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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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囊医学
论自然选择的哲学意义及其与宗教的冲突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这是达尔文医学的提出者R.M尼斯和G.C威廉斯合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但这个问题确实一语道出了我们的身体所固有的种种缺陷。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又很难让人接受的事实。对于一名基督教徒来说，生命的存在是上帝设计的，但上帝为何会在他的产品中留下种种缺憾呢？对于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来说，生命是进化的产物，而且我们还曾被有意或无意地暗示，进化会不断地趋向于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显然这样的结局还得翘首以待。可见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会生病都是一个让人灰心丧气的事实。
但是，若从达尔文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正是自然选择的后果，而自然选择恰恰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拟对自然选择的哲学意义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选择与宗教观念的冲突缘由。
1.自然选择的伦理价值
, 百拇医药
一个完整的进化理论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生物界中进化事实的承认;其次是对进化机制的阐述。各种进化理论的分歧大多针对后者。而目前得到科学界正式承认的进化机制也仅仅只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自然选择机制所带来的哲学影响。首先，自然选择是奠定在自然界的非道德基础之上的。正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赋予达尔文一种灵感。这就是说，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展开，而食物的增长却是以算术级数展开，前者要远远快于后者，这就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的由来。其实在生物界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一物种的个体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于是，它们彼此之间就要为那有限的资源发生残酷的竞争。据达尔文观察，一株植株年产一千棵种子，而平均仅有一棵种子可以长成，它就是竞争中的获胜者。这种获胜有赖于它比别的个体要带有更多的优势性状，哪怕是这种优势近乎是微不足道，但只要对生存有利，它总会被保存并得到积累，这就是生物体所有适应性状的起源!
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界那堪称精致无比的适应性状曾被自然神学家引证为是上帝设计的最好证据，正如17世纪一位神学家所说，哪怕在一只虱子身上也凝聚着上帝的智慧，可见生物学成了自然神学的最后一座堡垒。现在当达尔文以自然选择机制来替代上帝的最终设计之后，这个最后的堡垒就陷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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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自然选择机制的展开恰恰是建立在无情的竞争基础之上的，它充满了赤裸裸的残杀，实无善心可言。正如达尔文自己所写道：“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一个慈悲的、全能的上帝会有计划地创造了姬蜂科，目的是专为使它住在活毛虫的体内吸取食料；我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猫应当玩弄鼠。由于不相信这些，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相信眼睛是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此外，达尔文还写道：“我们常常从光明、愉快的方面去看自然界的外貌，我们常看到了极丰富的食物，而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四周闲散歌唱的鸟类，大都取食昆虫或植物种子，因而不断地毁灭了生命；我们忘记了这等鸟类和它们的卵或雏鸟，亦常常被鸷鸟或猛兽所残噬。”这就是残酷而又无情的自然选择，它弃道德或善良于一旁，这难道说是慈悲而又全能的上帝所定下的规则？其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它违背了上帝的善，还不如说它违背了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当然就基督教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基本源泉仍是上帝)。其实当如今的环境保护论者大肆渲染人与动物的相亲相爱性时，这显然是就人的单方面感情出发而言的，动物决无此要求，更何况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动物与人均需接受自然选择的严峻考验，这里是容不得半点温情或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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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然选择还暗示着另一个后果，这就是说，进化决不是一种蓄谋已久、刻意追求的事件，这里不存在终极的至善的目的，摸着石子过河是对进化过程的生动描述，盲目的机遇成了主宰进化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在于，当自然选择中这种盲目的机遇作为主宰宇宙进程的支配性力量之后，未免会在人类那敏感而又细腻的心灵深处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此，甚至连达尔文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相信上帝存在的另一个起源是同理智有关而同情感无关的，我认为这种信念有更大的份量。这种信念的产生，是因为非常难于或者应该说不可能把这个伟大而奇异的宇宙，包括具有高瞻过去远瞩未来的能力的人类，看作是从盲目机会或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当这样想时，我就感到我被迫去指望有一位神，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人类的聪慧头脑；于是我值得被称作一个有神论者了。”
