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追寻中医药学思想的源头活水
从传统文化角度阐释中医的著作并不鲜见，但系统地从儒道佛与中医药学的互动关系上来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关联的著作却不多见。由南京中医药大学薛公忱教授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一书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纵观全书，其最大特色是从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互动关系入手，既从传统文化角度探索了中医药学的发展条件和规律，又从中医药学层面考察评价了儒道佛的社会历史功能；不仅挖掘了中医药学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源头活水，也分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实践对儒道佛思想的发展深化。
审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史，不难发现它与传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如果说，战国、汉初医药学的形成和理论奠基与当时的道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话，那么汉魏以来的医药学的发展则与儒家、道家、佛教是分不开的。历代著名的大医家，非儒即道，非道即佛，非儒、非道、非佛者几乎没有。从医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中医药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无不打上儒道佛的思想烙印。
, 百拇医药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流传甚广的儒士箴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与医关系的密切程度。古代医家多以“气”为万物本体，视“理”为事物规律，强调“心”的思维功能的重要性。儒家虽在先秦罕言本体，但宋明理学却弘扬了上述本体思想。作者认为，医家所接受的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天人观、形神观等基本上是先秦荀子的思想，并吸收了道家之说，富含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成分。尤为重要的是，儒家基本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在中医上得到合理运用。作者指出，医药学领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积极的，不可因社会历史的中庸之道曾起的负面作用而否认其在中医药学领域中的合理性。这种区别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的、合理的。儒家提倡的“尽心、知性、知天”、“天人相参，古今相验”、“取象比类”等成为医者用以知天、知物、知人的重要手段。在古代尚无实验科学的条件下，采取这些认知方法实属不得已，但却比较高明而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医学的发展。另外，作为儒家哲学基础的《周易》，通过其阴阳思想和象数思维模式，为中医药学的奠基和发展提供了思维框架；而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医医德内核是一致的，从医者的仁爱、自律到医患关系，儒家伦理对规范医者道德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许多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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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形成、发展之时，正是中医药学产生之日，因而医与道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二者在思想理论和追求目标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故它们势必互相吸收，相互为用。提起道家、道教，人们容易将其与神仙方术相连，故而判断道家、道教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该书则剖析道家道教因其特殊的思维视野而丰富了中医药学研究。作者首先论析先秦两汉的道家著作中的卫生思想和医药著作中的道家思想，认为中医药学的形成与道家密不可分；论定道家哲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思想基础，道本论、气一元论、形神观、运动变化思想贯穿于《黄帝内经》及后世医药著作之中。道家对天道人道的认知，对天地万物存在的省察，启发人们调节人体，治病防疾。道士追求长生成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延年益寿，与中医药学追求生命长久的原旨有契合之处，其实践活动开拓了医家视野，丰富了医家药物。总体来看，该书作者认为道家对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此方面，其他学派无与伦比。
医者非儒即道、非道即佛，这是此书作者对中医的定性。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隋唐以后完成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中医药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来华的古西域、天竺僧人，大多略通甚至精通医药以利于弘法利生。佛门医术、方药、医论和卫生习俗也被带入中国，丰富了中华医药宝库。书中考察了佛教教义对中医药学的渗透，指出有些医家用“四大”说解释人的生理、病理，将“六道轮回”说与中医“两精相搏”的生命起始说相结合，以“因果报应”说解释病理现象，把戒律当作行医规范，视慈悲思想为医德的核心等，既丰富了中医理论，又对医者的品质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在论述了僧医的形成、特征及其历史贡献之后，也指出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奉行有神论的世界观，兼用巫术方法治病，知识结构比较偏窄，难以适应医药学深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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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该书从中医药学的角度，考察、探讨儒道佛的社会历史功能是一个系统化总结的话，那么，从儒道佛这一传统文化层面，考察、论述了中医药学的思想文化功能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中医药学属于传统科技，但它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和思想结晶。在其相对独立存在的两千多年内，不但发挥其医药科技作用，还产生了比较广泛的思想影响，儒道佛均不同程度地受其启发，从中引申出有利于己的思想结论。对于儒家而言，历代儒家不仅利用医药学养生治病，延年益寿，而且从政治上视之为“王官之一守”，以之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受医药之理的启发，从中引出儒理，或者运用医药之理宣传、论述儒理。道家学者不但运用医药学防治疾病和谋生自给、扩大影响、招徕信徒，而且受到医理、药理的启发，从中引申出长生成仙的思想，甚至连后世道士运用的咒语、符印等，也涂上医药色彩，以增强心理影响力。关于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医药学的利用，作者指出：在思想上，中国僧人不但把佛法喻为医药，以提高其影响，还把“五行”纳入“四大”之中借用“两精相搏”说宣扬“灵魂托胎”思想，用生理、病理证明报应的存在。在生活实践中，僧人往往以医理指导做禅，运用理、法、方、药防治己身之病，并通过行医施药，加强自身修养，弘扬佛法，招徕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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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言，“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儒、道(包括道家、道教)、佛与中医药学之间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这应是发掘、整理、提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学这一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该书对中医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可借鉴之处：
第一，全面看待各种文化形态的互动性。书中除了探寻儒、道、佛各自义理对中医药学理论的影响，亦评价了中医药学实践对儒道佛的补充完善，对于后者，目前尚未引起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和中医药史家、宗教史家的关注。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价值，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期待着更多的文化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发掘和认真研究。
第二,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本着这一态度，该书认为无论儒之仁爱、道之长生、佛之普度均对中医药学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作者在绪言中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立足文化科技发展的至高点，以人类长期社会实践为标准。这一态度和视角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三，对中医药学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中医药学与儒道佛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人文思想背景，无论其主导观念、基本范畴、还是理论体系、操作方法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这也是中西医学一个本质差异。将中医学的科技定位与文化定位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药学的文化特色，同时为当今的中医教育及中医现代化事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http://www.100md.com(张宗明)
