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的中医学
匡 萃 璋
圣人之教
现存最早的中医典藉《黄帝内经》是以“圣人之教”为张本的：“是故上古圣人之教下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所谓“圣人之教”以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心于天人之间，以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有机的信念来观察和理解宇宙与人类。《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天地人是按一个统一的“大道”来运动的，人类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因此人生也只是“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即使是圣人也只能“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疾病则只是生命“浮沉”的偏离状态而已。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是“圣人之教”又是究心天人之际所发现的，整体阴阳的矛盾运动与协调和谐这一根本规律。这一点是一脉相承地贯穿在“东方神秘主义”的核心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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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是一种哲学。而在古代，哲学也就是科学。所谓“自然哲学”实际上是试图以哲学的思辩来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科学的本质是实证的，如何使哲学的思辩与科学的实证正确地结合，创造出实际的技术，以解决日常切用的问题？我们伟大的祖先在医学领域里进行了卓越的建构，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奇迹--中医学。
古圣人的方法，一方面是藉阴阳的矛盾差异，逐层地分析，引出种种中间命题，为四时之阴阳、昼夜之阴阳、人身之阴阳、脏腑气血之阴阳、药物性味之阴阳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药物性味、功效的深入观察体验而综合出与上述分析概念相对应的"象""性"--病象、证象、药性等实际知识和物化手段，使哲学的思辩与科学的实证相互契合，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概念体系和物化体系，并进一步通过理论←→实践之间的无数次检验、反馈、修正、扩张，使中医学由一个包含整体论基因的胚芽发育成参天大树。
一定的哲学总是衍生出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论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体物会心、司外揣内、司内揣外，于是它的方法论也必然是整体论的。所以中医的概念体系，彻头彻尾地打上整体论的印记。从天地之阴阳下推到肾阴肾阳，在理论思辩上是分析的，而在概念内涵上是整体综合的，并没有真正打开人体的“黑箱”。从整体出发，中医概念所蕴涵的必然侧重功能、联系、状态，而不是结构、实体、结果。而恰恰因为人体生命系统是一个最复杂、最富整体性的系统，所以中医学在以阴阳体系为坐标来描述与调控人“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所发生的偏离状态时，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只要想象一下，从1840年算起，西医大量传入中国至今才160年，而璜胺药、青霉素发明至今才60年，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白虎汤对于患大叶性肺炎、痢疾、乙型脑炎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救苦救难”的菩提甘露!
, 百拇医药
所以在即将步入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时刻，来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历史，我们会认识到中医学蕴藏的是一个世界观，一种哲学，一种文化，一种方法论，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技术体系。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睿智的祖先究心天人之际，以整体方法认识自我的结果。
百年困惑
17世纪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他们发现，天体的运行遵循着严格的机械与力学规律，分析的方法较之亚里士多德的预测方法，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更有助于达到对深层规律的揭示掌握和利用，于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机械论的还原论世界观以一种席卷全球的澎湃之势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究心的是物质与结构，而人则是处于研究对象之上的主宰者。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成为现代人类的响亮口号。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医学，也首先是把人作为生物机器来研究的。在分析--还原方法的引导下沿着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的下行方向逐层还原，使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越来越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藉助于伴随而来的各种干预手段如抗生素、激素、体液疗法等，使人类面临的健康问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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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蓬勃的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观浪潮，中医学在“上下求索”中彷徨跋涉，初欲援西证中，继欲衷中参西，进而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以致于今日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构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信念--概念体系--物化手段都难以在现代科学中求得诠释。通约，更无论找到同调或知音了。“当今日的中医学环顾四周时会发现，科技之林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树在科学规范这一‘基因’上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说现代科技知识背景是‘一片翠绿’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它的色彩与背景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
应该深切地认识到，医学的中西之别实则是古今之别，而古今之别又植根于世界观及方法论的层次之别，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次之别又是否有优劣之分呢？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而言，古代圣哲在面对一个纷繁复杂、万象叠罗的陌生世界时，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秩序”。因此，他们采用从“最简单的特殊”(如日月、水火、明暗、雌雄)出发，突然飞跃到“最高级的一般”(阴阳学说)，然后再推出种种中间命题(如气为阳、血为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湧泻为阴)的“预测方法”，这一途径不但是能动的、卓有成效的，而且是必由的、不可逾越的。亚里士多德与黄帝歧伯都是如此。
, 百拇医药
然而，当整体论的预测方法开拓到一定程度，同时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追求一种更为深入的、更为确切的知识又成为必须，所以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分析方法就应运而生。
从历史发展来看，如果说亚里士多德、黄帝歧伯迈出的是第一步--左脚，那么培根迈出的是第二步--右脚。从里程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远，从时序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现代"，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左右脚孰优孰劣，对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中西古今之别亦应作如是观。
东方文明、华夏文化、中医学历劫不磨，绵延至今的历史与现实就证明，它们有着自身的价值、活力与真理性。机械论、还原论的现代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不能包容传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衍生的科学知识。中医学的百年困惑其根源即在于岌岌于以彼证我。以西证中，以现代“化”古代，而忘记了“我心即佛”“求人不如求已。”
空谷足音
