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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濒危中药资源保护“支招”
http://www.100md.com 2003年11月19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049期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濒危珍稀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利用动植物,特别是药用动植物,既是人类生活的需要,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类医疗保健的需要。保护与利用是一对矛盾,也是我国和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合理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据统计,我国目前濒危动植物已达1400多种,被列入中国珍惜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有168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药用动物162种,资源匮乏不仅极大地阻碍了中药产业的发展,而一些国外媒体借此渲染中医药威胁野生动植物生存,并由此引发的物种保护方面的问题也使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备受关注。

    毋庸质疑,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着中医事业的生死存亡,如何实现二者间协调、有序的发展也需要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详细审症求因,然后处方用药。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及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各显神通”,为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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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招完善保护法规

    1987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并于1987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专项法规,该法规的生效为保护国家野生药材资源立下了汗马功劳。1988年11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配合该法规的执行,国务院分别于1992年3月和1993年10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此后,国务院又于1996年9月30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至此,我国关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我国加入WTO等诸多原因,这些制订于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与现实的碰撞给管理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少困难。以鹿茸为例,据中国中药协会会长张洪魁介绍,随着梅花鹿人工饲养的成功,我国养鹿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家养梅花鹿的存栏数大约在40~50万头,不仅完全满足药用需要,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趋势。但根据《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梅花鹿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鹿茸出口受严格限制,致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出口的鹿茸大量挤占国际市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机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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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国至今还没有针对野生动植物的国内贸易立法,也未能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要求制定一部相应的国内法。比如石斛,根据《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石斛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可以限量出口。而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石斛属附录一,其贸易几乎是全部禁止的,法规的冲突和不健全导致至今CITES公约秘书处仍将我国列为野生动植物贸易国内立法不完善的II类国家。

    “建立健全管理法规,是搞好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根本保障。目前法规中的一些条款已不适应中药发展的需求,应出台中药资源保护条例,并逐步建成中药资源保护的法规体系,才能为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指出。张洪魁会长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有关部门应对涉及保护和管理野生资源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需要修订的重新修订,以适应客观变化的需要。”他同时建议成立濒危药材保护协调小组,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组成,研究濒危药材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通过这个协调小组可以及时向主管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进行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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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招提高保护技术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野生药材品种进行家种家养研究。1955和1956年,商业部、卫生部等单位两次召开全国中药专业会议,要求对资源稀少而又必不可少的野生动植物药材要积极变野生为家养家种。1958年,周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文件规定: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动植物药材为家养家种。此后40多年间,我国科研人员积极开展了人工养麝、水牛角代替犀牛角和人工牛黄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目前全国已经进行人工种植养殖的药材有二百多种,不少曾经濒危的野生药用动植物已实现了大规模生产。

    科技的进步为现代制药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生物工程技术的兴起便是范例之一。中药产业化要求中药原料药生产实现工业化,除了人工种养,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中药材也将为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开另一扇新的大门。“对某些单体有效成分研究已取得明显成效、其单体的药用作用确切的品种,可在单体有效活性成分研究明晰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大量、规模化地生产临床所需的有效、必需药物。”云南中医学院的李庆生院长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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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招更新保护观念

    麝是我国因中药应用而导致濒危的少数几个典型物种之一,据统计,在急救中成药和各种常用药中,以麝香作为主要成分的有295种。20世纪50年代,我国野麝种群数量高达350万只,约占世界麝资源的70%;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野麝数量降至250万只;至上世纪80年代降为200万只;2001年更锐减到6.5万只,不及国外麝资源二三十万只的1/3,说明我国麝资源的破坏速度远远高于国外。

    然而在我国的野生生物管理法规中,对麝的管理可谓最严,为麝的保护及麝香利用几乎每年都要颁布三两个管理文件或法规,但麝资源的濒危程度却日益加剧,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麝香价格居高不下,盗猎猖獗,加之收购渠道混乱,使野生麝的捕杀屡禁不止。

