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园春色关不住
—来自中医的国情报告
张晓彤 吴中云
说到国情研究，还没有见到在哪一个领域或在哪一个行业象中医这样，似乎人人都熟悉，却又都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几乎家家都离不开，却又都误解甚多、偏见甚多。我们常常听到“中医不科学”的说法，常常接受“西医来得快，中医来得慢”、“中医治不了大病急病”的看法，常常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做法。中医真的就有这麽大的局限性，真就这麽无能、这麽浅薄、非要依附于西医不可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医以深邃严谨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有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极为丰富的临床实践。中医是在捕捉人与自然、社会的相关运动的不协调中，查找机体的问题，是在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中，使机体恢复调和平衡状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仅概括了西方医学对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精神、人文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而且还大大早于它、高于它、远远深于它。临床上的无数事例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显示了中医的神奇。中医不仅可以治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也可以治急病、重病，还可以治疑难病；被称之为“不可逆”、“绝症”而在中医手中起死回生的患者，早已不可胜数。如果能客观、平等、公正地评价中医，就不难看到中医所创造的奇迹，远多于断手再植、剖割巨瘤……；如果能象扶植其它医学一样地在中医上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国以至全人类早已享有更高的保健医疗服务。当今中医之命运，正如一位老中医所说，就象当年“和氏璧”之命运，人们对中医价值的认识，与其本身实际的珍贵价值严重背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振兴发展中医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认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看清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多麽幼稚和愚蠢。
, 百拇医药
中医教育必须改革
我国现在30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毕业生近万人，解放以来中医药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授……从无到有，人数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按说中医药队伍的新鲜血液，完全可以带来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春天，令人费解的是，偏偏出现了中医药队伍严重后继乏人的怪事。中医药队伍从五十年代的近百万人，锐减到五十多万；中医药真正的高级人才，集中在七八十岁的高龄代，能治病、治急病、治重病的中医随着年龄段的降低越来越少，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中医药高级人才极度匮乏。
崔月犁同志生前为此曾致信全国各主要中医药高等院校负责人，调查了解到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西医课程比重过大、忽视中医经典理论、与中医临床脱节等问题，他在汇集归纳后，写信给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一些中医老专家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致信中央领导，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全面的解决，相反，有些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运用中医给人看病，只会钻在实验室里做老鼠实验，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误我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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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院校开设“传统班”、“继承班”，民间社会办学也有类似的举措，虽不失为一个探索，但力量弱小，影响不大，作用甚微。崔月犁同志当年设想，全国能有300万—400万中医，其中能有50万高级中医人才，唯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医疗保健事业的需求，才能使中医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中医药教育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策，总结出一套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教育方法。
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当时的统治当局歧视和压制中医，仍然有许多民间开办的中医院校，如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等，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有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中医学家，成为普济苍生的名医。然而，当代中医院校却无法培养出这样的名医大家了。如果以办学的硬件条件而论，如今的中医院校比丁甘仁、施今墨当年的办学条件不知要强多少倍，为什么学生的质量反而下降了呢？主要原因在于办学思想和教学机制。早在1962年，秦伯未、任应秋、陈慎吾等5位先生普联名上书，提出了《对修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要求增加《内经》的授课时数，以便使学生“对祖国医学理论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增强学生阅读古代著作的能力，给他们今后的钻研一把开关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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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意见》不仅在当时是切中时弊，而且在今天仍然极富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秦伯未等先生的正确意见不仅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党纲领”而受到批判，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教育走入误区，使中医高级人才的培养受到极大影响，进而危及到了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中医教育必须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彻底改变现行中医院校的办学思想和教学体制。
