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看“顽主”与“大侠”之争
“顽主”随心侃“大侠”，引起双方拥趸的激烈舌战，这是1999年文坛的一大风景。无论是“顽主”还是“大侠”，都拥有大批痴迷的少年读者。正是因了这痴这热，使得许多家长对孩子接触金、王之作心存戒惧，尽管有不少的家长自己也和孩子一样的迷恋金或王。为此，我们发表金庸故里海宁市高级中学紫薇文学社的同学们的讨论纪要，并特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徐岱教授加以评点。孩子们的发言率真、朴实而又不乏惊人之语，看了他们的讨论，家长们也一定会感到欣喜。
主持人(开场白)：
王朔《我看金庸》一文，犹如征讨檄文，引发了一场文坛论战。据说，双方拥趸都嚷到了互联网。我们作为金庸的同乡，是不是该多给予一份关心？今天文学社特别活动，望在座诸位畅所欲言，发表议论。好，哪位先来？何乔斐：对王朔，我不甚了解，但总感觉他笔下的金庸是变了形的，是从哈哈镜里照出的。我读过金庸的书比王朔多，所以我敢说金庸的小说不单是武侠，更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不单是“段誉和妹妹们”的，更有中国人的骨气，民族的脊梁。
, 百拇医药
项仲韬：我有同感。侠骨柔情、民族精神以及伦理观念融会了作者本人的个性、情感，这才是金庸的小说。怎么说是“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细细读，心平气和地读，人情味浓得很。王朔所说“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我真怀疑不是书里的人而是读书的人少了“味”。(听众笑)
钱：王朔仅看了金庸的小说(改口)应该说“浏览”，而且我能想象他内心本来已经有了对旧武侠的不打一处的怨气，也没顾得上仔细分辨，看完之后便扯了张纸横七竖八地以金老先生当靶子出了怨气。
黄纲：王朔认为自己没吃完一道菜也有发言权，我要说读小说恰恰不同于尝菜，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如杨过、萧峰都以国仇为先、家私在后，给他们扣上“为了私怨互相仇杀”的帽子，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徐岱：这点说得有道理。文学批评需要有整体把握，因为艺术是一种有机体般的整体，有整体才能形成“精神”。尤其对金庸的评价(不是对他某一部小说的评点)，有整体把握，才能真正到位。金作后期胜过前期，长篇胜过短幅，这已有定论。人们对金庸作出好评，并非指作品没有不足之处，而恰是指其作为一名小说家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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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座当中，可有为王朔说几句话的？
颜粼钢：我读过王朔，知道他颇诚实。既然文学创作提倡百家争鸣，那么，发表见解，我想也能容纳王朔这样一种“童言无忌”的风格，况且其中也有在理的观点。比如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欠丰满，带有不同程度的莽撞。而且，小说也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读者消遣的心理需求。
徐岱：文学批评可以不在乎“为什么说”，主要在于“怎么说”。“金王之争”中，王朔的问题不在于他批评了金庸，这点当然是他的权利。而在于他的批评理念过于偏狭，他的批评姿态更难以让人接受。如果他能有话好好说，事情或许就会大为不同。
至于认为金庸小说的特点和成功仅在于迎合了读者的消遣心理，是对金作的“误读”。
张昕：我不认为消遣是件坏事，休闲也可以是艺术，文学可以带给人感悟，也可以带给人快乐。王朔用一个“俗”字来形容金庸小说，绝非是低俗的“俗”，如果非要用俗，我想是通俗和平民化。可是王朔本也是通俗小说的一派。金王本一家，相煎何太急!徐岱：金王小说在艺术特色上有相近之处，但仍有距离，似同实异。“同”在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叛逆性，异在各自的精神追求。王作里的主人公们大多可以“浪子回头”，而金作里则是一以贯之的“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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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筱芳：王朔不喜欢金庸的武侠倒也罢了，说“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未免太武断。北方园林能成景，南方园林也能成趣。他惯于驾驭他的文字和内容及其统一，这很好，但厚此薄彼，不允许别的风格存在，不允许别种形式的统一，却无法让我看到他的风度。
徐岱：王朔的这个批评，表现了他的文化修养的不足。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籍作家占了半壁江山，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等，鲁迅的浙江方言还成了其作品独特风味的一大特色。浦姚静：话还得说回来，文学作品还要读者评，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是事实，不是谁的一篇《我看金庸》就反驳得了的，还想重申：金庸的武侠不是旧武侠，他最大的成功是把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和武侠风云糅合在一起，使之超越一般而登武侠小说之巅峰。且与金庸同乡，理应为金庸摇旗呐喊。(赞声)
徐岱：应重视读者的真实意见，这很有必要。好的批评家好比文学中的“人民代表”，他不仅本身也是一位读者，而且，他的使命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他能否到位，真切地将读者中最真实、合理的体会表达出来。批评家一旦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他就会被历史所罢免。因为说到底，真正能主宰一部作品命运的，不是“权威批评”，而是由真正代表广大读者意见所构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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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杰：注意了，我们这儿是各抒己见，文学自由谈，可不是什么“同乡会”，“地方保护主义”不能有!况且身为潮乡人，更应有海纳百川的大气魄。王朔一篇文章怎么啦？一家之言，他有发表个人观点的自由，那是基本人权；再者，现在金庸的确热得过分，影视传媒上铺天盖地，尽是一股熏得人堕入空想的颓靡之风，《我看金庸》一文，倒有些空气清新剂的妙用!
