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模式浅析--跟从黄煌教授学习以来的所思所想
作者：仝太峰
黄煌教授作为一名杰出的中医学家，取得了中医学的真谛，他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手段，代表着中医学的未来之路。我从九八年开始师从黄煌教授学习中医，从一名初步掌握了中医基本知识的入门者，到如今对中医有了较深的认识，并施术有效的医者。对几年里的所见、所闻 、所学、以及对黄教授的学术思想、诊疗手段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及见解，并对现在的中医模式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下面简单的谈一下，希望抛砖引玉。
一、研究、使用经方，探索药证、方证
经方经过了千百年的检验，被证明是真实有效、严谨客观，能够广泛地运用在各科的方剂，更由于它包含着辨证论治的中医思想，而被当作中医临床的源头。正是因为它运用范围广，因此也是难掌握的，方药的对，则效若桴鼓，药不合拍，治之罔效，因此要准确的掌握，就必须真正做到辨证论治。“辨证论治”这四个字，学中医的尽人皆知，但真正的辨证论治是我们所要运用的处方和药物的方证药证和患者的病症相对应，而不是和什么方法、理论相对应。现在中医界也有不少医者在研究和使用经方，但指导思想却仍然是用自虚而实的所谓理法方药的顺序、理论去解释指导，这背离了经方的务实客观。“有是病用是方，有是证用是方”这是经方实事求是的精神所在。中医药上千年来不变的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空间在人身体上检验过的、真实有效的药证和方证；而常在变的是各种试图概括它、解释它的理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医的治疗手段，那么这些理论有什么实际价值？黄煌老师正是因为经方包涵着中医真正的内容，体现着中医真实的面目，而去研究它、使用它，在临床上常常几味药就屡起沉疴，同一方剂，或份量增损，或药味稍加减，治疗各种病症取得显著疗效。有不少病人感叹道：几味平常之药，经黄教授运用，就能显出这么大的效力，真是神奇。其实真正的中医就应该是这样，真正的辨证论治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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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界的许多人对待经方的态度是认为它是中医众多理论，众多流派中的一个，使用起来全然不如其他理法方药“灵活多变，能任意发挥，简便安全”而忽略、弃用经方。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揉并蓄”、“融各家之所长”等指导方针下，试图建立一个包括以往各种流派的，能全面解释中医的权威理论框架。现代中医体系就这样搭建起来了，看似很繁荣，其实是一个真伪不辨，鱼龙不分，脱离实际的奇怪产物，其中深藏着外界所不易看到的危机。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中医们对中医没有信心，放弃中医的人相当普遍，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不会用中医看病似乎成了正常现象，而老百姓们对中医的信任度逐渐下降，中医生存的土壤逐渐丧失，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陪衬。
中医药其实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技术，应该在它的应用范围内，按照它本来的规则规律去研究使用它。而经方所体现出的精神内容正是这个规矩所在。
二、执简御繁
, 百拇医药
对待临床上各科繁杂的疾病，中医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应对手段，我在跟从黄煌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执简御繁”的魅力。
人所患的疾病有千百种，并且有新的病种不断出现，而人体在这些疾病中的生理变化、病理过程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中医的治疗正是针对病患者所表现的病症去作治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不同的病种表现出同一个病症，根据“有是证用是药”的原理，对症下药即可。如果忽略了药证、方证与病症相对应的原则，就会陷入千头万绪的病情线索中，而抓不住主要矛盾，当我们通过现代中医理论进行综合辨证论治，根据理法方药这个推理顺序进行处方用药时，又往往为了使处方看起来合乎推理，对所辩的证能全面兼顾，而任意加减，替换，忽略了病人咽下的是实实在在的药物，只是一相情愿的认为药物进入人体后，会按照我们的预想到这里或那里，发挥这样或那样的功效。这样纸上谈兵的方子，经病人实际服用后，没有原先设想的效果，于是又重新推理，重新换方换药，结果一个不大的病，病人酸、甜、苦、辣、咸、五味尝遍，医生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试过，到底孰法孰药有作用，谁也搞不清，到最后越弄越复杂，越搞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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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病，最终都是落实到方药上，药证方证是处方用药的证据，一味药的药证是怎样的，二味组合起来是怎样的，三味又是怎样的……；一张方的方证是怎样，两方和方是怎样……，当把这些掌握清楚了，运用起来自然有章有法，有的放矢，自然能以不变应万变做到执简御繁。这里的执简御繁是经过了“由博返约”，从复杂走向简单的提炼，归纳过程，是从反复的综合、实验、分析的过程中得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三、专病专方、专人专方
徐灵胎说：“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药，一药有一药之性……”现代医学治病，寻求的就是某病的特效药，那么中医治疗是否就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灵活如神龙出没”，而可以任意组方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某些病种，自古就有行之有效的专方专药，《金匮要略》就是专病专方的典范。专病专方也是中医追求的目标，中医药作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它的内涵、规律、特点都摆在那儿，它不会作伪，不会骗人，不会掩盖，也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你要使用它，就要充分认识它，才能驾驭它，当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某些药，某个方，某个疗法对某些病有特殊疗效时就是在中医药这个大宝库中得了一件宝物，对患者来说有了恢复健康的方法，而对中医药本身来说增加了一份生命的活力。