中医历史上出现过的名医大家，都有深厚的文史功底。而国内现行的中、小学教育，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因而不利于中医后备人才的培养。中医人才的培养应该像足球那样，从娃娃抓起。建议中医院校像艺术类院校一样，设立附中和附小，在附中、附小中适当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将来对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才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最近一段时间，祝谌予、董建华、赵绍琴、刘渡舟、索延昌等著名中医相继逝世，而后继者又难以企及这些名家的水准，使人们备感改革中医教育的迫切性。今日的中医教育特别需要一批像丁甘仁、施今墨、恽铁樵、张山雷、秦伯未那样杰出的中医教育家，来完成振兴中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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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医的普及教育更令人耽忧，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普及教育中见不到中医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大忽视。希望教育部门能认真将中医普及教育问题及早纳入议事日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一件大事。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领先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如果再把中医丢了，我们将愧对祖宗，愧对子孙。
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
谁都知道，在足球场上不能运用打篮球的规则；在京剧舞台上，再冠以“现代”、“革命”的头衔，也不能改为流行歌曲的调子；河北梆子如果能和芭蕾舞“接轨”，恐怕就是“活见鬼”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偏偏在对待中医药上一再糊涂。
中医的基本特色包括整体观和个体化治疗等。
中医的整体观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譬如中医将人体内在的脏腑和体表的器官组织加以联系，有“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唇，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等观点，西医则通常仅针对局部病灶进行治疗。在个体化治疗方面，中医的辨证施治，以及对应于千变万化的病情而采用的千变万化的方剂，更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所难以企及的。在中医学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上，不仅留下了精辟的理论，丰厚的典籍，而且留下了无数的医案。这些医案是亿万人的珍贵医疗档案，是一座博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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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医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崇尚西医而贬薄中医的潮流就从未平息过。1929年，国民党政府曾提出过“废止中医案”，后经全国中医界反对而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中医持支持态度。崔月犁同志任卫生部部长期间，也曾大力支持和促进中医的发展。尽管政府对中医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实际运作上，崇尚西医而贬薄中医的思潮依然存在。而这些思潮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具体的举措上体现出来，进而严重影响了中医的发展。
中医医院一味地贪大求洋，和西医医院的差别越来越小，本来以望闻问切的科学诊断为主的中医，却反过来，几乎完全依赖于“现代化”设备、仪器；本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却一反常理，单纯根据检查指标用药；在不以为然中，几千年的经典被搁置，亿万人的实践被忽略，有药无方的浅薄取代了凝练粹取的感悟、不求甚解的浮躁压制了下苦功夫的艰辛。
中医在攻克疑难绝顽病症上，几千年来，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好办法、好经验，许多都应该是医学科学的优秀成果，有些已经可以跻身于尖端科学的行列，但往往因为没接西医的轨，不合西医的理，被冠之于“土”、“不科学”、“没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对待中医上居然碰了壁，几千年亿万人的实践居然与科学不沾边，这个理讲得通吗？“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它的进步就在于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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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遭遇同样如此，几千年亿万人的实践不算了，在“耗子点头”之外，我们就真的束手无策了。我们作为中医药的超级大国，难道就不能有中国中医药自己的评审办法、自己的评审标准、自己的评审队伍吗？追随他人没能得到他人的青睐，依附于他人带来的却是自己的衰败。全世界每年300亿美圆中药产品交易额中，我们中国只占有3―5%的份额。一个劲儿地向左转，最后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实在让我们中国人的脸上热辣辣的。
无论什么事物都有本身的规律，无论什么改革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人以为我们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抵制现代科学、阻止规范工作、不懂发展变通，其实这仅仅是在挽救中医，防止中医名存实亡。真要等到从科学上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学习中医了，而我们真正懂得中医的人却没有了，该是多么可悲的结局。
发展中医药天地广阔