徐岱：这段言论有值得听取之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该如何看待王朔批评话语的意义？这个意义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它是以消极的方式取得的积极的效果。也即，王朔的“骂”本身内容毫无道理。但这番话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文学行为，仍有其积极意义。即它促使文学批评再次认真面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看看它是否能够承受得住王朔们的骂；它让批评家们今后在肯定金庸作品时，不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好评”和各种简单化的“排座次”上，而能进一步落实到对金庸作品的价值的深入分析上。
陆敏：纠正一个误区，影视不同于文字。央视“四大名著”搬上银幕，尚有许多人嫌神韵不足；杨佩佩也被金庸先生批评过，说是“虐待他的儿子”，最重要的，画图尽管看着丰富，但却少了那份想象力张弛的空间，没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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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暖：我也同意作品的真谛惟有从原著中找寻，令狐冲的乐逍遥，郭靖的取大义，甚至韦小宝的圆滑卑劣。种种人物形象的人格魅力，想必细致的读者都有深刻体会，我想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离奇曲折的情节搭了个台，唱出了现实人性的戏。所以，看杨过我们有亲切感，看萧峰之死，可以受震撼，这大概便是金庸小说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掌声响起)
顾晨洁：从证券交易到金庸小说热卖，我看是因为那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好教材!王朔说得在理，多数人看金庸是由于当今社会节奏加快，现实生活柴米油盐酱醋搅得人烦，再加上什么官场不如意、恋人分手等，于是迫切需要有种超现实的东西自我麻醉一下。恰好，金庸小说提供了这么个光怪陆离快意恩仇的世界，于是一头扎进去，“吃”了个饱后，便不忘竖起大拇指，叫一声“好”。
(讽刺味较重，好几位同学同时站了出来)
郦沈琦：我听着，怎么有种偌大一个金庸读者群尽是“鸦片鬼”的味道。(有同学笑)按此逻辑，我倒问一句，北大严家炎、王一川等，是不是也要送“戒毒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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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万事无绝对，他们是例外。
林毅：但是，大家知道有不少知名学者、社会精英喜爱看金庸，哪来这么多“例外”，而琼瑶的才子佳人，古龙的东方“福尔摩斯”，怎就无此幸运，有无数“例外”青睐呢？关键在于金庸小说正如严家炎教授说：“通俗通雅，通古通今。”
姚猛：事实胜于雄辩，武侠小说千千万万，惟独金庸的脱颖而出，备受青睐,甚至连央视也正筹拍《笑傲江湖》，而王朔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我们不用费脑筋，公道自在人心!(铿锵有力)
徐岱：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热”？流行的“热”中有许多转眼会“冷”，有的即使长一点也并非真能在历史上站住脚。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一个“凡‘热’即差”的结论，更不能将好艺术同“流行”对峙起来。那些经典作品长盛不衰的现象告诉我们，只要是真正的好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某些阐释后，迟早会走到广大读者之中，为历史所认可。利用金庸作品之 “热”来否定其价值，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观念。认为好作品不能最终征服读者，必定“曲高和寡”，这是不妥的；尽管我们不能反过来，以是否能流行来取舍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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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笛：说金庸小说“烧坏神经”，碍人心智，误人子弟，我绝不赞成，从金庸的创作可以看出其正义气节，舍己为人，侠骨柔情，民族精神及伦理观念贯穿始终，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
高征强：那我反问一句，泼皮无赖韦小宝作何解释？
许云笛：作反面教材，不是更好？(众笑)
陈聪：既然各位多次谈及韦小宝，我倒要来说说，文学价值的评估不是单纯的是非道德判断，韦小宝出身青楼，品行恶劣，却混迹于中国政治中枢，在那个时代，出现像韦小宝那样的人“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鹿鼎记》并不单纯展示刀光剑影下的人性，更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