, 百拇医药 当中国的中医人士岌岌于现代的时候，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又兴起一股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思潮的出现首先有其社会学上的根源，因为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它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2)“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2)“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哲学上的根源，因为“从事实上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体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2)“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来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2)
更引人瞩目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挑战。鲜明地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主张。这一挑战首先来自现代科学的基石--物理学内部。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质疑，接着量子论又为我们描绘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物质--能量世界。以致于量子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玻尔认为，量子论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原理，似乎可以从道教、佛教的哲学中找到相似的表述。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就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有机联系的生态整体。而在素来被目的因困扰的生物学内部，尽管还原论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在发生生物学、进化论等方面，整体论获得巨大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生态学的发展为后现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针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有机论的整体论”，作为后现代科学的根本理念和科学方法论。于是整体论又被作为最“前沿”的科学方法推荐给世界，人类在自己的认识历程中似乎再一次迈出--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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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这一古老命题外，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还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3)“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3)后现代主义主张“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或许会发现这种“新的眼光”与古代圣哲的眼光何其相似!这种“秩序”与“一体”感，与中医学的理论与追求何其相似!
近百年来，当古老的中医学行进在“一片翠绿”的现代科技之林时，总会有一种“花繁木茂非我春”的孤寂，就象踽踽独行在茫茫空谷之中一样，而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
大道周行
《道德经》说：“大道周行”，“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返者道之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整体论的预测方法--到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又到有机论的整体方法，这一发展轨迹也正是“返者道之动”的生动体现，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螺旋式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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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科学在重新审视物质--精神，身--心关系时，把对心身疾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尽管“心身医学”在西方医学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们仍认为“心身相关解释在医学界极大地被忽视”，(4)而心身相关的理论在中医学中早就著之简册、施于临床。后现代主义说：“他们所论述的是‘心身相关的宇宙’因为他们在描述心身关系时，不是把它当作常规的因果关系的一个例外，而是把它当作无所不在的范式的实例”，(5)他们举证说：“量子物理学认为，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形式不完全是由施予它们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有一定的自决力量”，(5)“研究者们已经证实，在细菌中有类似于记忆和决策的东西”“对DNA和RNA大分子的研究表明，它们有类似于记忆的东西存在”。(5)对照“朴散则为器”(《道德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神机化灭，初入废则气立孤危”“根于内者神机，根于外者气立”，“阴阳者……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等论述，我们就会为古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如此地“不谋而合”“心心相印”感到震惊!
从人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中西、古今、离合、同异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并满怀信心地预期：经过百年来面对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排斥、怀疑、审视、格拒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医学将在21世纪进入后现代时代的柳暗花明，豁然贯通。我们曾经欲“现代化”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整体方法所获取的对象、形成的体系，是不可能用还原方法来割裂、诠释、验证的。后现代化正向我们走来，天道好返，真理不泯，只有汇入有机论的整体论体系中，中医学才能涅槃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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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犁部长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自1982年掌卫生部以来，一直以发展中医事业、弘扬中医学术为急务，并把对中医典藉的整理、白话翻译和外文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崔部长逝世后，其子张晓彤先生创立“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继续此项工程。并以《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总序之大义询于刍荛。笔者以为，值此新的千年之交，置身于现代科学世界观薰陶下的当代青年，学习中医学首当明确的，就是中医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位及其缘由，因此写了上述几段文字。至于中医学术园地中的奇葩异卉，读者自可在学习中从容徉徜，亲手采掇，亲口品尝，白话翻译只不过作一桥梁而已。据张岱年教授说：“《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种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6)笔者期望有一天《黄帝内经》的外文版本也与《道德经》一样多，那时中医走向世界就真正成为现实了，而崔月犁、张晓彤先生筚路蓝缕之功也必定日久而弥彰。
参考文献：
(1)
匡萃璋：现代科学知识背景下的中医学，中国医药学报，1995.5。
(2) 大卫·雷·格里劳：《后现代科学》P3-4，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同(2)P7-11
(4) 同(2)P206
(5) 同(2)P208-209
(6) 谢龙：《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P10，人民出版社，1996。, http://www.100md.com
圣人之教