香港把发展中医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中医药潜在的能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令世人瞠目。 具有简、验、便、廉四大特点的中医，适合我国国情，尤其适合于我国广大农村。我国的社会健康医疗保险不可能和美国相同，如果按照美国的模式，把我国每年国民经济总收入全部用于此，也难以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我们的社区医疗在盲目地培训“全科医生”的时候，可曾想到我们的中医都是“全科”，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赶西方的时髦？广大农村的卫生院在花重金购置B超、X光机和其它高级设备的时候？为什么不首先把花钱少、作用大、方便群众的中药房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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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上，自清代叶天士开始，就提出了“药量轻灵”的主张。即用尽可能少的药物，来达到治病的目的。而要用较轻的药量达到预期的疗效，则需要有高超的医术。中医的这一“药量轻灵”的主张，不仅可为病人节省药费，而且减少病人摄入的药量，减轻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从根本上有益于人体的健康。然而，大概是由于“药量轻灵”的主张与医药企业的利润相悖，这一精辟而有益人类的科学主张近年来已鲜为人知。但是，为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的广大人民解除病患之苦，中医中药的作用显然是无可替代的。“药量轻灵”的主张也应该重新弘扬了。
我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社会保健医疗费用将逐年大幅度增加。中医保健养生之法，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对于减轻社会负担，保障老人健康，维系家庭幸福，中医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中医不仅可以提供优质廉价的医疗服务，而且中医的普及还可以在优生优育，生殖保健，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减轻负担，稳定社会等各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最近，由PPA引起的对西方化学药物的不信任，其实早就始于西方，许多西方国家早就禁止使用抗生素。化学制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几乎无法治理。西方国家将药厂大量迁往第三世界国家，在转移污染的同时，以建厂国的人群作为新药实验品，以蒙昧未化的区域作为被淘汰药物的再生倾销地。世界性“回归自然”的潮流，带来中药再发展的广阔天地，我国中药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只要我们进一步重视开发产地、规范市场、科学生产，我们不仅能保护好国内市场，更可以大举进军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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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一些美籍华人学者曾提出过“中药救国”的主张，正是看中了中医中药这一中国独有国宝，看中了中医中药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如果方向正确措施得力，中药真的是可以“救国”的。可以说，中医中药是应该能够成为国人的“金饭碗”的。
西方先进的东西要学，我们自己的珍宝更不能丢。捧着金碗要饭吃，得到的是别人的残羹剩饭，失去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气节。如果我们从振兴中医药出发，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中医的振兴、医学的革命，还将大大促进我们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腾飞。
自己站起来才有出路
振兴发展中医药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国力支持，需要调整政策，力度要大，步子要稳，但关键在于要自己站起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医药人才，是靠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是靠熟读经书、拜师实践成长起来的，必须承认中医药教育的特殊性，必须保持和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必须重视和尊重中医药自身的哲学理念和系统理论。所谓“现代化”人才，是有真才实学，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医化，是对现代化的曲解。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民族化的现代化。没有自尊的人永远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永远成不了国际主义者。当代的中医药教育没有现成的路好走，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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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鼓励中医学术成果的鉴定和交流，解除思想禁锢，崇尚传统继承，打破地域限制，汲取各学科特长，让国家机构、社会团体、研究院所都动起来，多渠道、多形式地探索中医自己的评审标准、办法，最终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中医科学成果评审的国际权威，让老百姓了解中医成果的真伪，同时，把我们的优秀成果，象当年推广“针刺麻醉”带动针灸走出国门那样，一项一项地让世界了解，在世界推广。
中药生产出口上的急功近利，各自为政，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的整体竞争优势。使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国外的质检，听任他们的苛刻限制，消极地迎合他们的口味。别忘了我们是中医药的“超级大国”，我们的人才、资源、市场都是最大最多的。中药市场唯有先行“中国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化”。“中国化”不是重新回到闭关自守，而是建立中国化的中医药国际权威，在中医药上，要中国人说了算。现在后退一步，为的是可以前进两步、三步、五步、十步……，使我国在中药的国际竞争中永远占据主动地位。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英明的决定，我们不应该用概念含糊不清，容易被人歪曲误解的“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来取代它。建议恢复《决定》的提法，大张旗鼓地宣传，脚踏实地地落实。
虽然中医的振兴发展，现在尚不容乐观，但低谷之形，犹如冬至阳生，蓄势待发的满园春色已经为时不远。
三年前，崔月犁同志曾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现在坚持继承发展中医药，已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坚持得不够而且没有制度保证，就可能逐步被西医消化、代替，而走向消亡。就和农村中医机构一样，现在大部分医院已经是西医占七成多，而中医可能还占不到三成。这样下去，可能会是在口号上喊得很欢，如何如何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医的医教研机构又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而唱的是流行歌曲的调子，走上日本消灭汉医之路了。”