徐岱：“韦小宝”形象的塑造无疑是金庸的一个杰作，这个人物不仅“活”在过去，更“活”在今天甚至明天，认为金庸由此而显示了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思考与把握，这并不过分，也是金庸写作能引起不少“严肃话语”作为当代文化社会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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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那位同学把韦小宝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上升到人文历史的高度，倒令我想起《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评论家只想找他们想找的东西”。在我看来，韦小宝只是金庸小说求新求变的试验品，但由于一个恶棍无赖充当了武侠小说人物的主角，本身是不伦不类，有些张飞做秀才的味道，至于谈到历史，那梁羽生还是玉龙牌学者出身呢，但武侠总是武侠，好的武侠小说家也只是拿历史点缀一下，做个“卖点”而已，硬说是讽喻历史的现实小说，太过牵强。
徐岱：马尔克斯的话无疑是一种经验之谈，因而值得认真对待。但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批评(作为独立于作家言论的一种立场)的彻底否定与流放。
武侠小说出身“不好”，现实成绩也不尽人意，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否它就不再有别的可能，它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是否就不具有真正的诗性空间？对此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武侠小说的出路恰恰不是投奔所谓“历史小说”，故不能以历史小说的要求来衡量它。金庸有意改革陈旧的武侠文本是显然的。他的艺术实践究竟如何正是批评可以出场之处。他与“众”不同的影响至少可以让我们认真对待他的文学努力。那种认为只要是“武侠”就打入“另册”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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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钢：说起别的武侠小说家是拿历史做花边，我不反对，但说金庸只是“利用”历史，我不同意，诸位有兴趣，可以翻翻早期的《明报》，其中不少社论出自金庸之手，并为学术界认可，那就说明是有真见地；还有，金庸代表着现代武侠小说的高峰，以其博学，将历史与武侠融合，而广大读者是最好的评判者，从他们的反馈，证明金庸也做到了。
周正一：这比喻不恰当。就像王朔只看了半截《天龙八部》，就沉不住气，大谈小说中的人物一见面就打打杀杀，那他又怎么解释萧远山、慕容博化解恩怨，鸠摩智枯井成佛呢？最后来个正邪大比拼不是更好？
吕佳兰：我 同意，不能用有色眼镜看金庸小说，武侠形式只是一个载体，却传达了金庸先生的真性情、真境界，因为金庸先生自己参佛理、研佛经、佛学造诣颇高。(有许多人随声附和)
许振昊：而金庸作品中的语言亦庄亦谐，颇有意趣，并拒绝使用新词汇，营造了一种带有远古气息的新意境，具有生命力，“桃谷四仙”、“逍遥派”众弟子的调侃，也可展现金庸的大侠风范。而王朔则有“舍我其谁”的味道，有点像白自在的“自大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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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暖：到现在我们感到支持王朔有点儿受围攻、挨批斗的味道，但我还是要讲几句公道话。王朔、金庸套路迥异，也犯不了“水火相克”的忌讳。有同学讲，王朔是心理失衡，我看也太小瞧他了，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金庸太热。诚如金庸自己所说，享受了“不虞之誉”，甚至将他与鲁迅等大师并列，捧上了天。王朔只是降降温，凭着文人的良心在说话。当然，不足的是有些“矫枉过正”，但本意是好的。
主持人(结语)
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诸位肠胃的耐性也很有限。今天，值得高兴的是，我主持人一直被晾在一边，没处插话(大家笑)，我们的争论暂告一段落，回首以前鲁迅、梁实秋的论战，且看如今“金王之争”，我们只能说，是是非非自有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期望“大侠”和“顽主”之争给寂静的中国文坛带来的不仅是喧哗。
好，本次文学社特别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参与。徐岱：主持人最后的总结说得很好，王朔向金庸发难不应该仅仅当成一次新闻炒作的事件。海宁市高级中学的一些同学的上述发言是有益的，讨论得很有内容，提出了一些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可以归纳概括成三点：
一、究竟该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怎样“读小说”？
二、究竟该如何评价金庸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意义，怎么对其总体成就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
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缺乏些什么？我们应怎么展开文学对话？, 百拇医药
主持人(开场白)：
