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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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祥
精通蒙、汉，藏三种文字，是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祖传老蒙医。他从事蒙医药工作56年，总结出一套治病、用药的原则。主张：“真病正治，邪病反治，疑病巧治，辨证施治”和“上焦病不宜补，中焦病不宜固，下焦病不宜泻；实则不可补，虚则不可泻，泻下要保元，利水要保明”等。他研制的方剂“加味巴日布寸汤”临床用于治疗顽固的血热性头痛、头晕，急性肝炎，肾炎等疗效达85%以上。“加味西吉德”治疗老年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肝炎等症疗效达90%，该药对肝癌亦有一定效果。多年来，他用“加味扫吉德”治疗妇女宫寒不孕、赤白带下等妇科疾病；用“加味兴萨如克汤”、“加味沓哈林”等方剂治疗小儿脾虚泄泻、痞积、食积、呕吐、痢疾、小儿肺炎等，均有独到之处。他于1976年研制的蒙药方剂“沓拉曼敦巴”治疗血液病。效果十分显著。晚年编著医书的同时试治心脏病、白血病、乳腺肿瘤、癌症等数例疑难病症，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和成绩。为了攻克疑难病，他还研制出防癌、治癌的新蒙成药，经临床实践证明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 http://www.100md.com 老蒙医于庆祥，1901年出生于原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乡木匠营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家境贫寒，没能种痘，故在两岁时患恶性天花病险些送命。医治几年虽保住性命，但却导致身残体弱。小时候他放过猪放过牛，母亲考虑到他长大后靠种田不容易维持生活，十四岁那年便把他送到小城子延福寺大庙当喇嘛，师僧送名为扎木央·西日巴。 入庙后，在众僧的吆喝和师僧们的支使下，他每天起早贪晚，一边清扫庙院，烧茶担水，一边习文学经。 1919年春，当他十九岁的时候，母亲操劳过度旧病发作，他只好回家照料病母。因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他投亲靠友到处借钱，等他好不容易借到六块银元，请医买药时，母亲的病已经严重恶化，悲惨地离开了人间。母亲的不幸去世给他精神和心灵上留下了很大创伤。他在发问自己“世上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劳苦大众为什么得了病治不上?他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了要当医生，为无钱求医、贫病交加的劳苦大众治病解难。于庆祥回庙后，更加发奋学经文、蒙文，又想方设法靠近喇嘛大夫。当时延福寺大庙有一百余名喇嘛，其中也有喇嘛医，他们除了念经说法外，还行医用药，治病救人。由于他学习刻苦，伺候诚恳，因此喇嘛大夫老赉桑布收他为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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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祥入庙为僧整整学了十八年的经医。一方面，他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喇嘛教全部经文和笙、管、笛，箫等乐器，另一方面学完了蒙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学得精通、熟练，重点部分全用藏文背记下来。老师看病时他作病历记录，帮助老师采药、轧药，制剂、包药，很快掌握了医疗十则和一整套操作技术。二十七岁时学医期满，毕业出徒，终于当上了一名医生。
学医成业给他创造了为民治病解难的机会。他经常到民间给老百姓看病，一见到病人，就象见到亲人一样，忘记了自已是个僧人，忘记了宗教喇嘛医的行医规矩，施展全部力量治病救人。经历过苦难生活的人，更加知道劳动人民缺医少药的难处。只要患者找来了，他便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尽力做到少花钱多治病，患者有钱无钱都能看上病，吃上药。遇到年老体弱的患者或家里无人照顾的病号，他就主动登门诊治，送医送药到家。他的这种做法很快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欢迎和拥护。
于庆祥大夫虽然从小出门当喇嘛，也经常跟随师僧们出外念经，可他从内心里不相信世上还有鬼神。一次，庙上发生了盗窃案，师僧们无能破案，便召集众僧念法经三天，想把盗窃者致死。可是后来听说，这次盗窃案是内部人干的，他们参加了念法经，比别人还快活，连头也没痛。他通过很多病例看到，喇嘛念经即不治病又不去灾，于是向人们宣传：有了病请医吃药，这是科学，求神弄鬼花钱误病。从此，于大夫看病，从没有给患者许愿许经，更没有让患者花无故的钱。可没想到于大未的这种做法却得罪了众僧。一方面，他看病不许经的做法，直接影响了喇嘛念经的收入。另一方面，他打破了医不叩门，坐门等客，花钱去灾的行医旧规，虽方便了群众，却影响了老医师们的行医路子。因而，众僧到处宣扬什么延福寺大庙出了一个败坏教规的怪喇嘛，他吃着佛门的饭不办佛门的事，如果大庙上再出现几个这样的喇嘛医，众僧都得倾家荡产，无法过口子，企图把他搞臭，无脸见众僧，无法再去民间行医治病。然而于大夫却置之不理，他认为给患者治病无罪，照常行医看病，做到了一个医生应做的一切。于庆祥从此下了决心，拒绝跟随众僧去民间念经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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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二十八岁的于庆祥毅然离开众僧和大庙回到了叔父家，开业行医。他为了培养人才，专门腾出一间房，召集十二名无条件上学的穷苦孩子，为他们教文化，第二年学生增加到十八名，第三年增加到三十多名。因为人多房子窄小，加上于大夫经常出门看病，学生无人管理，玩耍打闹多次践踏了院内的瓜果、蔬菜，引起了他叔父的大怒，，叫他立即放学生回家，否则连他本人一起赶出院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放弃了办三年义学的计划，含着眼泪离别了三十几名学生。