, 百拇医药
黄老师在医疗实践中，严格遵循着中医药自身的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地探寻、发现、实践着中医药，他对于疾病的治疗，从不做虚空的推理、分析，而是采用药证、方证与病症相对应的原则，围绕治‘病’这个中心，经常采用各种专门治疗某些病的方药，使许多患者痊愈。他在专病专方的同时又提出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而用药的专人专药法，这又使方药的使用进入更准确，更全面的领域。专病专方与专人专药实际就是“有是证用是药”的解释和延伸，是中医精髓“辨证论治”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反观现在中医界，在理、法、方、药、这个固定的程序下，辨证论治或成为纸上谈兵的游戏，或成为任意发挥的手段，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方药的应用自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自然经不起反复的、客观的验证，使本来较明晰的药证，方证，反愈用愈晦，于是，歧义百出，混乱四起，中医药界阵脚自乱，导致人们对中医药信心大减，包括现在中医界自身的许多人对中医药都产生巨大的动摇和怀疑。
四、心药共用
现代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人的疾病特别是内科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非生理的因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病”。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大转型，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精神刺激和创伤，精神紧张和情绪压抑等不良心理因素日益增多，心身疾病的发生率大幅提高，如：心血管系统的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功能性早搏等；消化系统的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过敏性结肠炎、食道痉挛、神经性厌食症或贪食症；呼吸系统的支气管哮喘、神经性呼吸困难、喉头痉挛等；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甲亢、肥胖症、糖尿病等；皮肤科的神经性皮炎、斑秃、慢性荨麻疹等，这些都是门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另外，癌症，神经系统中身心疾病更是常见。而来寻求中医治疗的患者多数已形成长期慢性的病程，这种情况下非生理的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对于此类疾病，若只给予躯体症状的对症治疗，而不对其心理、情绪、加以适当调适，将会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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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在接待病人时，几乎从病人一进门，就开始用良性的语言、动作给予暗示，使病人消除紧张情绪，心理放松，增加对医生的信任，在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通过了解病人的心理变化，运用各种方法对患者实施心理治疗，使病人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变患者的不良认知方式；指导患者用合理科学的思维方式代替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改变焦虑、恐惧、忧郁、绝望等情绪反应，以积极的心态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指导患者学会一些排除心理困境的自我解脱方法。同时，在对躯体症状治疗时，黄老师充分发挥中医治疗上的优势，不仅仅着眼于某个临床症状，而是针对每个病人的体质、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从整体考虑，抓住病情的主要矛盾，给予个性化的用药，个性化的配方，全面治疗其躯体的痛苦，这样双管齐下，使患者的精神与躯体相互协调，两方面互为有益的刺激，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走向健康之路。
现在的有些中医却往往忽略心药共用，治疗时只是匆匆开个处方了事，不愿多与病人交流，只唯药的治疗，效果往往不佳。心理调试和心理治疗自古有之，《黄帝内经》中即有“治病先治神”的思想，其中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变，开之以其所苦”。我们面对的患者都是有思想，有性格，有各种各样经历和背景的人。正如黄老师说的：中医治疗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因此，医生应该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掌握如何与病人交流和沟通，我们的目的是使病人主动的加入到整个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共同努力，使病人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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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融合现代医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陷之一就是有技术而无科学，重实用而轻理论。中医延续几千年而不绝，就在于它的实用性上，与中国古代其它技术一样，中医技术，包括汤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在实际应用中，曾达到相当高度，产生了宝贵的实用技术和应用经验，这是中医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理论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因而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的科学理论去概括解释中医药，而代之以人文气息浓厚的推理、思辨。