但是，现今的生物学家在情感上可要比达尔文豁达得多。当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将人类比作是一个吉普赛人，他流浪在异国他乡的边境上，而宇宙对他所弹奏的音乐则是充耳不闻，对他的希望、苦痛也是漠不关心时，莫诺没有丝毫的惆怅、感慨之情，相反，他以冷静的笔调如此直述：“人类至少知道他在宇宙的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是孤单的，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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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更是将生命的繁殖看作仅仅是自私的基因企图代代相传的一种生存策略，人类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所有被人类社会所称颂、赞美的道德情操、两性之爱乃至神圣的母爱，均可还原到基因层次的行为，那只不过是基因的生存策略而已。行文至此，不免使人心灰意冷。然而，下述实验结果却使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据报道，剖腹产的母羊，往往会失去对其儿女的母爱，这是因为当幼体经产道娩出时，会促使母羊分泌一种与母爱有关的激素，可见母爱确实与化学物质有关，但这仅是在动物中，人类母亲从未有因剖腹产而失去母爱能力的报道。
于是，守护人类的神圣感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情感，还成为一种哲学需要了。正是在此意义上，20世纪的不少哲学家挺身而出，其目的就是重新确立人类的自信和尊严。一般系统论之父、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贝塔朗菲看来，正如大多数思想家所赞誉的"达尔文革命使人脱离了中心的神圣地位"，现在人就成了一连串大分子的组合，如果人真的走下了神坛，仅是随机选择的产物，那么，对人类的潜能和命运作出幻想岂不是在浪费时间？人的尊严、理想及对未来的关注又该立足于何处？所以，他不无忧虑地看到，自从近代科学诞生的几百年来，随着科学尤其是技术的迅猛进步，源于宗教和哲学人的荣誉感日趋式微，人性被贬值，人类正在蜕变为另一个物种的动物，对此，贝塔朗菲要致力于创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来珍爱人类超越动物的能力，珍视人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贝塔朗菲再三强调他的系统理论首先是人文主义的，以区别于技术层面上的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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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其实更体现在对于宇宙终极价值的分歧上。宗教赋予存在以价值，其目的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科学(如达尔文进化论)则试图使存在和价值分离，从而掏空了生命的意义。海德格尔说，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哲学家坚信，宇宙中必定存在着一种终极目的，而人类的出现及其梦想就是它的生动体现时，这就接近于一种宗教体验了。 所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又有了新的走势。
2.宏观进化何以可能
达尔文进化论的面世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在岁月的舞台上，进化论及其宗教本身都在经历着变化。那么，它们又是找到了哪些共同点并留下了什么样的分歧点呢？
严格地说来，进化应该包含两个方向，这就是垂直进化与水平进化。当我们在谈论进化现象时，往往混淆或忽略了这两种不同的进化层次。就以细菌来说，它是一种最古老的生命体，但36亿年前的细菌与今天的细菌显然不同。就它与环境的适应程度而言，它同样是在进化，但这种进化又未使它成为比细菌更高的生命体，这就是“水平进化”，可见水平进化最好被定义为该生命体对于环境的适应程度，水平进化是物种多样性的起源，比如处于同一进化层次的哺乳动物即可入海(鲸)、又可上树(灵长类)或可飞行(蝙蝠)，这就是一种水平进化(辐射)。垂直进化是指生物体制在宏观上的渐趋复杂化。根据达尔文理论，人和细菌起源于同一个祖先，但两者在体制上的复杂程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纵观生命界，垂直进化的趋势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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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将他的著作取名为"物种起源"，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作法。毫无疑问，自然选择能够解释适应性的起源，亦即物种多样性的起源，这就是水平进化。但问题在于从水平进化如何才能过渡到垂直进化。就物种与其环境的匹配程度而言，细菌与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生存力更强，这就是说，自然选择仅造就与环境相适应的性状，它并不必然地趋向于进步。对此，达尔文如此写道：“自然选择的作用完全在于变异的积累和保存，这最后的结果是，各种生物对于各种条件的关系日益改进。这种改进必然招致了全世界大多数生物的体制逐渐进步。”这就是说，在达尔文看来，水平进化必然能带来垂直进化。但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于是，垂直进化就成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棘手难题。
当代的创世论者恰恰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承认自然选择机制，并认为这是上帝创世所用的方法，但自然选择仅与微观进化有关。这里的微观进化是指物种以下层次的演化。而宏观进化(亦即物种以上单元的形成)则无法通过自然选择来加以解释。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否认将自然选择机制应用于垂直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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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确实在说明自然选择是如何造就适应性状的起源时，曾以人工选择作为类比来说明动植物不同品系的起源。据考证，由人工选择所得到的各种类型的家鸽均起源于岩鸽，从而表明选择确能产生新的品系。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家鸽和岩鸽仍属同一个物种。那么，跨跃于物种以上的进化又是如何可能呢？