王朔《我看金庸》一文，犹如征讨檄文，引发了一场文坛论战。据说，双方拥趸都嚷到了互联网。我们作为金庸的同乡，是不是该多给予一份关心？今天文学社特别活动，望在座诸位畅所欲言，发表议论。好，哪位先来？何乔斐：对王朔，我不甚了解，但总感觉他笔下的金庸是变了形的，是从哈哈镜里照出的。我读过金庸的书比王朔多，所以我敢说金庸的小说不单是武侠，更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不单是“段誉和妹妹们”的，更有中国人的骨气，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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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仲韬：我有同感。侠骨柔情、民族精神以及伦理观念融会了作者本人的个性、情感，这才是金庸的小说。怎么说是“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细细读，心平气和地读，人情味浓得很。王朔所说“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我真怀疑不是书里的人而是读书的人少了“味”。(听众笑)
钱：王朔仅看了金庸的小说(改口)应该说“浏览”，而且我能想象他内心本来已经有了对旧武侠的不打一处的怨气，也没顾得上仔细分辨，看完之后便扯了张纸横七竖八地以金老先生当靶子出了怨气。
黄纲：王朔认为自己没吃完一道菜也有发言权，我要说读小说恰恰不同于尝菜，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如杨过、萧峰都以国仇为先、家私在后，给他们扣上“为了私怨互相仇杀”的帽子，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徐岱：这点说得有道理。文学批评需要有整体把握，因为艺术是一种有机体般的整体，有整体才能形成“精神”。尤其对金庸的评价(不是对他某一部小说的评点)，有整体把握，才能真正到位。金作后期胜过前期，长篇胜过短幅，这已有定论。人们对金庸作出好评，并非指作品没有不足之处，而恰是指其作为一名小说家总的成就。
, 百拇医药
主持人：在座当中，可有为王朔说几句话的？
颜粼钢：我读过王朔，知道他颇诚实。既然文学创作提倡百家争鸣，那么，发表见解，我想也能容纳王朔这样一种“童言无忌”的风格，况且其中也有在理的观点。比如金庸小说的人物性格欠丰满，带有不同程度的莽撞。而且，小说也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读者消遣的心理需求。
徐岱：文学批评可以不在乎“为什么说”，主要在于“怎么说”。“金王之争”中，王朔的问题不在于他批评了金庸，这点当然是他的权利。而在于他的批评理念过于偏狭，他的批评姿态更难以让人接受。如果他能有话好好说，事情或许就会大为不同。
至于认为金庸小说的特点和成功仅在于迎合了读者的消遣心理，是对金作的“误读”。
张昕：我不认为消遣是件坏事，休闲也可以是艺术，文学可以带给人感悟，也可以带给人快乐。王朔用一个“俗”字来形容金庸小说，绝非是低俗的“俗”，如果非要用俗，我想是通俗和平民化。可是王朔本也是通俗小说的一派。金王本一家，相煎何太急!徐岱：金王小说在艺术特色上有相近之处，但仍有距离，似同实异。“同”在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有叛逆性，异在各自的精神追求。王作里的主人公们大多可以“浪子回头”，而金作里则是一以贯之的“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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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筱芳：王朔不喜欢金庸的武侠倒也罢了，说“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未免太武断。北方园林能成景，南方园林也能成趣。他惯于驾驭他的文字和内容及其统一，这很好，但厚此薄彼，不允许别的风格存在，不允许别种形式的统一，却无法让我看到他的风度。
徐岱：王朔的这个批评，表现了他的文化修养的不足。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籍作家占了半壁江山，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等，鲁迅的浙江方言还成了其作品独特风味的一大特色。浦姚静：话还得说回来，文学作品还要读者评，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这是事实，不是谁的一篇《我看金庸》就反驳得了的，还想重申：金庸的武侠不是旧武侠，他最大的成功是把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和武侠风云糅合在一起，使之超越一般而登武侠小说之巅峰。且与金庸同乡，理应为金庸摇旗呐喊。(赞声)
徐岱：应重视读者的真实意见，这很有必要。好的批评家好比文学中的“人民代表”，他不仅本身也是一位读者，而且，他的使命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他能否到位，真切地将读者中最真实、合理的体会表达出来。批评家一旦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他就会被历史所罢免。因为说到底，真正能主宰一部作品命运的，不是“权威批评”，而是由真正代表广大读者意见所构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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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杰：注意了，我们这儿是各抒己见，文学自由谈，可不是什么“同乡会”，“地方保护主义”不能有!况且身为潮乡人，更应有海纳百川的大气魄。王朔一篇文章怎么啦？一家之言，他有发表个人观点的自由，那是基本人权；再者，现在金庸的确热得过分，影视传媒上铺天盖地，尽是一股熏得人堕入空想的颓靡之风，《我看金庸》一文，倒有些空气清新剂的妙用!