现存最早的中医典藉《黄帝内经》是以“圣人之教”为张本的：“是故上古圣人之教下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所谓“圣人之教”以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究心于天人之间，以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有机的信念来观察和理解宇宙与人类。《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天地人是按一个统一的“大道”来运动的，人类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因此人生也只是“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即使是圣人也只能“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疾病则只是生命“浮沉”的偏离状态而已。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是“圣人之教”又是究心天人之际所发现的，整体阴阳的矛盾运动与协调和谐这一根本规律。这一点是一脉相承地贯穿在“东方神秘主义”的核心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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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是一种哲学。而在古代，哲学也就是科学。所谓“自然哲学”实际上是试图以哲学的思辩来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科学的本质是实证的，如何使哲学的思辩与科学的实证正确地结合，创造出实际的技术，以解决日常切用的问题？我们伟大的祖先在医学领域里进行了卓越的建构，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奇迹--中医学。
古圣人的方法，一方面是藉阴阳的矛盾差异，逐层地分析，引出种种中间命题，为四时之阴阳、昼夜之阴阳、人身之阴阳、脏腑气血之阴阳、药物性味之阴阳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药物性味、功效的深入观察体验而综合出与上述分析概念相对应的"象""性"--病象、证象、药性等实际知识和物化手段，使哲学的思辩与科学的实证相互契合，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概念体系和物化体系，并进一步通过理论←→实践之间的无数次检验、反馈、修正、扩张，使中医学由一个包含整体论基因的胚芽发育成参天大树。
一定的哲学总是衍生出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论是主客一体、物我交融、体物会心、司外揣内、司内揣外，于是它的方法论也必然是整体论的。所以中医的概念体系，彻头彻尾地打上整体论的印记。从天地之阴阳下推到肾阴肾阳，在理论思辩上是分析的，而在概念内涵上是整体综合的，并没有真正打开人体的“黑箱”。从整体出发，中医概念所蕴涵的必然侧重功能、联系、状态，而不是结构、实体、结果。而恰恰因为人体生命系统是一个最复杂、最富整体性的系统，所以中医学在以阴阳体系为坐标来描述与调控人“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所发生的偏离状态时，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只要想象一下，从1840年算起，西医大量传入中国至今才160年，而璜胺药、青霉素发明至今才60年，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白虎汤对于患大叶性肺炎、痢疾、乙型脑炎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救苦救难”的菩提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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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即将步入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时刻，来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历史，我们会认识到中医学蕴藏的是一个世界观，一种哲学，一种文化，一种方法论，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技术体系。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睿智的祖先究心天人之际，以整体方法认识自我的结果。
百年困惑
17世纪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他们发现，天体的运行遵循着严格的机械与力学规律，分析的方法较之亚里士多德的预测方法，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从多元还原为一元更有助于达到对深层规律的揭示掌握和利用，于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机械论的还原论世界观以一种席卷全球的澎湃之势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究心的是物质与结构，而人则是处于研究对象之上的主宰者。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成为现代人类的响亮口号。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医学，也首先是把人作为生物机器来研究的。在分析--还原方法的引导下沿着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原子的下行方向逐层还原，使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越来越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藉助于伴随而来的各种干预手段如抗生素、激素、体液疗法等，使人类面临的健康问题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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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蓬勃的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观浪潮，中医学在“上下求索”中彷徨跋涉，初欲援西证中，继欲衷中参西，进而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以致于今日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构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信念--概念体系--物化手段都难以在现代科学中求得诠释。通约，更无论找到同调或知音了。“当今日的中医学环顾四周时会发现，科技之林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近代科技之树在科学规范这一‘基因’上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说现代科技知识背景是‘一片翠绿’的话，那么中医学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它的色彩与背景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
应该深切地认识到，医学的中西之别实则是古今之别，而古今之别又植根于世界观及方法论的层次之别，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次之别又是否有优劣之分呢？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而言，古代圣哲在面对一个纷繁复杂、万象叠罗的陌生世界时，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秩序”。因此，他们采用从“最简单的特殊”(如日月、水火、明暗、雌雄)出发，突然飞跃到“最高级的一般”(阴阳学说)，然后再推出种种中间命题(如气为阳、血为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湧泻为阴)的“预测方法”，这一途径不但是能动的、卓有成效的，而且是必由的、不可逾越的。亚里士多德与黄帝歧伯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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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整体论的预测方法开拓到一定程度，同时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追求一种更为深入的、更为确切的知识又成为必须，所以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分析方法就应运而生。
从历史发展来看，如果说亚里士多德、黄帝歧伯迈出的是第一步--左脚，那么培根迈出的是第二步--右脚。从里程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远，从时序上看第二步比第一步更"现代"，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左右脚孰优孰劣，对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中西古今之别亦应作如是观。
东方文明、华夏文化、中医学历劫不磨，绵延至今的历史与现实就证明，它们有着自身的价值、活力与真理性。机械论、还原论的现代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不能包容传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衍生的科学知识。中医学的百年困惑其根源即在于岌岌于以彼证我。以西证中，以现代“化”古代，而忘记了“我心即佛”“求人不如求已。”
空谷足音