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进化需要以漫长的时间作为代价。与宇宙相比，人生犹如蜉蝣，朝生暮死，它又如何能推知春夏秋冬那精彩的变化？所以，达尔文才会自信地指出，只要有漫长的时间作为前提，物种以上层次的宏观进化包括垂直进化，均可通过微小的变异而积累。然而，创世论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极不满意。就某种意义而言，当今的创世论者都持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就是说，科学理论仅与经验事实有关，它应该摒除所有的形而上学思辩。因为宏观进化是不可再现的，所以进化论就不是一种合法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换言之，科学的进化理论只能承认，自然选择导致的是物种层次以下单元的形成，这是一种不同于宏观的微观进化。超越于这个范围，则必须借助于圣经中的启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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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现代的创世论者并不全盘反对进化论。首先，他们承认进化这一事实；其次，他们在某种范围内承认自然选择的作用。然而，超越于这个范围，也恰恰是达尔文进化论所面对的难题：这就是水平进化何以能必然地过渡到垂直进化？对此，现代的进化论者大多语焉不详，或干脆保持沉默。当作者就此问题请教于达尔文医学的提出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一书的作者R.M尼斯时，他认为进化科学应当从事实出发，故此应避开这类无法用事实来解答的问题。
超越于事实的界限或许就是哲学了。生命界的垂直进化何以可能？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是引来不少哲学家的睿智见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的真正原因在于生命的原始冲动，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积极倾向，而适应机制仅解释了进化行程中的蜿蜒曲折，但不是进化的一般方向，更不是进化本身。而且进化本身还负载着价值意义：因为“归根结蒂，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全部生物存在的理由”。生命的原始冲动伴随着进化过程的展开，最终出现了有意识的人类。由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同宇宙进化过程类似的绵延性，所以，惟有人类才能回过头来体验和洞察宇宙进化及其生命进化的真谛。也就是说，惟有人类的出现，才使得进化现象有了认识论上存在的理由，进化才显示出其无穷的意义和魅力。显然这样的进化论与宗教情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故此，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作为一名犹太人，柏格森却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种需要高度勇气的行为。只能来自于最深层次的宗教情感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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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是否需要接受形而上学思辩的指导？传统的实证论者曾严格地拒绝了这一点。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在谈到对于上帝的看法时，曾如此写道："这时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我充分相信的那样，人类的头脑是由一个类似最低等动物的低级头脑发展出来的，不过在做出这样伟大的结论时，这种想法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吗？"这里的伟大结论是指关于神的观念。当神的观念是出自于由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大脑时，它的神圣性值得大大加以怀疑。但是，达尔文在这里显然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因为是谁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是经由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呢？那正是达尔文的大脑，显然，当这个结论是出自于某一个人的大脑时(他自身也来自于低级动物)，我们能对这样的结论给予充分的信任吗？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逻辑怪圈(悖论)。
要跳出这个逻辑怪圈，就意味着科学不能仅接受经验事实，它还必须受到来自于更高层次的某种哲学信念的指导，由洛克所开创的经验论哲学至此只能走向死胡同。这正如中世纪末期的一个著名命题"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石头连它自己都无法举动？"中所体现的，其实这个命题至少蕴含这一含义：理性需要接受一个最高公理作为它的出发点，绝对的怀疑论只能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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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语
至此我们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主要由两大原因带来。首先，进化论剥夺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得宇宙的进程、生命的起源乃至人类的出现成为毫无价值色彩的冷冰冰的带有盲目机遇的事件。在此意义上，人生的终极关怀以及人和宇宙的亲密、默契的交流不再具有神圣意义，而后者正是深沉的宗教感情的基础。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宗教不能将价值和事实问题相混淆，正如它当初对伽利略的审判。其次，达尔文理论的内在缺陷使它无法真正面对宏观进化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为宗教对进化领域的干预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最后，上述两点恰恰提示我们，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与哲学、宗教有区别，它不能构成我们对世界看法的终极来源，相反，它本身还必须受到某种哲学信念的指导或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任何进化观念均来自于人类的大脑，而思维着的精神乃是宇宙最绚丽的花朵。
