纪录全部为零。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钟南山:我完全认同。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记者:听说您刚刚在美国《呼吸与危重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SARS研究的论文,这是一件喜事。
钟南山:这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遗憾。很多SARS的临床治疗经验是广东首创的,还向香港、北京等地传授,但最后却不是广东首先发表的。相当一部分广东专家精力集中在抢救上,没有要及时总结、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意识。这方面我们应当向香港学习,他们在治疗了10例SARS患者后就总结了经验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我们不能怪人家先发表了论文,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写。这次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会议期间,我把一篇还没有形成论文的评论交给编委会,没想到24小时内就收到回信,编委会五名编委一致同意采用,6月1日就正式出版。我们的步伐要加快,不要让人家替我们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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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尊重我们
记者:谈到您5月份到美国出席的国际学术会议,您感觉学界和当地传媒对中国防治SARS成效的看法是否友好?
钟南山:我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已经做好了回答一些挑衅性问题的准备,没想到学界和传媒对我们表示出来的都是尊重和同情。他们不认为SARS是中国特产,也不认为SARS是东南亚输出。会议有关SARS的讨论内容非常受欢迎。会场有1000多个座位,结果来了2000多人,连地下都坐满了,只好临时拉两条电视线出去做现场直播。
还要加紧查找病源
记者:在6月19日的全省表彰大会上,您将作为“特等功臣”接受表彰,您现在还有哪些新的目标?
钟南山: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我们正加紧病原学研究,加快查找源头。我们动态观察85例康复患者,两个月过去了,接触过他们的人没有感染SARS,初步得到的结论是恢复期没有传染性,有关的研究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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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医生不足够
记者:您是否认为这次的抗非大大缓和了医患关系?从医生的角度,您认为应当怎样继续维持这种良好的关系?
钟南山:医患关系紧张,有社会舆论等影响因素,有医生本身素质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对医生的冲击。传媒普遍同情病人是个弱势群体,但我不认为医生的思想素质比其他行业差。虽然医生的数量是足够甚至过于饱和了,我的观察是合格的医生却不足够,应当有更严格的考核制度,将“充数”的医生淘汰掉,合格的医生就可以相应提高待遇。医患关系紧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院要采用市场经营手段养活自己,压力非常大。同样爆发SARS,香港的公立医院比如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急症室可以停诊一个月却不用担心生计,但在广州,很多医院受SARS影响,业务收入明显下降,连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都有问题。
治学科研不容夸口
记者:早就听到了您的父亲钟世藩教授的名字,作为当年中山医科大学赫赫有名的“十大名老教授”之一,他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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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我的爸爸死于支气管扩张症、肺心病,我想如果当时的无创通气技术过关,他可能可以多活几年。他非常沉迷于自己的科研,上世纪50年代搞乙型脑炎的研究,他用自己的工资养白老鼠,家里都是老鼠味。70年代他用很长时间写出《儿科鉴别诊断学》,当时他已经有复视,是闭着一只眼写书的。爸爸对我治学最大的影响是他搞科研不吹牛,讲话有根据,做到哪步讲哪步,绝不夸大。
记者:能谈谈您的子女吗?
钟南山:我的儿子是泌尿外科的医生,去年获得了“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女儿在美国读会计专业,计划8月份回国工作。媳妇和孙子在国外,但儿子和女儿都觉得在国内有发展,中国现在的发展前景很好。 (记者 廖怀凌 郑珮华 ),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