今天已经迈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http://www.100md.com
张晓彤 吴中云
说到国情研究，还没有见到在哪一个领域或在哪一个行业象中医这样，似乎人人都熟悉，却又都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几乎家家都离不开，却又都误解甚多、偏见甚多。我们常常听到“中医不科学”的说法，常常接受“西医来得快，中医来得慢”、“中医治不了大病急病”的看法，常常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做法。中医真的就有这麽大的局限性，真就这麽无能、这麽浅薄、非要依附于西医不可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医以深邃严谨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有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极为丰富的临床实践。中医是在捕捉人与自然、社会的相关运动的不协调中，查找机体的问题，是在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中，使机体恢复调和平衡状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不仅概括了西方医学对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精神、人文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而且还大大早于它、高于它、远远深于它。临床上的无数事例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显示了中医的神奇。中医不仅可以治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也可以治急病、重病，还可以治疑难病；被称之为“不可逆”、“绝症”而在中医手中起死回生的患者，早已不可胜数。如果能客观、平等、公正地评价中医，就不难看到中医所创造的奇迹，远多于断手再植、剖割巨瘤……；如果能象扶植其它医学一样地在中医上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国以至全人类早已享有更高的保健医疗服务。当今中医之命运，正如一位老中医所说，就象当年“和氏璧”之命运，人们对中医价值的认识，与其本身实际的珍贵价值严重背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振兴发展中医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认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看清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多麽幼稚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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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教育必须改革
我国现在30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每年毕业生近万人，解放以来中医药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授……从无到有，人数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按说中医药队伍的新鲜血液，完全可以带来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春天，令人费解的是，偏偏出现了中医药队伍严重后继乏人的怪事。中医药队伍从五十年代的近百万人，锐减到五十多万；中医药真正的高级人才，集中在七八十岁的高龄代，能治病、治急病、治重病的中医随着年龄段的降低越来越少，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中医药高级人才极度匮乏。
崔月犁同志生前为此曾致信全国各主要中医药高等院校负责人，调查了解到中医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西医课程比重过大、忽视中医经典理论、与中医临床脱节等问题，他在汇集归纳后，写信给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一些中医老专家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致信中央领导，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全面的解决，相反，有些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运用中医给人看病，只会钻在实验室里做老鼠实验，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误我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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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些院校开设“传统班”、“继承班”，民间社会办学也有类似的举措，虽不失为一个探索，但力量弱小，影响不大，作用甚微。崔月犁同志当年设想，全国能有300万—400万中医，其中能有50万高级中医人才，唯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医疗保健事业的需求，才能使中医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中医药教育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策，总结出一套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教育方法。
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当时的统治当局歧视和压制中医，仍然有许多民间开办的中医院校，如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等，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有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中医学家，成为普济苍生的名医。然而，当代中医院校却无法培养出这样的名医大家了。如果以办学的硬件条件而论，如今的中医院校比丁甘仁、施今墨当年的办学条件不知要强多少倍，为什么学生的质量反而下降了呢？主要原因在于办学思想和教学机制。早在1962年，秦伯未、任应秋、陈慎吾等5位先生普联名上书，提出了《对修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要求增加《内经》的授课时数，以便使学生“对祖国医学理论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增强学生阅读古代著作的能力，给他们今后的钻研一把开关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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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意见》不仅在当时是切中时弊，而且在今天仍然极富现实意义。遗憾的是，秦伯未等先生的正确意见不仅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党纲领”而受到批判，在今天也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教育走入误区，使中医高级人才的培养受到极大影响，进而危及到了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中医教育必须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彻底改变现行中医院校的办学思想和教学体制。