科学不需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不需要科学，但人类需要这两者。(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7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蓉霞), 百拇医药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这是达尔文医学的提出者R.M尼斯和G.C威廉斯合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但这个问题确实一语道出了我们的身体所固有的种种缺陷。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又很难让人接受的事实。对于一名基督教徒来说，生命的存在是上帝设计的，但上帝为何会在他的产品中留下种种缺憾呢？对于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来说，生命是进化的产物，而且我们还曾被有意或无意地暗示，进化会不断地趋向于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显然这样的结局还得翘首以待。可见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会生病都是一个让人灰心丧气的事实。
但是，若从达尔文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正是自然选择的后果，而自然选择恰恰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拟对自然选择的哲学意义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所面临的困境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选择与宗教观念的冲突缘由。
1.自然选择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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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进化理论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生物界中进化事实的承认;其次是对进化机制的阐述。各种进化理论的分歧大多针对后者。而目前得到科学界正式承认的进化机制也仅仅只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自然选择机制所带来的哲学影响。首先，自然选择是奠定在自然界的非道德基础之上的。正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赋予达尔文一种灵感。这就是说，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展开，而食物的增长却是以算术级数展开，前者要远远快于后者，这就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的由来。其实在生物界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一物种的个体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于是，它们彼此之间就要为那有限的资源发生残酷的竞争。据达尔文观察，一株植株年产一千棵种子，而平均仅有一棵种子可以长成，它就是竞争中的获胜者。这种获胜有赖于它比别的个体要带有更多的优势性状，哪怕是这种优势近乎是微不足道，但只要对生存有利，它总会被保存并得到积累，这就是生物体所有适应性状的起源!
在达尔文之前，生物界那堪称精致无比的适应性状曾被自然神学家引证为是上帝设计的最好证据，正如17世纪一位神学家所说，哪怕在一只虱子身上也凝聚着上帝的智慧，可见生物学成了自然神学的最后一座堡垒。现在当达尔文以自然选择机制来替代上帝的最终设计之后，这个最后的堡垒就陷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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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自然选择机制的展开恰恰是建立在无情的竞争基础之上的，它充满了赤裸裸的残杀，实无善心可言。正如达尔文自己所写道：“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一个慈悲的、全能的上帝会有计划地创造了姬蜂科，目的是专为使它住在活毛虫的体内吸取食料；我也不能使自己相信，猫应当玩弄鼠。由于不相信这些，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相信眼睛是特为某种目的而设计的。”此外，达尔文还写道：“我们常常从光明、愉快的方面去看自然界的外貌，我们常看到了极丰富的食物，而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四周闲散歌唱的鸟类，大都取食昆虫或植物种子，因而不断地毁灭了生命；我们忘记了这等鸟类和它们的卵或雏鸟，亦常常被鸷鸟或猛兽所残噬。”这就是残酷而又无情的自然选择，它弃道德或善良于一旁，这难道说是慈悲而又全能的上帝所定下的规则？其实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它违背了上帝的善，还不如说它违背了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当然就基督教而言，这种价值观的基本源泉仍是上帝)。其实当如今的环境保护论者大肆渲染人与动物的相亲相爱性时，这显然是就人的单方面感情出发而言的，动物决无此要求，更何况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动物与人均需接受自然选择的严峻考验，这里是容不得半点温情或伪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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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然选择还暗示着另一个后果，这就是说，进化决不是一种蓄谋已久、刻意追求的事件，这里不存在终极的至善的目的，摸着石子过河是对进化过程的生动描述，盲目的机遇成了主宰进化的决定性力量。但问题在于，当自然选择中这种盲目的机遇作为主宰宇宙进程的支配性力量之后，未免会在人类那敏感而又细腻的心灵深处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此，甚至连达尔文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相信上帝存在的另一个起源是同理智有关而同情感无关的，我认为这种信念有更大的份量。这种信念的产生，是因为非常难于或者应该说不可能把这个伟大而奇异的宇宙，包括具有高瞻过去远瞩未来的能力的人类，看作是从盲目机会或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当这样想时，我就感到我被迫去指望有一位神，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人类的聪慧头脑；于是我值得被称作一个有神论者了。”