徐岱：这段言论有值得听取之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该如何看待王朔批评话语的意义？这个意义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它是以消极的方式取得的积极的效果。也即，王朔的“骂”本身内容毫无道理。但这番话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文学行为，仍有其积极意义。即它促使文学批评再次认真面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看看它是否能够承受得住王朔们的骂；它让批评家们今后在肯定金庸作品时，不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好评”和各种简单化的“排座次”上，而能进一步落实到对金庸作品的价值的深入分析上。
陆敏：纠正一个误区，影视不同于文字。央视“四大名著”搬上银幕，尚有许多人嫌神韵不足；杨佩佩也被金庸先生批评过，说是“虐待他的儿子”，最重要的，画图尽管看着丰富，但却少了那份想象力张弛的空间，没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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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暖：我也同意作品的真谛惟有从原著中找寻，令狐冲的乐逍遥，郭靖的取大义，甚至韦小宝的圆滑卑劣。种种人物形象的人格魅力，想必细致的读者都有深刻体会，我想金庸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离奇曲折的情节搭了个台，唱出了现实人性的戏。所以，看杨过我们有亲切感，看萧峰之死，可以受震撼，这大概便是金庸小说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掌声响起)
顾晨洁：从证券交易到金庸小说热卖，我看是因为那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好教材!王朔说得在理，多数人看金庸是由于当今社会节奏加快，现实生活柴米油盐酱醋搅得人烦，再加上什么官场不如意、恋人分手等，于是迫切需要有种超现实的东西自我麻醉一下。恰好，金庸小说提供了这么个光怪陆离快意恩仇的世界，于是一头扎进去，“吃”了个饱后，便不忘竖起大拇指，叫一声“好”。
(讽刺味较重，好几位同学同时站了出来)
郦沈琦：我听着，怎么有种偌大一个金庸读者群尽是“鸦片鬼”的味道。(有同学笑)按此逻辑，我倒问一句，北大严家炎、王一川等，是不是也要送“戒毒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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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万事无绝对，他们是例外。
林毅：但是，大家知道有不少知名学者、社会精英喜爱看金庸，哪来这么多“例外”，而琼瑶的才子佳人，古龙的东方“福尔摩斯”，怎就无此幸运，有无数“例外”青睐呢？关键在于金庸小说正如严家炎教授说：“通俗通雅，通古通今。”
姚猛：事实胜于雄辩，武侠小说千千万万，惟独金庸的脱颖而出，备受青睐,甚至连央视也正筹拍《笑傲江湖》，而王朔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我们不用费脑筋，公道自在人心!(铿锵有力)
徐岱：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热”？流行的“热”中有许多转眼会“冷”，有的即使长一点也并非真能在历史上站住脚。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一个“凡‘热’即差”的结论，更不能将好艺术同“流行”对峙起来。那些经典作品长盛不衰的现象告诉我们，只要是真正的好东西，在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某些阐释后，迟早会走到广大读者之中，为历史所认可。利用金庸作品之 “热”来否定其价值，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观念。认为好作品不能最终征服读者，必定“曲高和寡”，这是不妥的；尽管我们不能反过来，以是否能流行来取舍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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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笛：说金庸小说“烧坏神经”，碍人心智，误人子弟，我绝不赞成，从金庸的创作可以看出其正义气节，舍己为人，侠骨柔情，民族精神及伦理观念贯穿始终，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
高征强：那我反问一句，泼皮无赖韦小宝作何解释？
许云笛：作反面教材，不是更好？(众笑)
陈聪：既然各位多次谈及韦小宝，我倒要来说说，文学价值的评估不是单纯的是非道德判断，韦小宝出身青楼，品行恶劣，却混迹于中国政治中枢，在那个时代，出现像韦小宝那样的人“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鹿鼎记》并不单纯展示刀光剑影下的人性，更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
