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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病
http://www.100md.com 2003年9月22日 文汇报
奢侈病//

     在过去二十年间,一股奢侈消费的旋风席卷着西方世界。这是因为有那些超级富豪们引领风气,其他阶层的人也便紧随其后,争相模仿。本书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伦理学与公共政策教授,消费行为理论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书中,他深入分析了越来越普遍的挥霍消费以至借债消费的现状,认为这种表面豪华的选择,事实上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这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负债消费比率大增

    近年来,不只是有钱人在疯狂消费,中低收入者也开始了更多的消费。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可能来自巨富们消费额的增长,他们较高的消费水平为准富人以及其他收入阶层的人定下了一个新的标准。虽然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比过去高得多,但是,这些家庭的收入并没有提高。美国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按实际条件现在基本上与1979年是一样的。而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20%的低收入者,在同一时间段里他们的收入实际下降了10%以上。这些消费者只好主要通过减少存款和增加债务来支付他们增长的消费量。美国个人存款率现在保持在5%左右,比1980年几乎下降了40%。处于低收入范围的美国人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多花一个美元,就意味着他们多增加一美元的债务。这样,在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低收入美国人中,因收支比例失衡而导致信用卡负债的势头出现加速趋势。根据美国数据服务公司和麦格劳-希尔信息系统公司的经理戴维·怀斯统计的材料,有27%的收入不足一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现在所负的信用卡债务超过了他们收入的40%;而收入超过五万美元的家庭中,只有不到5%达到了这样的信用卡负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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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消费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大量地提供信贷。1995年,银行发放了27亿美元的预先批准的信用卡申请,这个数字分摊到18岁至64岁的美国人头上,平均每人为17美元。《吉尼斯世界记录》将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年男子沃尔特·卡瓦诺列为拥有生息信用卡数量最多的用户,在1995年他有1262张。这一年,卡瓦诺持有的这些信用卡信贷限额总计为160万美元,他的申请只有一次遭到拒绝。

    在美国消费总额中,有较大一部分是花在高档商品和服务上的,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开的车更加豪华,购买更多的别墅,也更多地请设计师定做衣服;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室内的装修和设备更加讲究,喝更高级的葡萄酒和烈性酒,买的家庭用具也愈发先进;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整容手术,接受整容的人群更加年轻化。

    长期来,世界奢侈商品的供应商们一直认为,迄今为止,美国是他们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美国人不是惟一的对奢侈商品喜好和欲望不断加强的人群。日本的人口不到美国人口的一半,但他们消费的奢侈商品总量则是美国人总量的一半以上。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众媒体都有报道显示,近年来人们对拥有奢侈商品的欲望在不断提高。甚至俄罗斯也成为生产商激烈竞争的市场。例如,罗尔斯-罗伊斯有限公司近来在莫斯科开设了它的第一家经销店。奔驰汽车公司认为俄罗斯是他们发展最快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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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方式上的这些变化其实早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时代就已出现,如今只是一种简单的延续罢了。然而,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尽管近几十年在奢侈品方面的花费急剧增长,但是,在生产率和收入增长方面的主要趋势,却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通用电器公司现在出台的一项政策规定,对该公司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的用户,如果账户上资金全部结清的话,每年要征收25美元的罚金。其目的很显然,他们就是希望用户欠债消费,以便他们能收取17%的利息。而信用卡发行者是能够以4%至5%的利息从别的途径借钱来的,与17%的利息相比,其中的差额就很大了。仅此一项,1996年信用卡发行者就获得了125亿美元的利息。

    有更加广泛的迹象表明,这些机构提供的项目导致了许多消费者的消费水平超出他们的收入水平。这样,逾期90天以上的信用卡负债总量在1994年至1996年之间几乎翻了一番。信用卡拖欠债款率在1994年至1995年之间上升了44%。一些“匿名债务人”团体现在仅在旧金山的海湾地区每周举行的会议大约就有45场。最近一期的《华尔街日报》民意测验表明,26%的应答者没有任何存款,在1989年这个比率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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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消费导致破产

    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城,一位名叫黛安娜·柯伦的教师拥有的12张信用卡上总共已负债27452美元。甚至在她每月要偿付的钱相当于她每月拿回家的收入的情况下,她还继续接受新的商家推销的各种负债消费项目——她经常利用新办的信用卡上可以获得的钱来偿付旧卡上的债务。当她提出的新的贷款要求终于被拒绝时,她被迫提出了无偿付能力的破产申请。“要是早十年就有人拒绝给我贷款就好了。”她悔恨地说道。

    即便那些办完破产手续的人经常也能毫不费力地获得新的信用卡。最近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位以前从事股票的经纪人的情况:“在他的债务增加到九万美元之后(其中的一张MBNA信用卡上的负债额就达到2.5万美元),他于1992年宣布破产。现在他受雇于一家公司担任汽车推销员,年薪为10万美元,他目前获得12.5万美元的抵押权,办理了15张新的信用卡并享有最高为1.5万美元的赊账额。”