但是，现今的生物学家在情感上可要比达尔文豁达得多。当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将人类比作是一个吉普赛人，他流浪在异国他乡的边境上，而宇宙对他所弹奏的音乐则是充耳不闻，对他的希望、苦痛也是漠不关心时，莫诺没有丝毫的惆怅、感慨之情，相反，他以冷静的笔调如此直述：“人类至少知道他在宇宙的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是孤单的，他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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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更是将生命的繁殖看作仅仅是自私的基因企图代代相传的一种生存策略，人类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所有被人类社会所称颂、赞美的道德情操、两性之爱乃至神圣的母爱，均可还原到基因层次的行为，那只不过是基因的生存策略而已。行文至此，不免使人心灰意冷。然而，下述实验结果却使人重新看到了希望。据报道，剖腹产的母羊，往往会失去对其儿女的母爱，这是因为当幼体经产道娩出时，会促使母羊分泌一种与母爱有关的激素，可见母爱确实与化学物质有关，但这仅是在动物中，人类母亲从未有因剖腹产而失去母爱能力的报道。
于是，守护人类的神圣感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情感，还成为一种哲学需要了。正是在此意义上，20世纪的不少哲学家挺身而出，其目的就是重新确立人类的自信和尊严。一般系统论之父、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贝塔朗菲看来，正如大多数思想家所赞誉的"达尔文革命使人脱离了中心的神圣地位"，现在人就成了一连串大分子的组合，如果人真的走下了神坛，仅是随机选择的产物，那么，对人类的潜能和命运作出幻想岂不是在浪费时间？人的尊严、理想及对未来的关注又该立足于何处？所以，他不无忧虑地看到，自从近代科学诞生的几百年来，随着科学尤其是技术的迅猛进步，源于宗教和哲学人的荣誉感日趋式微，人性被贬值，人类正在蜕变为另一个物种的动物，对此，贝塔朗菲要致力于创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来珍爱人类超越动物的能力，珍视人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贝塔朗菲再三强调他的系统理论首先是人文主义的，以区别于技术层面上的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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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其实更体现在对于宇宙终极价值的分歧上。宗教赋予存在以价值，其目的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而科学(如达尔文进化论)则试图使存在和价值分离，从而掏空了生命的意义。海德格尔说，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哲学家坚信，宇宙中必定存在着一种终极目的，而人类的出现及其梦想就是它的生动体现时，这就接近于一种宗教体验了。 所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又有了新的走势。
2.宏观进化何以可能
达尔文进化论的面世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在岁月的舞台上，进化论及其宗教本身都在经历着变化。那么，它们又是找到了哪些共同点并留下了什么样的分歧点呢？
严格地说来，进化应该包含两个方向，这就是垂直进化与水平进化。当我们在谈论进化现象时，往往混淆或忽略了这两种不同的进化层次。就以细菌来说，它是一种最古老的生命体，但36亿年前的细菌与今天的细菌显然不同。就它与环境的适应程度而言，它同样是在进化，但这种进化又未使它成为比细菌更高的生命体，这就是“水平进化”，可见水平进化最好被定义为该生命体对于环境的适应程度，水平进化是物种多样性的起源，比如处于同一进化层次的哺乳动物即可入海(鲸)、又可上树(灵长类)或可飞行(蝙蝠)，这就是一种水平进化(辐射)。垂直进化是指生物体制在宏观上的渐趋复杂化。根据达尔文理论，人和细菌起源于同一个祖先，但两者在体制上的复杂程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纵观生命界，垂直进化的趋势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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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将他的著作取名为"物种起源"，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作法。毫无疑问，自然选择能够解释适应性的起源，亦即物种多样性的起源，这就是水平进化。但问题在于从水平进化如何才能过渡到垂直进化。就物种与其环境的匹配程度而言，细菌与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生存力更强，这就是说，自然选择仅造就与环境相适应的性状，它并不必然地趋向于进步。对此，达尔文如此写道：“自然选择的作用完全在于变异的积累和保存，这最后的结果是，各种生物对于各种条件的关系日益改进。这种改进必然招致了全世界大多数生物的体制逐渐进步。”这就是说，在达尔文看来，水平进化必然能带来垂直进化。但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于是，垂直进化就成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棘手难题。
当代的创世论者恰恰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承认自然选择机制，并认为这是上帝创世所用的方法，但自然选择仅与微观进化有关。这里的微观进化是指物种以下层次的演化。而宏观进化(亦即物种以上单元的形成)则无法通过自然选择来加以解释。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否认将自然选择机制应用于垂直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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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确实在说明自然选择是如何造就适应性状的起源时，曾以人工选择作为类比来说明动植物不同品系的起源。据考证，由人工选择所得到的各种类型的家鸽均起源于岩鸽，从而表明选择确能产生新的品系。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家鸽和岩鸽仍属同一个物种。那么，跨跃于物种以上的进化又是如何可能呢？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进化需要以漫长的时间作为代价。与宇宙相比，人生犹如蜉蝣，朝生暮死，它又如何能推知春夏秋冬那精彩的变化？所以，达尔文才会自信地指出，只要有漫长的时间作为前提，物种以上层次的宏观进化包括垂直进化，均可通过微小的变异而积累。然而，创世论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极不满意。就某种意义而言，当今的创世论者都持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就是说，科学理论仅与经验事实有关，它应该摒除所有的形而上学思辩。因为宏观进化是不可再现的，所以进化论就不是一种合法的、真正的科学理论。换言之，科学的进化理论只能承认，自然选择导致的是物种层次以下单元的形成，这是一种不同于宏观的微观进化。超越于这个范围，则必须借助于圣经中的启示了。