中医历史上出现过的名医大家，都有深厚的文史功底。而国内现行的中、小学教育，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因而不利于中医后备人才的培养。中医人才的培养应该像足球那样，从娃娃抓起。建议中医院校像艺术类院校一样，设立附中和附小，在附中、附小中适当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将来对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才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最近一段时间，祝谌予、董建华、赵绍琴、刘渡舟、索延昌等著名中医相继逝世，而后继者又难以企及这些名家的水准，使人们备感改革中医教育的迫切性。今日的中医教育特别需要一批像丁甘仁、施今墨、恽铁樵、张山雷、秦伯未那样杰出的中医教育家，来完成振兴中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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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
谁都知道，在足球场上不能运用打篮球的规则；在京剧舞台上，再冠以“现代”、“革命”的头衔，也不能改为流行歌曲的调子；河北梆子如果能和芭蕾舞“接轨”，恐怕就是“活见鬼”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偏偏在对待中医药上一再糊涂。
中医的基本特色包括整体观和个体化治疗等。
中医的整体观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譬如中医将人体内在的脏腑和体表的器官组织加以联系，有“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唇，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等观点，西医则通常仅针对局部病灶进行治疗。在个体化治疗方面，中医的辨证施治，以及对应于千变万化的病情而采用的千变万化的方剂，更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所难以企及的。在中医学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上，不仅留下了精辟的理论，丰厚的典籍，而且留下了无数的医案。这些医案是亿万人的珍贵医疗档案，是一座博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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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医西药大举进入中国，崇尚西医而贬薄中医的潮流就从未平息过。1929年，国民党政府曾提出过“废止中医案”，后经全国中医界反对而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中医持支持态度。崔月犁同志任卫生部部长期间，也曾大力支持和促进中医的发展。尽管政府对中医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实际运作上，崇尚西医而贬薄中医的思潮依然存在。而这些思潮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具体的举措上体现出来，进而严重影响了中医的发展。
中医医院一味地贪大求洋，和西医医院的差别越来越小，本来以望闻问切的科学诊断为主的中医，却反过来，几乎完全依赖于“现代化”设备、仪器；本来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却一反常理，单纯根据检查指标用药；在不以为然中，几千年的经典被搁置，亿万人的实践被忽略，有药无方的浅薄取代了凝练粹取的感悟、不求甚解的浮躁压制了下苦功夫的艰辛。
中医在攻克疑难绝顽病症上，几千年来，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好办法、好经验，许多都应该是医学科学的优秀成果，有些已经可以跻身于尖端科学的行列，但往往因为没接西医的轨，不合西医的理，被冠之于“土”、“不科学”、“没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对待中医上居然碰了壁，几千年亿万人的实践居然与科学不沾边，这个理讲得通吗？“科学是不断向前的，它的进步就在于探索未知的新领域，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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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遭遇同样如此，几千年亿万人的实践不算了，在“耗子点头”之外，我们就真的束手无策了。我们作为中医药的超级大国，难道就不能有中国中医药自己的评审办法、自己的评审标准、自己的评审队伍吗？追随他人没能得到他人的青睐，依附于他人带来的却是自己的衰败。全世界每年300亿美圆中药产品交易额中，我们中国只占有3―5%的份额。一个劲儿地向左转，最后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实在让我们中国人的脸上热辣辣的。
无论什么事物都有本身的规律，无论什么改革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人以为我们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抵制现代科学、阻止规范工作、不懂发展变通，其实这仅仅是在挽救中医，防止中医名存实亡。真要等到从科学上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学习中医了，而我们真正懂得中医的人却没有了，该是多么可悲的结局。
发展中医药天地广阔