    其实麝资源保护的危机只是野生药材资源保护艰巨性的缩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采盗猎就像毒瘤,总在监管的缝隙中滋生,打不尽,杀不绝,根源何在?“国家管理主体单一,管理具有滞后性,单纯为了保护而保护,忽视当地的利益,没有理顺有关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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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贾谦教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解决之道是变‘堵’为‘疏’,由单一的政府保护转换为以政府和当地受益农户相结合的保护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以服务为中心,制订相关政策和法规,给当地资源保护主体优惠政策,实现‘谁保护、谁受益’,充分调动资源所在地群众的主观积极性,才能促进野生药材资源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实现永续利用。”

    而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的王维胜处长则从流通渠道的监管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对以濒危野生药材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药品实行标记,国家允许企业采购多少原料,这些原料能生产出多少药品,就发放多少个标记。超出了标记数量之外的产品将被视为非法,要严加追查其原料来源,这样才能使盗采盗猎失去市场。”

    第四招开展资源普查

    常言道,“口袋有粮,心中不慌”。进行中药材资源普查,摸清我国目前中药资源蕴藏量的“家底”,知道“袋”中到底有多少“粮”,才能为保护和利用濒危野生药材资源制订出科学、有效的方针,保护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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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期和八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中药资源普查(调查)工作,为历史上这三个时期中药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迄今距上次中药资源普查已相隔十几年,在此期间,我国的中药产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药材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中药材的需求量、产量及主要产区分布等,与十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野生中药资源锐减、药材质量普遍下降以及由于各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传统药材主产区的变迁使中药材资源整体面临危机。

    由于普查和统计的工作长期的中断,药用植物濒危状况的调查近年来也一直是空白。为此不少专家大声疾呼,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陈士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中药资源保护战略的制订必须以资源蕴藏总量的数据为基础,否则一切只能是沙中筑塔——不仅是不稳固的,也是相当危险的。”陈教授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开展重点中药品种的资源调查,建立包括中药资源数据库及决策系统和珍稀濒危药用物种及资源蕴藏量预警系统等六大系统在内的国家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体系,进而据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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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招重视恢复生态

    任何物种的繁衍生息离不开良好的生存环境,由于自然界的生物链效应,1个物种的消失将使15~30个物种的生存面临威胁,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动物进出口管理处的范志勇处长认为,尽管入药是使个别物种致危的因素之一,但从更大尺度上说,在中国导致野生动物濒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太大,长期开发造成的大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云南中医学院的李庆生院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考察许多濒危中药资源的成因,较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其生态环境、生物群落遭到破坏而严重衰败。这不仅会引起中药资源数量的减少,更会导致其有效成分变异和含量下降。”

    “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点被忽略了”,李院长接着说,“人工种养作为恢复中药资源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在现阶段来看可行而且有效的,但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良性循环的生物圈。因此,恢复中药材资源健康生长的良性生态环境,恢复适宜中药材生长的生物圈的正常生物群落,才是中药资源保护最主要的也是最长远的根本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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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代替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这是CITES公约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其实仔细想来,保护珍稀药用动植物资源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关系正如太极图中的阴和阳,看似此消彼长、水火不容,实则相互依存、互根互生。而若要达到阴平阳秘的化境,除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外恐怕也别无选择。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此后我国学者又对这一定义做了如下补充,即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长久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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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有赖于资源持续供给的能力,有赖于其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协调,有赖于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部门之间的协调行为以及民众的监督与参与意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功能的减弱或增强都会影响其它组分以及持续发展进程。

    中药材资源是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身体健康的利器,它的可持续供应同样也不只是几个人、几个部门、几个行业的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中药资源保护需要各级政府、各行各业乃至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我们手中拿着的这份长长的濒危野生药材名单才会不再增加。而我们更希望,在我们精心的呵护下,10年,20年,也许再久一些,这份名单会我们眼中消失,那些曾经荒芜、沙化的土地再次长满绿的草、红的花;森林重又繁盛茂密、郁郁葱葱,我们可以听到小鸟儿的鸣唱、溪水的孱孱,看到小动物们在林间欢畅地嬉戏、跳跃。人类终于实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而那时,我们不仅为自己,更将为子孙后代矗立起一座绿色的丰碑!, http://www.100md.com(汪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