, http://www.100md.com
由此可见，现代的创世论者并不全盘反对进化论。首先，他们承认进化这一事实；其次，他们在某种范围内承认自然选择的作用。然而，超越于这个范围，也恰恰是达尔文进化论所面对的难题：这就是水平进化何以能必然地过渡到垂直进化？对此，现代的进化论者大多语焉不详，或干脆保持沉默。当作者就此问题请教于达尔文医学的提出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一书的作者R.M尼斯时，他认为进化科学应当从事实出发，故此应避开这类无法用事实来解答的问题。
超越于事实的界限或许就是哲学了。生命界的垂直进化何以可能？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于是引来不少哲学家的睿智见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的真正原因在于生命的原始冲动，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积极倾向，而适应机制仅解释了进化行程中的蜿蜒曲折，但不是进化的一般方向，更不是进化本身。而且进化本身还负载着价值意义：因为“归根结蒂，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全部生物存在的理由”。生命的原始冲动伴随着进化过程的展开，最终出现了有意识的人类。由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同宇宙进化过程类似的绵延性，所以，惟有人类才能回过头来体验和洞察宇宙进化及其生命进化的真谛。也就是说，惟有人类的出现，才使得进化现象有了认识论上存在的理由，进化才显示出其无穷的意义和魅力。显然这样的进化论与宗教情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故此，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作为一名犹太人，柏格森却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种需要高度勇气的行为。只能来自于最深层次的宗教情感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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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是否需要接受形而上学思辩的指导？传统的实证论者曾严格地拒绝了这一点。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在谈到对于上帝的看法时，曾如此写道："这时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我充分相信的那样，人类的头脑是由一个类似最低等动物的低级头脑发展出来的，不过在做出这样伟大的结论时，这种想法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吗？"这里的伟大结论是指关于神的观念。当神的观念是出自于由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大脑时，它的神圣性值得大大加以怀疑。但是，达尔文在这里显然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逻辑错误，因为是谁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是经由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呢？那正是达尔文的大脑，显然，当这个结论是出自于某一个人的大脑时(他自身也来自于低级动物)，我们能对这样的结论给予充分的信任吗？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逻辑怪圈(悖论)。
要跳出这个逻辑怪圈，就意味着科学不能仅接受经验事实，它还必须受到来自于更高层次的某种哲学信念的指导，由洛克所开创的经验论哲学至此只能走向死胡同。这正如中世纪末期的一个著名命题"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石头连它自己都无法举动？"中所体现的，其实这个命题至少蕴含这一含义：理性需要接受一个最高公理作为它的出发点，绝对的怀疑论只能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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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语
至此我们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与宗教的冲突主要由两大原因带来。首先，进化论剥夺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得宇宙的进程、生命的起源乃至人类的出现成为毫无价值色彩的冷冰冰的带有盲目机遇的事件。在此意义上，人生的终极关怀以及人和宇宙的亲密、默契的交流不再具有神圣意义，而后者正是深沉的宗教感情的基础。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宗教不能将价值和事实问题相混淆，正如它当初对伽利略的审判。其次，达尔文理论的内在缺陷使它无法真正面对宏观进化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就为宗教对进化领域的干预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最后，上述两点恰恰提示我们，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与哲学、宗教有区别，它不能构成我们对世界看法的终极来源，相反，它本身还必须受到某种哲学信念的指导或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任何进化观念均来自于人类的大脑，而思维着的精神乃是宇宙最绚丽的花朵。
科学不需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不需要科学，但人类需要这两者。(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7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蓉霞),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