香港把发展中医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中医药潜在的能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令世人瞠目。 具有简、验、便、廉四大特点的中医，适合我国国情，尤其适合于我国广大农村。我国的社会健康医疗保险不可能和美国相同，如果按照美国的模式，把我国每年国民经济总收入全部用于此，也难以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我们的社区医疗在盲目地培训“全科医生”的时候，可曾想到我们的中医都是“全科”，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赶西方的时髦？广大农村的卫生院在花重金购置B超、X光机和其它高级设备的时候？为什么不首先把花钱少、作用大、方便群众的中药房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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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上，自清代叶天士开始，就提出了“药量轻灵”的主张。即用尽可能少的药物，来达到治病的目的。而要用较轻的药量达到预期的疗效，则需要有高超的医术。中医的这一“药量轻灵”的主张，不仅可为病人节省药费，而且减少病人摄入的药量，减轻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从根本上有益于人体的健康。然而，大概是由于“药量轻灵”的主张与医药企业的利润相悖，这一精辟而有益人类的科学主张近年来已鲜为人知。但是，为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的广大人民解除病患之苦，中医中药的作用显然是无可替代的。“药量轻灵”的主张也应该重新弘扬了。
我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社会保健医疗费用将逐年大幅度增加。中医保健养生之法，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对于减轻社会负担，保障老人健康，维系家庭幸福，中医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中医不仅可以提供优质廉价的医疗服务，而且中医的普及还可以在优生优育，生殖保健，预防疾病，增强体质，减轻负担，稳定社会等各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最近，由PPA引起的对西方化学药物的不信任，其实早就始于西方，许多西方国家早就禁止使用抗生素。化学制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几乎无法治理。西方国家将药厂大量迁往第三世界国家，在转移污染的同时，以建厂国的人群作为新药实验品，以蒙昧未化的区域作为被淘汰药物的再生倾销地。世界性“回归自然”的潮流，带来中药再发展的广阔天地，我国中药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只要我们进一步重视开发产地、规范市场、科学生产，我们不仅能保护好国内市场，更可以大举进军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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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一些美籍华人学者曾提出过“中药救国”的主张，正是看中了中医中药这一中国独有国宝，看中了中医中药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如果方向正确措施得力，中药真的是可以“救国”的。可以说，中医中药是应该能够成为国人的“金饭碗”的。
西方先进的东西要学，我们自己的珍宝更不能丢。捧着金碗要饭吃，得到的是别人的残羹剩饭，失去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气节。如果我们从振兴中医药出发，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中医的振兴、医学的革命，还将大大促进我们祖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腾飞。
自己站起来才有出路
振兴发展中医药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国力支持，需要调整政策，力度要大，步子要稳，但关键在于要自己站起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医药人才，是靠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是靠熟读经书、拜师实践成长起来的，必须承认中医药教育的特殊性，必须保持和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必须重视和尊重中医药自身的哲学理念和系统理论。所谓“现代化”人才，是有真才实学，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医化，是对现代化的曲解。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民族化的现代化。没有自尊的人永远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永远成不了国际主义者。当代的中医药教育没有现成的路好走，要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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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鼓励中医学术成果的鉴定和交流，解除思想禁锢，崇尚传统继承，打破地域限制，汲取各学科特长，让国家机构、社会团体、研究院所都动起来，多渠道、多形式地探索中医自己的评审标准、办法，最终形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中医科学成果评审的国际权威，让老百姓了解中医成果的真伪，同时，把我们的优秀成果，象当年推广“针刺麻醉”带动针灸走出国门那样，一项一项地让世界了解，在世界推广。
中药生产出口上的急功近利，各自为政，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的整体竞争优势。使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国外的质检，听任他们的苛刻限制，消极地迎合他们的口味。别忘了我们是中医药的“超级大国”，我们的人才、资源、市场都是最大最多的。中药市场唯有先行“中国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化”。“中国化”不是重新回到闭关自守，而是建立中国化的中医药国际权威，在中医药上，要中国人说了算。现在后退一步，为的是可以前进两步、三步、五步、十步……，使我国在中药的国际竞争中永远占据主动地位。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英明的决定，我们不应该用概念含糊不清，容易被人歪曲误解的“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来取代它。建议恢复《决定》的提法，大张旗鼓地宣传，脚踏实地地落实。
虽然中医的振兴发展，现在尚不容乐观，但低谷之形，犹如冬至阳生，蓄势待发的满园春色已经为时不远。
三年前，崔月犁同志曾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现在坚持继承发展中医药，已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坚持得不够而且没有制度保证，就可能逐步被西医消化、代替，而走向消亡。就和农村中医机构一样，现在大部分医院已经是西医占七成多，而中医可能还占不到三成。这样下去，可能会是在口号上喊得很欢，如何如何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医的医教研机构又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而唱的是流行歌曲的调子，走上日本消灭汉医之路了。”
今天已经迈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