徐岱：“韦小宝”形象的塑造无疑是金庸的一个杰作，这个人物不仅“活”在过去，更“活”在今天甚至明天，认为金庸由此而显示了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思考与把握，这并不过分，也是金庸写作能引起不少“严肃话语”作为当代文化社会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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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那位同学把韦小宝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者”上升到人文历史的高度，倒令我想起《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评论家只想找他们想找的东西”。在我看来，韦小宝只是金庸小说求新求变的试验品，但由于一个恶棍无赖充当了武侠小说人物的主角，本身是不伦不类，有些张飞做秀才的味道，至于谈到历史，那梁羽生还是玉龙牌学者出身呢，但武侠总是武侠，好的武侠小说家也只是拿历史点缀一下，做个“卖点”而已，硬说是讽喻历史的现实小说，太过牵强。
徐岱：马尔克斯的话无疑是一种经验之谈，因而值得认真对待。但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也就意味着对文学批评(作为独立于作家言论的一种立场)的彻底否定与流放。
武侠小说出身“不好”，现实成绩也不尽人意，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否它就不再有别的可能，它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是否就不具有真正的诗性空间？对此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武侠小说的出路恰恰不是投奔所谓“历史小说”，故不能以历史小说的要求来衡量它。金庸有意改革陈旧的武侠文本是显然的。他的艺术实践究竟如何正是批评可以出场之处。他与“众”不同的影响至少可以让我们认真对待他的文学努力。那种认为只要是“武侠”就打入“另册”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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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钢：说起别的武侠小说家是拿历史做花边，我不反对，但说金庸只是“利用”历史，我不同意，诸位有兴趣，可以翻翻早期的《明报》，其中不少社论出自金庸之手，并为学术界认可，那就说明是有真见地；还有，金庸代表着现代武侠小说的高峰，以其博学，将历史与武侠融合，而广大读者是最好的评判者，从他们的反馈，证明金庸也做到了。
周正一：这比喻不恰当。就像王朔只看了半截《天龙八部》，就沉不住气，大谈小说中的人物一见面就打打杀杀，那他又怎么解释萧远山、慕容博化解恩怨，鸠摩智枯井成佛呢？最后来个正邪大比拼不是更好？
吕佳兰：我 同意，不能用有色眼镜看金庸小说，武侠形式只是一个载体，却传达了金庸先生的真性情、真境界，因为金庸先生自己参佛理、研佛经、佛学造诣颇高。(有许多人随声附和)
许振昊：而金庸作品中的语言亦庄亦谐，颇有意趣，并拒绝使用新词汇，营造了一种带有远古气息的新意境，具有生命力，“桃谷四仙”、“逍遥派”众弟子的调侃，也可展现金庸的大侠风范。而王朔则有“舍我其谁”的味道，有点像白自在的“自大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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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暖：到现在我们感到支持王朔有点儿受围攻、挨批斗的味道，但我还是要讲几句公道话。王朔、金庸套路迥异，也犯不了“水火相克”的忌讳。有同学讲，王朔是心理失衡，我看也太小瞧他了，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金庸太热。诚如金庸自己所说，享受了“不虞之誉”，甚至将他与鲁迅等大师并列，捧上了天。王朔只是降降温，凭着文人的良心在说话。当然，不足的是有些“矫枉过正”，但本意是好的。
主持人(结语)
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诸位肠胃的耐性也很有限。今天，值得高兴的是，我主持人一直被晾在一边，没处插话(大家笑)，我们的争论暂告一段落，回首以前鲁迅、梁实秋的论战，且看如今“金王之争”，我们只能说，是是非非自有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期望“大侠”和“顽主”之争给寂静的中国文坛带来的不仅是喧哗。
好，本次文学社特别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参与。徐岱：主持人最后的总结说得很好，王朔向金庸发难不应该仅仅当成一次新闻炒作的事件。海宁市高级中学的一些同学的上述发言是有益的，讨论得很有内容，提出了一些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对待的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可以归纳概括成三点：
一、究竟该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怎样“读小说”？
二、究竟该如何评价金庸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意义，怎么对其总体成就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估？
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缺乏些什么？我们应怎么展开文学对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