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医的世纪
——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问
(1995年5月)
问：崔老，您是我国卫生界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担任卫生部长时，您就提出要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主张，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您能否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
答：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但在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医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对中西医认识上的不一致,中医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走了一条艰难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创立新的学派”。本来这是个非常好的主张，为中医在新时代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但那时我们国家整个路线都是“左”的，当时认为我们大干快上用十年八年就一定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学派，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加上讲阶级斗争，批判牛鬼蛇神封资修，一些老中医被当作封建残余臭老九，被打倒赶回了家，中医的骨干被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怎么可能？中医没有骨干，就由西医去创造，西医很快占领了中医的阵地。1978年我恢复工作到卫生部当副部长，服从组织安排，主管中医工作，当时中医是什么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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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全国有中医院371所，文革中搞掉了200所，只剩余100多所，这100多所还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1982年，湖南衡阳会议上，我提出中医就是中医，不能用西医消灭中医；中西医结合不是谁占领谁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应是一种高级结合，它所用的方法应既不同于原来中医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医的方法，是在更高层次上寻找结合点。我们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却唱着流行歌曲的调子，保持中医的纯粹性这是中医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点，从此我们在政策上开始重视中医了，但是怎样才能把中医发展起来，还是个大问题。中医的真正发展首先要国家增加对中医的投入。1982年重新修订宪法时，彭真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医你要好好地抓，后来又派王汉斌同志和我谈怎样发展中医。经过讨论，我们在宪法中加入了“发展传统医和现代医”这样的字句。1985年，我们向国家争取到1亿元发展中医专款，在当年的卫生厅局长会议上，我对各省卫生界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些钱来发展传统医学，我不提多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必须要每个县建立中医院，如果是少数民族山区，应按他们的需要建民族医院；第二条，加强中医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数民族的蒙医、藏医、维医要建立医学院，傣医要建立卫生学校。”先把传统医学的庙建起来，有了庙，请神就比较容易了。到了1985年，我们有了近1600所中医院，现在已到2000多所，中医学院有了30所。可以说，中国的中医事业发展也只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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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崔老，您在前面提到在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西医曾一度取代中医占据领导地位，事实上由于西医在医疗技术和诊治手段等方面与现代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发展极快，而中医的发展相对缓慢，因此有人提出应把中医西医化，或者说中医向西医看齐，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
有三个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一是发展中医，一是发展中西医结合，一是发展西医。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1984年我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书记处提出中医不能丢，中西医结合要继续搞。中医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它所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中医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它的整体观、辩证思想、天人合一等东西在西医里是没有的。虽然中医不像西医直观、量化，可以测定，但中医在临床的实践中是极富成效的。有些在西医看来是没有办法的病，中医一看就见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诊治方法也许在实验室做不出来，可在客观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检验。人们常说：“西医治表，中医治里”，可见大家对中医神奇的疗效还是十分信服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医也重视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振兴科学，在学习了德国的细胞学后，取消了汉医。1979年我访问日本，日本医学会西医会会长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中医非常好，我们取消汉医是个错误”。如果按西医的测验手段，取消中医很容易。比如号脉，中医认为正脉反脉共有80多种，可西医的脉像仪只能测出几种，如果因为仪器无法测出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的态度才是不科学的。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它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地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对中医这种有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东西，我们更应努力挖掘发展。也只有在中医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西医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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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我国中医药界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科研经费不足，人才的缺失等，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在对中医的研究和应用上非常下功夫，也达到了相当水平。两相对照，有人惊呼：中国的中医再不奋发向前，恐怕不久就将变成日医、韩医了。你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危言耸听？您对目前中医面临的困境怎么看？
答：这种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好多中药，比如六神丸，日本人拿过去后很快就占领了世界市场。还有救心丸，这是我们研制了几十年的国家级新药啊，可现在日本生产的的确比我们自己的好。日本不仅想在中医药上占领世界市场，他们还专门扶植“东方医学”向世界发展。针灸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跟我们斗了两三年，他们一定要按日本的穴位作为世界通用的标准，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想把世界针灸协会放在日本，我们争了好久，才把它放在中国。气功也是如此。为什么我现在还当着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的主席？主要就是要和外国人竞争，气功是中国的国宝，我们不能像景泰蓝那样把它给丢掉了。
