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非典科技攻关
作者：邢远翔 王雪飞 罗刚 来源：《健康报》2003.06.17报道
2003年的春天，注定在人类与病魔的抗争中写下浓重的一笔。当我们为防治非典科研成果的获得而欣慰时，也留下了对科研体制、机制等各种潜在隐患的担忧。
从投入不足看——没有面的积累，难有点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刘谦指出，应对紧急的公共卫生或危害健康的事件，不仅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立，也应加强对医学科技的支持。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源于良好的疾控体系和机制，也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学科的发展没有面的积累，也很难有点的突破。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对医学科研的投入将会得到超常回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坚持长期对医学科研投入巨额支持的原因。这次非典突袭，暴露了我们科研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以确定病原体、药物筛选、疫苗研制为例，我国医药学科技领域有很好的技术储备和长期工作的积累，但受到条件和经费的严重制约，在这次抗非典的紧急行动中，能满足寻找病原体、疫苗研制、药物筛选和实验动物研究的P3实验室寥寥无几。而没有P3平台，使得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难展拳脚。有的医院、实验室这次是边工作边改建。医科院动物所的改造，为了抢时间不得已向企业借钱。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医学科学研究基金，很多学科得不到必要的经费支持，一些基本的基础学科，如解剖、病理、病理生理、胚胎、微生物等学科，因长期缺少经费，学科萎缩、人才断档；临床研究，如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艾滋病等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这些疾病的危害都远远大于非典。没有对一个医学学科发展长期稳定的支持，即使有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快速反应，也不可能带来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的高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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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科教司司长祁国明指出，我国的医学科研单位目前有的连人头费都难以保证，经费支持不仅覆盖面差，也缺乏长期稳定的支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指出，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2002年的拨款为273.3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政府科研拨款总额1117.56亿美元的24.5%，仅次于对国防科研的拨款545.44亿美元(占总数的48.8%)。虽然“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均有关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资助渠道，但其中只有很有限的部分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研究，其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一个13亿人口大国防病治病研究的需要。因此，我国急需将医学科学的研究放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
国家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培堂认为当前科研的资源建设、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公卫信息和网络的建设和技术平台建设亟待加强。如细胞库、毒种库、菌种库等资源库虽有一些，但投入少、不完善，而且各自为政现象相当普遍。各种病原微生物数据库和生物信息库都是疾病预防控制从长计议必需的基础，SARS过去了，还会有别的病原体出来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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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我国应成立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或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这样一种专门的医学研究资助机制，并在我国各部门的核心医学和健康研究力量之间建立战略联盟，形成我国国立医学研究资助机制的研究基地，统一规划，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定期进行评估和必要的调整；同时开辟竞争性资助渠道，对全国范围的医学研究院校和机构进行择优支持。
从体制、机制的缺陷看——抢占制高点存在障碍
黄培堂认为，前一段非典相关统计数据上不来，科研机构之间相互保密、互设壁垒，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网络体系和工作机制的不畅与不顺，应深入分析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的弊端及观念上的差距。
刘谦指出，这次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我们不是差在了能力上，而是差在了已有资源和信息的有效利用上。长期以来科研体制的条块分割，体系不全，责任不明，支持不足，合作不畅，使有限的资源更加浪费。加上落后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使我们不能在紧急状态下，在国家层面有效利用和整合有限的资源。中国医科院药物所所长王晓良说，目前的现状是，假如一个单位得到了病毒毒株，即使自己的研究能力有限，也很难转给其他更有研究优势，而且想要开展工作的单位。全世界80%的非典病例在中国，但我国内地还没有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有影响的杂志上，而欧美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同行，截至目前已经在《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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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微生物检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杨瑞馥回顾了该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合作，仅用36小时就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新冠状病毒的全基因测序。深感协同攻关重要的他，对于目前有些单位还囿于部门利益，各自为战的情况深表忧虑。回首这段与时间赛跑的经历，杨瑞馥感触最深的是合作双方能够搁置部门利益，携手精诚合作的精神。当时的合作协议就是在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商定的，双方领导对于这个成本上百万元的高科技工程，没有对成果归属、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任何讨价还价，急切商谈的都是如何分工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测序。我们当时只是想怎么能给中国科技工作者争口气，这种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会使再困难的问题都变得简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倍奋和杨瑞馥研究员指出，现在很多科研单位具有较深的门户之见，生怕被别人抢了功，不愿与兄弟单位敞开合作。这一方面反映了科研协作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行的科研评奖机制使然。现在的科技评奖与研究人员的职称、收入、地位密切相关，一旦取得成果就可以高枕无忧，无需再为进一步成果转化而操心。因此，我们有90%的科研成果取得后就被束之高阁，无法转化成生产力，造成巨大的浪费。另外，科研人员每年报成果，专家和主管部门每年评成果，这种方式早期对鼓励科研人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事到如今，也应该改革了。因为比如说一个药研制成功，很难说是筛选，还是合成、药理起的作用，评奖却不能并列第一，影响了合作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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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态的浮躁看——科研规律不可违
