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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同志的讲话(摘录)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1日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崔老会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来到卫生部担任副部长、部长,分管和领导中医工作的。上任不久,面对“四人帮”对中医工作严重破坏的局面,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革命年代造就的非凡气魄,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于1982年召开了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衡阳会议”。衡阳会议的主题是保持发扬中医特色、振兴中医。本人就是受衡阳会议精神的感召,开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的。

    崔老会长在中国中医药学会任职18年。95年3月中旬在中西医结合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崔会长问:“中医学会的韦黎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呢?”当他知道韦黎就是我的笔名时,爽朗地笑着说:“你让我好找啊!你的文章我仔细看过了,我已经批给中医学会秘书长,让他们打印成单行本发到各省、市学会,希望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讨论。”当时我不由得一惊:他已经75岁的老人了,对学术问题还那么关心,那么敏锐。他直率、风趣地说:“我主张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这个观点我是从工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你从理论上把它讲透彻了,这也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你对中西医结合误区的分析符合历史、实事求是,所以最后的定义是科学的,有说服力。”接着他认真地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待中西医两者的关系,核心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先从实践入手,提高临床疗效,共同服务于病人。至于创造统一的新医学体系,那是指医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中西结合为一的医学体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恐怕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可能实现。说今天已经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医学体系,那就不是事实了。现在中医学术发展的核心仍然是保持特色、发扬优势。中医学术全面振兴了,中西医结合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他的概括言简意赅,直截了当,既准确、又全面。分手时他叮咛我:理论研究很重要,软科学研究更是中医的薄弱环节,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嘱我今后再有软科学方面的新文章发表,一定先送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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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对40年来中医基础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一言未发,从头到尾听得很认真。会后他来电话找我,一见面便说:“我打算编一部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医事业与学术的发展做一些回顾,希望启发大家对中医事业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一下冷静的总结和思考,使人们从中分辨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子来,免得以后走弯路。”他语气严峻地说:“在会上听了专家的意见,感到压力很大。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者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到那时,我们和你们这一代人就都是历史的罪人了!”他要诸国本同志和我辅助他,把20年来在事业发展、理论研究、战略思考方面的好观点、好文章,收集、整理一下交给他。并要求在中医学会换届之前先出一集,作为他从会长位子上退下来时留给中医界的礼品。这就是以后由他担任主编而出版的《中医深思录》第一卷。

    1997年8月《中医沉思录》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12月20日,即北京市召开中医工作会议前夕,崔老会长要我再给他送去二百册《中医沉思录》,他除了送给参加会议的各位代表外,还准备送给一些关心、支持中医发展的各界领导和有关人士。那天,他显得很高兴,也很激动,使我又一次领略了他那赤诚坦荡、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怀,聆听了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他指着《中医沉思录》说:“一本书如果只有人说好,没有人批评甚至反对,那就千奇百怪了。”当我谈到有些专家打算写书评向学术界推荐《中医沉思录》时,他说:“不要在报刊上发表赞扬的书评,我们不讲我们好,也不要别人称赞。观点、论证摆出来,还怕群众不认识?我希望把各方面的不同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分析,有什么不好呢?”他郑重地说:“中医上的困难,集中起来就是‘两个西化’-学术上不尊重中医自身规律,用西医的观点、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是一个西化;医疗、教学、科研的管理上,不加消化地搬用西医的一套,也是一个西化。彻底扭转西化倾向,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既需要努力,也会有牺牲。中医近百年里在这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浪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如能减少事业上的浪费、学术上的损失,个人做出一些牺牲,算什么!”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致重,你还年轻,在理论、学术研究上要有书卷味、学究气,更要有勇气和骨气。你搞软科学研究,就要敢于坚持经过深思熟虑、来自于科学与实践中的正确观点。不随波逐流,也不要怕有人误解。我知道你,许多老中医更了解你、支持你。要多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敬业精神,也要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人格。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好事。为了振兴中医,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就是遇到打击和非难,也没有什么。有‘双百’方针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还怕打成右派吗?一代代的科学家走了,科学研究成果永留在世,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他那坦然、无私的肺腑之言,使我开口便溢出了前人的两句话:“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千秋。”他爽朗地大笑着,连声说:“好、好、好!人民的健康需要中医,我们就继承发扬中医,抓住不放。”离开他的住所,脑子里一直回旋着两句名言:“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就是崔月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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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概希望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苦心,98年1月20日又写给我一封信。信中说:“在中医振兴中,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现象。我不主张点名争论,我主张丝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从正面来逐步深入地加以论证,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请上上下下各界参考评论,从实践中证明哪些提法、观点、预测是正确的,请医、教、研和行政工作的同志们选择。”他的叮嘱是对我的厚爱,也是对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要求。没有想到98年12月20日的谈话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更没有想到98年1月20日写给我的信竟成为他一生的绝笔。一年来每思及此,就使我感到不尽的怀念,令人泪下,催我振奋。

    崔老会长把他的后半生完全献给了中医。他忠实地按照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高高举起了“保持发扬中医特色”、“振兴中医”的旗帜。他在管理工作中正确地处理了学术和事业的关系,始终把遵照中医自身规律、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放在振兴中医事业的首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在学术界广交朋友,逐步使自己成为中医药学术的内行,并投身到生产力(即学术)的开发与推广上来。为了给更多的人提供学习中医的方便,为了让中医尽快走向世界,他从1987年起,即着手筹划中医古籍的白话翻译工作。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经过他精心运筹,《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终于在1998年1月8日全面起动。令人痛心的是,不到一个月他竟因心脏病骤发而与世长辞了。我们深信,在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努力下,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老子曾经说过:“死而不亡者寿”。崔月犁老会长就是这样一位寿者。今天我们缅怀他,就是要不忘教诲、牢记使命,为振兴中医而不解努力。老会长,安息吧!待到中医辉煌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