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创新。中西医结合似乎是中医创新，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与手段，但在结合的过程中，总是以西医的观点、结论去指导中医处方用药，这背离了中医的治疗原则，结果疗效不确切，没有体现出优势互补的效果，使医患双方对中医治疗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中医治疗的使用机会越来越少，中医的阵地越来越小，中医逐渐沦为陪衬从属的地位。如今，学中医的医生和接受中医治疗的患者都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现代科学借助逻辑、数学、实验等理性手段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点和视角，在中西结合及现代中医框架中，理论与应用结果之间的差距和不确定性，使结果对理论指导经常无法做出证实或证伪，使人们很自然地对中医没有信心和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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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中医西医的提法本身就带有对立性，中西医结合更是在人为制造的矛盾中找妥协，古代中医与现代中医的不同，在于前者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现代中医和现代西医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使用天然药物的技术。既然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中医药，将来更要发展中医药，它就不能被当作一件被欣赏和研究的古董，应该成为现代医学中的一部分，作为使用天然药物的治疗方法而存在。现代医学框架应该是下面一种结构：在理论领域中，生命科学，生理、病理及药理(包括中药)科学在最前沿探索；应用领域内包括治疗和预防保健。治疗内容有手术、药物(人工合成药物和天然药物)、心理治疗、针灸推拿、食疗等；预防保健内容涉及的范围就更广，除了健康知识的普及，传统中医文化里有关自然与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及如何调适、使之和谐等许多内容更是指导我们日常起居，适应环境，完善自我的宝典。在这个现代医学框架中，对疾病的研究诊断采用现代医学标准，中医药是作为应用技术而存在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个技术内容中的许多环节，还不能被现代科技完全解释清楚，但这不影响我们应用它，只要严格遵循古人留给我们的大量技术规范在临床使用，并按照它的使用规律去完善，去发现创造新的应用技术，中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顺理成章。
中医发展到今天，该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以怎样的模式存在，这个问题事关中医能否发展，能否保持活力，进一步说，是事关中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中医药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上千年来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和健康，到了现代，更是以最绿色、最以人为本、最自然的治疗和保健方法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就是中医最终能够存在和发扬光大的客观因素。我们只要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去充分发展它，并彻底地改革中医体制，消除一切阻碍它发展的桎梏，中医药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http://www.100md.com(shufeng)
黄煌教授作为一名杰出的中医学家，取得了中医学的真谛，他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手段，代表着中医学的未来之路。我从九八年开始师从黄煌教授学习中医，从一名初步掌握了中医基本知识的入门者，到如今对中医有了较深的认识，并施术有效的医者。对几年里的所见、所闻 、所学、以及对黄教授的学术思想、诊疗手段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及见解，并对现在的中医模式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下面简单的谈一下，希望抛砖引玉。
一、研究、使用经方，探索药证、方证
经方经过了千百年的检验，被证明是真实有效、严谨客观，能够广泛地运用在各科的方剂，更由于它包含着辨证论治的中医思想，而被当作中医临床的源头。正是因为它运用范围广，因此也是难掌握的，方药的对，则效若桴鼓，药不合拍，治之罔效，因此要准确的掌握，就必须真正做到辨证论治。“辨证论治”这四个字，学中医的尽人皆知，但真正的辨证论治是我们所要运用的处方和药物的方证药证和患者的病症相对应，而不是和什么方法、理论相对应。现在中医界也有不少医者在研究和使用经方，但指导思想却仍然是用自虚而实的所谓理法方药的顺序、理论去解释指导，这背离了经方的务实客观。“有是病用是方，有是证用是方”这是经方实事求是的精神所在。中医药上千年来不变的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空间在人身体上检验过的、真实有效的药证和方证；而常在变的是各种试图概括它、解释它的理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医的治疗手段，那么这些理论有什么实际价值？黄煌老师正是因为经方包涵着中医真正的内容，体现着中医真实的面目，而去研究它、使用它，在临床上常常几味药就屡起沉疴，同一方剂，或份量增损，或药味稍加减，治疗各种病症取得显著疗效。有不少病人感叹道：几味平常之药，经黄教授运用，就能显出这么大的效力，真是神奇。其实真正的中医就应该是这样，真正的辨证论治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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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界的许多人对待经方的态度是认为它是中医众多理论，众多流派中的一个，使用起来全然不如其他理法方药“灵活多变，能任意发挥，简便安全”而忽略、弃用经方。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揉并蓄”、“融各家之所长”等指导方针下，试图建立一个包括以往各种流派的，能全面解释中医的权威理论框架。现代中医体系就这样搭建起来了，看似很繁荣，其实是一个真伪不辨，鱼龙不分，脱离实际的奇怪产物，其中深藏着外界所不易看到的危机。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中医们对中医没有信心，放弃中医的人相当普遍，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不会用中医看病似乎成了正常现象，而老百姓们对中医的信任度逐渐下降，中医生存的土壤逐渐丧失，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陪衬。