现在我们在中医研究方面的投入是不够的，许多好的想法因为缺少资金实现不了。1986年我访美时，洛杉矶几个卫生专家说他们打算办一个中西医结合学院，讲一些中医课程，我听了很感兴趣，问他们讲些什么？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些什么？他们说最感困难的是中国的文言文，太令人费解。这对我很有启发，中医要走向世界不仅仅要有实践，还应有一套让世界人民看得懂的理论。我们有那么多的典籍，应该翻译出来。后来我通过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的专家开了个单子，把一个普通人要成为中医高级专家必读的120部书列了出来，这是从上万部书里精选出来的。我想把它们译成白话文，从保健、饮食、医疗各个方面，出一个系列，但因为没有钱，这想法也就只有被人赞成而无法实现。从卫生部长的位置上退下后，我曾组织100多名专家分4个小组把4部医学经典译成白话文，一共出了5000册，本打算再译成英、法、德、日文，后来没钱也就算了。在中药的研制和开发上也是如此，如果国家能在大医院有规模地对中药药效进行临床检验，然后规模生产，普及国内，打入国际，中药的发展就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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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次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国杰出青年中医评选活动，这么大的规模在国内还是首次。应该说这对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您是这次活动的名誉主任，能否就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觉得这次活动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选出的青年杰出中医不是只有一方一剂，也不是西医化了的中医，他们遵从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法，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第二，这批青年对我们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掌握得很好；第三，他们有突出的临床实践经验，医术很高，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第四，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素质，当他们跨进二十一世纪时，他们将是中医界骨干，是下个世纪中国中医发扬光大的希望之所在。综合这些，由全国青联和中国中医药学会组织的这次评选活动，为我国中医学界培养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做了一件大事，对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意义和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问：发展中医事业需要我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您认为全社会应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创造些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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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今年年初我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封信，比较详细地谈了我在发展中医事业方面的看法，主要有四点：第一，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培养出真正高水平的中医，而不是半中半西低水平低层次的中医。我不反对在中医学院开设西医课程，但我们不应在学生一、二年级打基础时，让他们先入为主地按西医的方法理论学习，到三、四年级时才开始接触中医，我们应有一套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教育方法；第二，恢复带徒制，一是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对医生需求量很大的广大农村地区，二是这种教学方式对中医水平层次的提高大有裨益，我们应该让有实践经验的老中医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第三我们的中成药应由国家有计划地开发，不能让外国人占领世界中药市场；第四，国家对中医投入要增加，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可我们对中医的投入却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如果在中医投入上再不下大力气，中医药的研究就有可能落在别人后头，更谈不上为十二亿人民的健康作贡献。
问：作为医学界老前辈，请您对中国年轻的中医药品工作者提点要求和希望。
答：现在吸引年轻人的热门行业很多，真正愿沉下心来学习中医的并不多。中国是中医的发源地，如果不把中医这块国宝发扬光大，没有相当多的继承人，我们将会愧对祖宗。毛主席说，中医要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贡献。如果我们二十一世纪没有一批年轻的有水平的中医，这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遗憾，也是人类医疗卫生界的遗憾，对医学界是个失望，对世界也是个失望。在这里，我对有志于发展中医、学习中医的年轻人的希望是：如果选择了中医这个行业，就要好好利用现有的条件，打好基础，学好理论，真正地把中医的精华学到手，为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人类的健康，为中医在二十一世纪的辉煌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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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崔老，您是我国卫生界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担任卫生部长时，您就提出要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主张，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您能否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
答：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但在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医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对中西医认识上的不一致,中医事业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走了一条艰难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要“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创立新的学派”。本来这是个非常好的主张，为中医在新时代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但那时我们国家整个路线都是“左”的，当时认为我们大干快上用十年八年就一定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学派，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加上讲阶级斗争，批判牛鬼蛇神封资修，一些老中医被当作封建残余臭老九，被打倒赶回了家，中医的骨干被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怎么可能？中医没有骨干，就由西医去创造，西医很快占领了中医的阵地。1978年我恢复工作到卫生部当副部长，服从组织安排，主管中医工作，当时中医是什么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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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全国有中医院371所，文革中搞掉了200所，只剩余100多所，这100多所还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1982年，湖南衡阳会议上，我提出中医就是中医，不能用西医消灭中医；中西医结合不是谁占领谁的问题，中西医结合应是一种高级结合，它所用的方法应既不同于原来中医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医的方法，是在更高层次上寻找结合点。我们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却唱着流行歌曲的调子，保持中医的纯粹性这是中医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是个转折点，从此我们在政策上开始重视中医了，但是怎样才能把中医发展起来，还是个大问题。中医的真正发展首先要国家增加对中医的投入。1982年重新修订宪法时，彭真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说中医你要好好地抓，后来又派王汉斌同志和我谈怎样发展中医。经过讨论，我们在宪法中加入了“发展传统医和现代医”这样的字句。1985年，我们向国家争取到1亿元发展中医专款，在当年的卫生厅局长会议上，我对各省卫生界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么些钱来发展传统医学，我不提多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必须要每个县建立中医院，如果是少数民族山区，应按他们的需要建民族医院；第二条，加强中医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数民族的蒙医、藏医、维医要建立医学院，傣医要建立卫生学校。”先把传统医学的庙建起来，有了庙，请神就比较容易了。到了1985年，我们有了近1600所中医院，现在已到2000多所，中医学院有了30所。可以说，中国的中医事业发展也只是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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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崔老，您在前面提到在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西医曾一度取代中医占据领导地位，事实上由于西医在医疗技术和诊治手段等方面与现代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发展极快，而中医的发展相对缓慢，因此有人提出应把中医西医化，或者说中医向西医看齐，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答：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