近年来影响科研的浮躁心态，在非典时期也有表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科研需要时间，要有结果才发表。在人民群众生死攸关的时刻，应杜绝浮躁和炒作。轻诺寡信，于事无补。”王晓良认为，目前科技界的浮躁可以说已成众矢之的，然而浮躁的根子还是在科技体制上，特别是现有科技评价体系实际是造成这种浮躁的主要因素。北京市卫生局科教处主管科技的副处长王月香分析，科研单位的浮躁、政府的过分参与以及媒体的过度炒作是造成一些科研成果报道不那么符合实际的三个主要原因。
杨瑞馥认为应该给基础研究人员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美国20世纪70年代在发现军团菌肺炎后，对库存的50年代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血清进行回顾性检查的时候，居然也查到了军团菌抗体。这说明，病原体有可能在认识该病前就已经存在，SARS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目前对科学研究有一种求全责备的心态，一旦与传统上的认识不一致，就遭到质疑。其实，由于对SARS的了解还很有限，应该对科学研究更宽容一些。
这些年，我们火灾后反思，洪灾后反思，甲肝流行反思，非典暴发再反思。痛定思痛，为什么我们总是事后诸葛亮，总是在救火？这，恐怕才是应该真正反思的。,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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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入不足看——没有面的积累，难有点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刘谦指出，应对紧急的公共卫生或危害健康的事件，不仅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立，也应加强对医学科技的支持。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源于良好的疾控体系和机制，也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学科的发展没有面的积累，也很难有点的突破。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对医学科研的投入将会得到超常回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坚持长期对医学科研投入巨额支持的原因。这次非典突袭，暴露了我们科研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以确定病原体、药物筛选、疫苗研制为例，我国医药学科技领域有很好的技术储备和长期工作的积累，但受到条件和经费的严重制约，在这次抗非典的紧急行动中，能满足寻找病原体、疫苗研制、药物筛选和实验动物研究的P3实验室寥寥无几。而没有P3平台，使得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难展拳脚。有的医院、实验室这次是边工作边改建。医科院动物所的改造，为了抢时间不得已向企业借钱。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医学科学研究基金，很多学科得不到必要的经费支持，一些基本的基础学科，如解剖、病理、病理生理、胚胎、微生物等学科，因长期缺少经费，学科萎缩、人才断档；临床研究，如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艾滋病等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这些疾病的危害都远远大于非典。没有对一个医学学科发展长期稳定的支持，即使有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快速反应，也不可能带来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的高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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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培堂认为当前科研的资源建设、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公卫信息和网络的建设和技术平台建设亟待加强。如细胞库、毒种库、菌种库等资源库虽有一些，但投入少、不完善，而且各自为政现象相当普遍。各种病原微生物数据库和生物信息库都是疾病预防控制从长计议必需的基础，SARS过去了，还会有别的病原体出来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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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堂认为，前一段非典相关统计数据上不来，科研机构之间相互保密、互设壁垒，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网络体系和工作机制的不畅与不顺，应深入分析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的弊端及观念上的差距。
刘谦指出，这次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我们不是差在了能力上，而是差在了已有资源和信息的有效利用上。长期以来科研体制的条块分割，体系不全，责任不明，支持不足，合作不畅，使有限的资源更加浪费。加上落后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使我们不能在紧急状态下，在国家层面有效利用和整合有限的资源。中国医科院药物所所长王晓良说，目前的现状是，假如一个单位得到了病毒毒株，即使自己的研究能力有限，也很难转给其他更有研究优势，而且想要开展工作的单位。全世界80%的非典病例在中国，但我国内地还没有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有影响的杂志上，而欧美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同行，截至目前已经在《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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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态的浮躁看——科研规律不可违
近年来影响科研的浮躁心态，在非典时期也有表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科研需要时间，要有结果才发表。在人民群众生死攸关的时刻，应杜绝浮躁和炒作。轻诺寡信，于事无补。”王晓良认为，目前科技界的浮躁可以说已成众矢之的，然而浮躁的根子还是在科技体制上，特别是现有科技评价体系实际是造成这种浮躁的主要因素。北京市卫生局科教处主管科技的副处长王月香分析，科研单位的浮躁、政府的过分参与以及媒体的过度炒作是造成一些科研成果报道不那么符合实际的三个主要原因。
杨瑞馥认为应该给基础研究人员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美国20世纪70年代在发现军团菌肺炎后，对库存的50年代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血清进行回顾性检查的时候，居然也查到了军团菌抗体。这说明，病原体有可能在认识该病前就已经存在，SARS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目前对科学研究有一种求全责备的心态，一旦与传统上的认识不一致，就遭到质疑。其实，由于对SARS的了解还很有限，应该对科学研究更宽容一些。
这些年，我们火灾后反思，洪灾后反思，甲肝流行反思，非典暴发再反思。痛定思痛，为什么我们总是事后诸葛亮，总是在救火？这，恐怕才是应该真正反思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