中医药其实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技术，应该在它的应用范围内，按照它本来的规则规律去研究使用它。而经方所体现出的精神内容正是这个规矩所在。
二、执简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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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临床上各科繁杂的疾病，中医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应对手段，我在跟从黄煌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执简御繁”的魅力。
人所患的疾病有千百种，并且有新的病种不断出现，而人体在这些疾病中的生理变化、病理过程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中医的治疗正是针对病患者所表现的病症去作治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不同的病种表现出同一个病症，根据“有是证用是药”的原理，对症下药即可。如果忽略了药证、方证与病症相对应的原则，就会陷入千头万绪的病情线索中，而抓不住主要矛盾，当我们通过现代中医理论进行综合辨证论治，根据理法方药这个推理顺序进行处方用药时，又往往为了使处方看起来合乎推理，对所辩的证能全面兼顾，而任意加减，替换，忽略了病人咽下的是实实在在的药物，只是一相情愿的认为药物进入人体后，会按照我们的预想到这里或那里，发挥这样或那样的功效。这样纸上谈兵的方子，经病人实际服用后，没有原先设想的效果，于是又重新推理，重新换方换药，结果一个不大的病，病人酸、甜、苦、辣、咸、五味尝遍，医生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试过，到底孰法孰药有作用，谁也搞不清，到最后越弄越复杂，越搞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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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病，最终都是落实到方药上，药证方证是处方用药的证据，一味药的药证是怎样的，二味组合起来是怎样的，三味又是怎样的……；一张方的方证是怎样，两方和方是怎样……，当把这些掌握清楚了，运用起来自然有章有法，有的放矢，自然能以不变应万变做到执简御繁。这里的执简御繁是经过了“由博返约”，从复杂走向简单的提炼，归纳过程，是从反复的综合、实验、分析的过程中得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三、专病专方、专人专方
徐灵胎说：“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药，一药有一药之性……”现代医学治病，寻求的就是某病的特效药，那么中医治疗是否就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灵活如神龙出没”，而可以任意组方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某些病种，自古就有行之有效的专方专药，《金匮要略》就是专病专方的典范。专病专方也是中医追求的目标，中医药作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它的内涵、规律、特点都摆在那儿，它不会作伪，不会骗人，不会掩盖，也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你要使用它，就要充分认识它，才能驾驭它，当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某些药，某个方，某个疗法对某些病有特殊疗效时就是在中医药这个大宝库中得了一件宝物，对患者来说有了恢复健康的方法，而对中医药本身来说增加了一份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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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在医疗实践中，严格遵循着中医药自身的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地探寻、发现、实践着中医药，他对于疾病的治疗，从不做虚空的推理、分析，而是采用药证、方证与病症相对应的原则，围绕治‘病’这个中心，经常采用各种专门治疗某些病的方药，使许多患者痊愈。他在专病专方的同时又提出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而用药的专人专药法，这又使方药的使用进入更准确，更全面的领域。专病专方与专人专药实际就是“有是证用是药”的解释和延伸，是中医精髓“辨证论治”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反观现在中医界，在理、法、方、药、这个固定的程序下，辨证论治或成为纸上谈兵的游戏，或成为任意发挥的手段，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方药的应用自然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自然经不起反复的、客观的验证，使本来较明晰的药证，方证，反愈用愈晦，于是，歧义百出，混乱四起，中医药界阵脚自乱，导致人们对中医药信心大减，包括现在中医界自身的许多人对中医药都产生巨大的动摇和怀疑。
四、心药共用