1930年春，于庆祥在亲戚宁全福的支持下配制了四十四种蒙成药，去通辽行医。1931年回到了家乡，这个时候他离庙还俗，与黄衫、袈裟、念经道佛的生活彻底决裂了，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成了家，开始了治病救人、行医教徒的新生活。他在家里招收了五名蒙医学徒，教他们学文化学医学，边学边操作，学实药、认药、轧药和制剂。每年到了采药季节领上徒弟上山采药，边采边教学，利用当地草药配制蒙成药，免费治疗常见病。
于庆祥大夫行医中特别讲究医德。他认为，学医不精不如不学医，医道好学，医德难行。经常教育他的医徒们说，学医是为了什么?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为人民群众解除痛苦，做这样的一名医生就合格啦。他严以律己，在多年的行医中形成了“三不”习惯，即不吸烟，不喝酒，不在病人家吃饭，出珍路遗，往往从家里带上干粮。也从不收病人的礼物。他对徒弟们的要求很严格，要求他们不要吸烟、喝酒，不能耍钱。经常对他们讲，即使以后当了医生，也不要在病人家吃饭，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他认为，医生喝酒不但浪费看病时间，而且酒后诊病容易发生医疗事故，算起细帐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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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诞生为于庆祥行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解放后，于庆祥响应党的号召更加发奋，施展了他全部的才华。1950年，他作为小城乡的代表参加了宁城县卫生科召集办的全县卫生工作人员短期训练班，半个多月期间，他学习和掌握了防疫灭病、新法种痘和疫苗注射等西医的一些基本知识。回乡后，他在乡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动员群众，积极开展了讲卫生、防疫灭病的爱国卫生运动。他分片包干了大城子努图克一带的防疫工作，每到种痘季节，就带着徒弟挨家挨户地进行防疫工作。于大夫分管的几个乡、区，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县的优秀防疫区，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
1953年3月，于庆柞出席了努图克人民代表大会。他根据小城子一带医疗卫生条件薄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把个体蒙医组织起来，成立蒙医联合诊所的建议。区委会把他的建议立即向县卫生部门反映，不久县卫生科批准了他的建议。当年5月，他在乡干部的协助下，请来僧格扎布、哈巴和武玺等老蒙医大夫，又招收武绍新、李占廷等七八名学徒，成立了十二个人的蒙医联合诊所。蒙医诊所开业后，—切由于庆祥负责。他每天接待患者就诊，出诊跑外，参加会议，还要挤时间研究诊所的管理工作。每天他提前一个小时上班，给徒弟上课，晚间辅导一小时，还抽时间安排好学生的生活。诊所的两位老大夫，刚从山里出来，对集体生活不习惯，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患者对他们又不了解，开始时不主动找他们看病，有时候患者一见于大夫不在，扭头就走，弄得那两位大夫很别扭，工作安不下心。于大夫就经常找他们谈心，做安慰工作的同时，安排好他们的吃住，使他们很受感动。于大夫对工作兢兢业业，尽心尽责，出诊路再远也要尽量赶回诊所，亲自到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才放心回家。因而，诊所的工作开展很得顺利，在他的影响下，人人为办好诊所出力，使这个只有十二人的小诊所成了团结战斗的小集体。1954年，他所领导的蒙医联合诊所被评为全县卫生系统的先进单位。同年，于庆祥大夫光荣地出席了宁城县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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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为提高蒙医的教学水平和业务技术水平，内蒙古卫生厅主办了全区老蒙医进修学校。宁城县卫生科推荐他参加学习，可于庆祥耽心蒙医诊所的工作受影响，便召集全所的同志征求了意见。他说：“我们诊所成立不久，力量较薄弱，我出去参加学习，可能会影响全所的工作，我的意见，就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以后再找机会吧。”经大家讨论后，为了诊所今后的工作一致同意他出去学习。1958年，他从进修学校毕业，再三要求回宁城县工作，可卫生厅还是把他调到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工作了。