审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史，不难发现它与传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如果说，战国、汉初医药学的形成和理论奠基与当时的道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话，那么汉魏以来的医药学的发展则与儒家、道家、佛教是分不开的。历代著名的大医家，非儒即道，非道即佛，非儒、非道、非佛者几乎没有。从医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中医药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无不打上儒道佛的思想烙印。
, 百拇医药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流传甚广的儒士箴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与医关系的密切程度。古代医家多以“气”为万物本体，视“理”为事物规律，强调“心”的思维功能的重要性。儒家虽在先秦罕言本体，但宋明理学却弘扬了上述本体思想。作者认为，医家所接受的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天人观、形神观等基本上是先秦荀子的思想，并吸收了道家之说，富含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成分。尤为重要的是，儒家基本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在中医上得到合理运用。作者指出，医药学领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积极的，不可因社会历史的中庸之道曾起的负面作用而否认其在中医药学领域中的合理性。这种区别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的、合理的。儒家提倡的“尽心、知性、知天”、“天人相参，古今相验”、“取象比类”等成为医者用以知天、知物、知人的重要手段。在古代尚无实验科学的条件下，采取这些认知方法实属不得已，但却比较高明而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医学的发展。另外，作为儒家哲学基础的《周易》，通过其阴阳思想和象数思维模式，为中医药学的奠基和发展提供了思维框架；而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医医德内核是一致的，从医者的仁爱、自律到医患关系，儒家伦理对规范医者道德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许多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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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形成、发展之时，正是中医药学产生之日，因而医与道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二者在思想理论和追求目标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故它们势必互相吸收，相互为用。提起道家、道教，人们容易将其与神仙方术相连，故而判断道家、道教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该书则剖析道家道教因其特殊的思维视野而丰富了中医药学研究。作者首先论析先秦两汉的道家著作中的卫生思想和医药著作中的道家思想，认为中医药学的形成与道家密不可分；论定道家哲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思想基础，道本论、气一元论、形神观、运动变化思想贯穿于《黄帝内经》及后世医药著作之中。道家对天道人道的认知，对天地万物存在的省察，启发人们调节人体，治病防疾。道士追求长生成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延年益寿，与中医药学追求生命长久的原旨有契合之处，其实践活动开拓了医家视野，丰富了医家药物。总体来看，该书作者认为道家对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此方面，其他学派无与伦比。
医者非儒即道、非道即佛，这是此书作者对中医的定性。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隋唐以后完成中国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中医药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期来华的古西域、天竺僧人，大多略通甚至精通医药以利于弘法利生。佛门医术、方药、医论和卫生习俗也被带入中国，丰富了中华医药宝库。书中考察了佛教教义对中医药学的渗透，指出有些医家用“四大”说解释人的生理、病理，将“六道轮回”说与中医“两精相搏”的生命起始说相结合，以“因果报应”说解释病理现象，把戒律当作行医规范，视慈悲思想为医德的核心等，既丰富了中医理论，又对医者的品质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在论述了僧医的形成、特征及其历史贡献之后，也指出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奉行有神论的世界观，兼用巫术方法治病，知识结构比较偏窄，难以适应医药学深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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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该书从中医药学的角度，考察、探讨儒道佛的社会历史功能是一个系统化总结的话，那么，从儒道佛这一传统文化层面，考察、论述了中医药学的思想文化功能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中医药学属于传统科技，但它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和思想结晶。在其相对独立存在的两千多年内，不但发挥其医药科技作用，还产生了比较广泛的思想影响，儒道佛均不同程度地受其启发，从中引申出有利于己的思想结论。对于儒家而言，历代儒家不仅利用医药学养生治病，延年益寿，而且从政治上视之为“王官之一守”，以之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受医药之理的启发，从中引出儒理，或者运用医药之理宣传、论述儒理。道家学者不但运用医药学防治疾病和谋生自给、扩大影响、招徕信徒，而且受到医理、药理的启发，从中引申出长生成仙的思想，甚至连后世道士运用的咒语、符印等，也涂上医药色彩，以增强心理影响力。关于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医药学的利用，作者指出：在思想上，中国僧人不但把佛法喻为医药，以提高其影响，还把“五行”纳入“四大”之中借用“两精相搏”说宣扬“灵魂托胎”思想，用生理、病理证明报应的存在。在生活实践中，僧人往往以医理指导做禅，运用理、法、方、药防治己身之病，并通过行医施药，加强自身修养，弘扬佛法，招徕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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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言，“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儒、道(包括道家、道教)、佛与中医药学之间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这应是发掘、整理、提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学这一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该书对中医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可借鉴之处：
第一，全面看待各种文化形态的互动性。书中除了探寻儒、道、佛各自义理对中医药学理论的影响，亦评价了中医药学实践对儒道佛的补充完善，对于后者，目前尚未引起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和中医药史家、宗教史家的关注。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价值，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期待着更多的文化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发掘和认真研究。
第二,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本着这一态度，该书认为无论儒之仁爱、道之长生、佛之普度均对中医药学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作者在绪言中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立足文化科技发展的至高点，以人类长期社会实践为标准。这一态度和视角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三，对中医药学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中医药学与儒道佛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人文思想背景，无论其主导观念、基本范畴、还是理论体系、操作方法均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这也是中西医学一个本质差异。将中医学的科技定位与文化定位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医药学的文化特色，同时为当今的中医教育及中医现代化事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http://www.100md.com(张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