现代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逐步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人的疾病特别是内科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非生理的因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病”。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大转型，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精神刺激和创伤，精神紧张和情绪压抑等不良心理因素日益增多，心身疾病的发生率大幅提高，如：心血管系统的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功能性早搏等；消化系统的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过敏性结肠炎、食道痉挛、神经性厌食症或贪食症；呼吸系统的支气管哮喘、神经性呼吸困难、喉头痉挛等；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甲亢、肥胖症、糖尿病等；皮肤科的神经性皮炎、斑秃、慢性荨麻疹等，这些都是门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另外，癌症，神经系统中身心疾病更是常见。而来寻求中医治疗的患者多数已形成长期慢性的病程，这种情况下非生理的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对于此类疾病，若只给予躯体症状的对症治疗，而不对其心理、情绪、加以适当调适，将会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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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在接待病人时，几乎从病人一进门，就开始用良性的语言、动作给予暗示，使病人消除紧张情绪，心理放松，增加对医生的信任，在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通过了解病人的心理变化，运用各种方法对患者实施心理治疗，使病人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变患者的不良认知方式；指导患者用合理科学的思维方式代替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改变焦虑、恐惧、忧郁、绝望等情绪反应，以积极的心态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指导患者学会一些排除心理困境的自我解脱方法。同时，在对躯体症状治疗时，黄老师充分发挥中医治疗上的优势，不仅仅着眼于某个临床症状，而是针对每个病人的体质、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从整体考虑，抓住病情的主要矛盾，给予个性化的用药，个性化的配方，全面治疗其躯体的痛苦，这样双管齐下，使患者的精神与躯体相互协调，两方面互为有益的刺激，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走向健康之路。
现在的有些中医却往往忽略心药共用，治疗时只是匆匆开个处方了事，不愿多与病人交流，只唯药的治疗，效果往往不佳。心理调试和心理治疗自古有之，《黄帝内经》中即有“治病先治神”的思想，其中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变，开之以其所苦”。我们面对的患者都是有思想，有性格，有各种各样经历和背景的人。正如黄老师说的：中医治疗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因此，医生应该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掌握如何与病人交流和沟通，我们的目的是使病人主动的加入到整个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共同努力，使病人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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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陷之一就是有技术而无科学，重实用而轻理论。中医延续几千年而不绝，就在于它的实用性上，与中国古代其它技术一样，中医技术，包括汤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在实际应用中，曾达到相当高度，产生了宝贵的实用技术和应用经验，这是中医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理论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因而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的科学理论去概括解释中医药，而代之以人文气息浓厚的推理、思辨。
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创新。中西医结合似乎是中医创新，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与手段，但在结合的过程中，总是以西医的观点、结论去指导中医处方用药，这背离了中医的治疗原则，结果疗效不确切，没有体现出优势互补的效果，使医患双方对中医治疗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中医治疗的使用机会越来越少，中医的阵地越来越小，中医逐渐沦为陪衬从属的地位。如今，学中医的医生和接受中医治疗的患者都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现代科学借助逻辑、数学、实验等理性手段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点和视角，在中西结合及现代中医框架中，理论与应用结果之间的差距和不确定性，使结果对理论指导经常无法做出证实或证伪，使人们很自然地对中医没有信心和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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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发展到今天，该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以怎样的模式存在，这个问题事关中医能否发展，能否保持活力，进一步说，是事关中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中医药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上千年来护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和健康，到了现代，更是以最绿色、最以人为本、最自然的治疗和保健方法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就是中医最终能够存在和发扬光大的客观因素。我们只要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去充分发展它，并彻底地改革中医体制，消除一切阻碍它发展的桎梏，中医药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http://www.100md.com(shu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