于庆祥从1958年开始从事蒙医学的教学工柞，连续三年担任进修学校的药物老师，为国家培养了180名蒙医。接着他任中医系蒙医班的老师，为三届大学生讲授蒙医药物志。当时，没有正规的教科书，蒙医班的学生又不懂藏文，全靠自己查阅资料编写讲义。白天讲课，晚上备课写讲义，有时候一坐就是第二天天亮。三年间他熬得发白须长，终于编写成了共七个分册的《蒙医药物学讲义》。这个期间，他又担任了内蒙古卫生厅举办的蒙医药培训班的主讲教师，共培养蒙药工作人员二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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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于庆祥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医药公司任蒙药顾问。一方面，他为蒙药人员教藏文，协助解决蒙药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又承担了挖掘，整理、继承发扬蒙医药的工作，编写蒙药方剂两千多个，重新整理编写五十多年行医的临床经验。为了尽快发展蒙成药，他先后三次编写蒙成药经营目录。第一次编写15种，试制出售，第二次编写44种，在中药厂大批量生产受到患者的好评；第三次编写155种蒙成药经营目录，由内蒙古医学院的蒙医班的毕业生带回当地分头试制成蒙成药用于临床，这对于发展全区的蒙成药生产，解决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于庆祥大夫对蒙医药著书十分重视，自他二十七岁行医开始就注意写病理诊断、病历记录，每看一个病人，不管病情轻重都要做记录，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他在教徒的时候就把藏文版《四部医典》翻译成蒙文。为了弄清一个药方或一味药，徒步几十里访师问友。为了买一部医学全书，他竟三次徒步到八百里远的北京城。于大夫工作起来不分假节日，几十年如一日。他经常对别人说，做一个人，一生中总要干点事业，别人瞧不起你不要紧，自己要瞧得起自己，这是做事的根本一源，哪怕是沧海一粟，干总比不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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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于大夫按着计划编写出版了蒙汉藏三体合璧《蒙药名合璧》、《蒙药经营目录十五种》、《脉诀》、《蒙成药经营目录》、蒙汉藏三种文字对照编写的《蒙成药验方选》。但编写的著作绝大部分还未正式出版，全部油印成册，字数达2200多万。他说：“我编书的目的就是供大家使用，有人来求我就达到目的了。”他对自己的技术资料和药物资料，从来不保密，谁要就给谁，经常自己拿钱油印材料到处散发，以供各地参考。1958年，他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防治沙眼的现场会议。会上，他献出了五个治疗沙眼的蒙药秘方，经苏联眼科专家当场验证，效率达90%，受到与会眼科专家的重视。
1979年，于大夫参加了内蒙卫生厅在临河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蒙药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被当选为自治区蒙药学会常务理事。
于庆祥大夫的医术精湛，为了突破一些疑难病症，先后研制过不少新蒙成药。蒙药材和中药材相比，许多品种在药性药理上虽有相同之处，但在理论和应用上有许多地方却不同。蒙药大部分是成药，有汤、散、丸、酒、膏等十种剂型。于大夫研制的许多蒙药方剂，经临床实验证明疗效都很好。通过多年的实践，他也弄清了每个方剂的主治功能和每味药的药性药理。特别是对生草乌的研究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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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乌是毛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有块根。它的用途，由于部位、采集的时间和产地等不同而有很大区别。于大夫根据自己长期采药和临床经验把草乌的用途进行了归纳、整理如下：
“老鸦头状者为乌头，其本质为阴中之阳，性味苦辛温，有强烈麻醉性。能杀虫、降压、抗疡，解怜毒、肉毒；消瘴气、恶气；祛痰，胜湿、逐风、镇痛。”
“肥大光滑者为附子，本质为阳中之阳。能补益真火、回阳、祛风寒湿痹。”
“椭圆形略小为侧子，多用于老年体弱者，能祛风寒湿痹诸病。”
“豆粒形小根块为漏篮子，多用于小儿科。”“船形者为船乌，其本质为阳中之阴。性味苦寒毒性较小，用途与乌头相近，但能清热利湿，消内热之功较显著。”
“锥根为乌喙，能吐风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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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根为乌须，能治神经末梢之风痹病。”
“春令嫩苗为草乌茸、船乌茸，能清理脏中浊邪毒性热(其中有应节茸、多头茸，当年茸之分)；”
“夏令香花为草乌花，能理肝，清喉，治头部风邪病。”
“秋令全叶为草乌叶，能消除腑中瘟毒宿热。”
“黑色根块为黑子，其色纯黑体小而坚，毒性强，不宜内服，能杀虫、解肿毒等外科用。”
于大夫又详细讲了服用草乌的注意事项，例如剂量当因人因地而异，年老体弱者慎用，孕妇、婴儿禁用等等。这仅仅是他对药物研究的一例。
长期以来，于大夫就向癌症进攻，研究抗癌药物，从1978年起，他把自己研制的治癌蒙药用于临床实验，效果良好。他经常说：“做一个医生，不要被疾病吓倒，如果医生害怕疾病，那病人去找谁呢?当前恶性肿瘤就象神话故事中的魔鬼一样，严重地威胁着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医务界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非解决不可的重大难题。我在这一课题中能够贡献一点点滴力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