有三个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一是发展中医，一是发展中西医结合，一是发展西医。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1984年我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书记处提出中医不能丢，中西医结合要继续搞。中医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它所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中医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它的整体观、辩证思想、天人合一等东西在西医里是没有的。虽然中医不像西医直观、量化，可以测定，但中医在临床的实践中是极富成效的。有些在西医看来是没有办法的病，中医一看就见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诊治方法也许在实验室做不出来，可在客观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检验。人们常说：“西医治表，中医治里”，可见大家对中医神奇的疗效还是十分信服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医也重视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振兴科学，在学习了德国的细胞学后，取消了汉医。1979年我访问日本，日本医学会西医会会长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中医非常好，我们取消汉医是个错误”。如果按西医的测验手段，取消中医很容易。比如号脉，中医认为正脉反脉共有80多种，可西医的脉像仪只能测出几种，如果因为仪器无法测出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的态度才是不科学的。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它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地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对中医这种有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东西，我们更应努力挖掘发展。也只有在中医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西医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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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我国中医药界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科研经费不足，人才的缺失等，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在对中医的研究和应用上非常下功夫，也达到了相当水平。两相对照，有人惊呼：中国的中医再不奋发向前，恐怕不久就将变成日医、韩医了。你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危言耸听？您对目前中医面临的困境怎么看？
答：这种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好多中药，比如六神丸，日本人拿过去后很快就占领了世界市场。还有救心丸，这是我们研制了几十年的国家级新药啊，可现在日本生产的的确比我们自己的好。日本不仅想在中医药上占领世界市场，他们还专门扶植“东方医学”向世界发展。针灸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跟我们斗了两三年，他们一定要按日本的穴位作为世界通用的标准，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想把世界针灸协会放在日本，我们争了好久，才把它放在中国。气功也是如此。为什么我现在还当着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的主席？主要就是要和外国人竞争，气功是中国的国宝，我们不能像景泰蓝那样把它给丢掉了。
现在我们在中医研究方面的投入是不够的，许多好的想法因为缺少资金实现不了。1986年我访美时，洛杉矶几个卫生专家说他们打算办一个中西医结合学院，讲一些中医课程，我听了很感兴趣，问他们讲些什么？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些什么？他们说最感困难的是中国的文言文，太令人费解。这对我很有启发，中医要走向世界不仅仅要有实践，还应有一套让世界人民看得懂的理论。我们有那么多的典籍，应该翻译出来。后来我通过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的专家开了个单子，把一个普通人要成为中医高级专家必读的120部书列了出来，这是从上万部书里精选出来的。我想把它们译成白话文，从保健、饮食、医疗各个方面，出一个系列，但因为没有钱，这想法也就只有被人赞成而无法实现。从卫生部长的位置上退下后，我曾组织100多名专家分4个小组把4部医学经典译成白话文，一共出了5000册，本打算再译成英、法、德、日文，后来没钱也就算了。在中药的研制和开发上也是如此，如果国家能在大医院有规模地对中药药效进行临床检验，然后规模生产，普及国内，打入国际，中药的发展就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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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次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国杰出青年中医评选活动，这么大的规模在国内还是首次。应该说这对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您是这次活动的名誉主任，能否就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觉得这次活动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选出的青年杰出中医不是只有一方一剂，也不是西医化了的中医，他们遵从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法，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第二，这批青年对我们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掌握得很好；第三，他们有突出的临床实践经验，医术很高，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第四，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素质，当他们跨进二十一世纪时，他们将是中医界骨干，是下个世纪中国中医发扬光大的希望之所在。综合这些，由全国青联和中国中医药学会组织的这次评选活动，为我国中医学界培养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做了一件大事，对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意义和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问：发展中医事业需要我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您认为全社会应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创造些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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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今年年初我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封信，比较详细地谈了我在发展中医事业方面的看法，主要有四点：第一，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培养出真正高水平的中医，而不是半中半西低水平低层次的中医。我不反对在中医学院开设西医课程，但我们不应在学生一、二年级打基础时，让他们先入为主地按西医的方法理论学习，到三、四年级时才开始接触中医，我们应有一套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教育方法；第二，恢复带徒制，一是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对医生需求量很大的广大农村地区，二是这种教学方式对中医水平层次的提高大有裨益，我们应该让有实践经验的老中医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第三我们的中成药应由国家有计划地开发，不能让外国人占领世界中药市场；第四，国家对中医投入要增加，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可我们对中医的投入却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如果在中医投入上再不下大力气，中医药的研究就有可能落在别人后头，更谈不上为十二亿人民的健康作贡献。
问：作为医学界老前辈，请您对中国年轻的中医药品工作者提点要求和希望。
答：现在吸引年轻人的热门行业很多，真正愿沉下心来学习中医的并不多。中国是中医的发源地，如果不把中医这块国宝发扬光大，没有相当多的继承人，我们将会愧对祖宗。毛主席说，中医要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贡献。如果我们二十一世纪没有一批年轻的有水平的中医，这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遗憾，也是人类医疗卫生界的遗憾，对医学界是个失望，对世界也是个失望。在这里，我对有志于发展中医、学习中医的年轻人的希望是：如果选择了中医这个行业，就要好好利用现有的条件，打好基础，学好理论，真正地把中医的精华学到手，为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人类的健康，为中医在二十一世纪的辉煌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