    在1994年至1995年间,个人破产申请上升了23%。仅1996年一年,在美国申请破产的人数就高达110万人——这个数字打破了历史纪录,是1986年申请人数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在1996年,10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以上的家庭经历破产。1997年的破产人数又创纪录,达140万,或者说,每70户人家就有一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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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曾经主要是有钱人的专利,通常只有那些在企业投资中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才去提出破产申请。但现在,申请破产人的平均收入指数在持续下降。据美国消费联合会对13个城市的个人破产申请的一份调查指出,破产申请人的税后收入1996年平均为19800美元,这个数字仅比这些破产申请人平均的信用卡上的17544美元的负债数稍多一些。

    为奢侈消费付出的代价

    我们消费水平的增加不仅是以较低的存款和较高的负债为代价的,而且是以牺牲值得我们珍惜的其他事物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作之余我们所享有的个人支配的时间。人们过去以为,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在1950年以前,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斯塔凡·林德在1970年出版的《备受折磨的有闲阶级》一书中,首次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奇特现象上,即:不断提高的富裕生活对我们的时间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将变得越来越快,”他预言道,“人们将想方设法去节省越来越感到缺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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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正如经济学家朱丽叶·索尔在《工作过度的美国人》一书中指出的,工作时间趋向减少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稳定下来;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工作时间开始出现增加的趋势。索尔估计,无论对男子还是妇女工作,工作时间都在增加,尤其是对妇女,1987年她们工作的时间比1969年平均高出了22%。

    难怪从事工时研究的人员会指出下面的情况: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和业余时间里其他活动的增加,人们睡眠不足的趋势日益严重。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十分之四的应答者反映,他们每晚的睡眠时间为六个小时或者更少。在美国,每年发生的造成近一千五百人死亡的十万起交通事故,就是与驾车人开车时睡觉有关的。

    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77%的应答者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会变成工作狂。

    美国工人还必须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带薪休假日。例如,波士顿的一家名叫普里马克决策经济学公司的一项研究就曾估计,在1996年,美国工人每工作23.9天才能获得一天的带薪假期,而在1987年,他们每工作22.4天就可得到一天的假期。休伊特联合会近期所做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与其他13个工业化国家相比,在美国最普通的工人每年得到的带薪休假是最少的,一共只有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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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公司现在已在担心工人们所受到的压力会给工作带来潜在的影响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1995年,有46%的工人反映自己经常担心被解雇;而1988年,这个比率只有37%。另一项调查发现,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是造成74%的男子和78%的妇女的心理压力的主要根源。

    另一个新的压力源是工作场所变得越来越小。在十年前,新建成的办公楼房可以让每个工人所占的平均活动空间为250平方英尺(包括相应的公用建筑物内的大厅休息室、走廊和娱乐室)。可是,目前的人均面积只接近200平方英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采用电话推销方式的雇员和从事客户服务的电话接线员人均面积通常只有100平方英尺甚至更少。通常的情况是把雇员们集中到便于节省空间的一个个小隔间里,从而取消了专用办公室。

    为奢侈消费付出的代价,还意味着不得不减少在公共领域的消费。除了在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收入转移方面,公共消费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外,过去的20年正是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出现全面减少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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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消费”在减少

    所谓“隐形消费”,是指不受交通堵塞影响、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度假时间和干一些令人喜欢的事情。“隐形消费”项目还可以广泛延伸。例如:较高的空气质量,更多的城市绿地,更清洁的饮用水,较少的暴力犯罪或旨在降低早死的医学研究,等等。较高程度的幸福感往往存在于“隐形消费”占较大比例的社会中。

    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大部分国家的人均收入都有了迅速提高,人们自然会以为,大多数人都把更多的钱花在了有形和隐形的消费上。从许多例子看来,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发生了。我们今天购买的汽车不仅更快,装备得更豪华,而且,也更安全,性能更可靠了。但是,如果两种形式的消费都在提高的话,如果隐形消费能促进幸福感增强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加呢?日本人在人均收入增长了五倍多的情况下,他们的平均幸福感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

    一个似乎说得通的答案是,尽管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期中,有一些形式的隐形消费上升了,但是其他许多隐形消费却一直在下降,而且经常是急剧下降。例如,正像早先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人每年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道路交通状况变得更加拥挤,银行的存款率大量减少,个人破产纪录一直居高不下。至少人们普遍认为,就业保障明显降低了。这些方面的变化,和其他形式的隐形消费的减少,就很容易地抵消某些隐形消费增加所产生的效果了。

    (贺春摘编)摘自《奢侈病》[美]罗伯特·弗兰克著 蔡曙光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定价:22.00元,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