, 百拇医药 当中国的中医人士岌岌于现代的时候，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又兴起一股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后现代思潮的出现首先有其社会学上的根源，因为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的现代世界观“它导致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没有阻止(或许甚至是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分裂、虚无主义和毁灭的产生”(2)“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2)“现代性不仅导致了世界的异化而且导致了人的异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哲学上的根源，因为“从事实上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体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2)“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来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2)
更引人瞩目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挑战。鲜明地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的主张。这一挑战首先来自现代科学的基石--物理学内部。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质疑，接着量子论又为我们描绘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物质--能量世界。以致于量子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玻尔认为，量子论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原理，似乎可以从道教、佛教的哲学中找到相似的表述。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就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有机联系的生态整体。而在素来被目的因困扰的生物学内部，尽管还原论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在发生生物学、进化论等方面，整体论获得巨大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生态学的发展为后现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针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还原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有机论的整体论”，作为后现代科学的根本理念和科学方法论。于是整体论又被作为最“前沿”的科学方法推荐给世界，人类在自己的认识历程中似乎再一次迈出--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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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这一古老命题外，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还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3)“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3)后现代主义主张“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或许会发现这种“新的眼光”与古代圣哲的眼光何其相似!这种“秩序”与“一体”感，与中医学的理论与追求何其相似!
近百年来，当古老的中医学行进在“一片翠绿”的现代科技之林时，总会有一种“花繁木茂非我春”的孤寂，就象踽踽独行在茫茫空谷之中一样，而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
大道周行
《道德经》说：“大道周行”，“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返者道之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整体论的预测方法--到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又到有机论的整体方法，这一发展轨迹也正是“返者道之动”的生动体现，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螺旋式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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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科学在重新审视物质--精神，身--心关系时，把对心身疾病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尽管“心身医学”在西方医学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们仍认为“心身相关解释在医学界极大地被忽视”，(4)而心身相关的理论在中医学中早就著之简册、施于临床。后现代主义说：“他们所论述的是‘心身相关的宇宙’因为他们在描述心身关系时，不是把它当作常规的因果关系的一个例外，而是把它当作无所不在的范式的实例”，(5)他们举证说：“量子物理学认为，物质和能量的基本形式不完全是由施予它们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有一定的自决力量”，(5)“研究者们已经证实，在细菌中有类似于记忆和决策的东西”“对DNA和RNA大分子的研究表明，它们有类似于记忆的东西存在”。(5)对照“朴散则为器”(《道德经》)“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神机化灭，初入废则气立孤危”“根于内者神机，根于外者气立”，“阴阳者……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等论述，我们就会为古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如此地“不谋而合”“心心相印”感到震惊!
从人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中西、古今、离合、同异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并满怀信心地预期：经过百年来面对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排斥、怀疑、审视、格拒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医学将在21世纪进入后现代时代的柳暗花明，豁然贯通。我们曾经欲“现代化”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整体方法所获取的对象、形成的体系，是不可能用还原方法来割裂、诠释、验证的。后现代化正向我们走来，天道好返，真理不泯，只有汇入有机论的整体论体系中，中医学才能涅槃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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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犁部长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自1982年掌卫生部以来，一直以发展中医事业、弘扬中医学术为急务，并把对中医典藉的整理、白话翻译和外文翻译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崔部长逝世后，其子张晓彤先生创立“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继续此项工程。并以《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总序之大义询于刍荛。笔者以为，值此新的千年之交，置身于现代科学世界观薰陶下的当代青年，学习中医学首当明确的，就是中医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位及其缘由，因此写了上述几段文字。至于中医学术园地中的奇葩异卉，读者自可在学习中从容徉徜，亲手采掇，亲口品尝，白话翻译只不过作一桥梁而已。据张岱年教授说：“《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种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6)笔者期望有一天《黄帝内经》的外文版本也与《道德经》一样多，那时中医走向世界就真正成为现实了，而崔月犁、张晓彤先生筚路蓝缕之功也必定日久而弥彰。
参考文献：
(1)
匡萃璋：现代科学知识背景下的中医学，中国医药学报，1995.5。
(2) 大卫·雷·格里劳：《后现代科学》P3-4，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同(2)P7-11
(4) 同(2)P206
(5) 同(2)P208-209
(6) 谢龙：《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P10，人民出版社，1996。,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