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次公先生治愈林伯渠术后呃逆 诸国本
1955年秋冬，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尿流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术后呃逆不止达47天。除用西药、针灸以外，进中药旋复代赭汤、丁香柿蒂汤均无效。当时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得休息和睡眠，生命危在旦夕，曾两次下过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组织中医专家组抢救。到林老呃逆延续一个月左右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了病情。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次公先生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总理接着问：“根据什么？”次公先生答说：“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总理又问：“这病怎么治？”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 百拇医药
当晚，呃逆渐减。总理闻后大喜。第47天，呃逆止。(陆广莘口述，诸国本整理)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教授自1957年北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民医院工作。1955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职，师徒过往甚密。但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不自炫，更守纪律。上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莘讲述的。最近，查得佐证如下：
(一)据朱良春、李树仁、姚守诚、章鸿慈著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记载：“他(章次公)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情平稳下来”。
(二)据《中华外科杂志》1956年第12号报道：患者“在腰椎麻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后第36小时开始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20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90分钟，影响睡眠。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每日睡眠仅三、四小时，并伴有呕吐。在呃逆发作的第10日呕吐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试验阳性。7日后症状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在新鲜血液。X线钡餐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痉挛并有浅层溃疡”。“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会诊与治疗”。“特别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到第19日，延请中医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除呃逆的药物”。“后一个疗程(第29日至第47日)由中医单独治疗——服药、气功疗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渐缩短，直至第47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1955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1957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 百拇医药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了病情。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次公先生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总理接着问：“根据什么？”次公先生答说：“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总理又问：“这病怎么治？”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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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呃逆渐减。总理闻后大喜。第47天，呃逆止。(陆广莘口述，诸国本整理)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教授自1957年北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民医院工作。1955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职，师徒过往甚密。但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不自炫，更守纪律。上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莘讲述的。最近，查得佐证如下：
(一)据朱良春、李树仁、姚守诚、章鸿慈著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记载：“他(章次公)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情平稳下来”。
(二)据《中华外科杂志》1956年第12号报道：患者“在腰椎麻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后第36小时开始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20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90分钟，影响睡眠。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每日睡眠仅三、四小时，并伴有呕吐。在呃逆发作的第10日呕吐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试验阳性。7日后症状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在新鲜血液。X线钡餐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痉挛并有浅层溃疡”。“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会诊与治疗”。“特别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到第19日，延请中医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除呃逆的药物”。“后一个疗程(第29日至第47日)由中医单独治疗——服药、气功疗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渐缩短，直至第47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1955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1957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