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制改革要预防过度市场化
作为非典战役的标志性人物，王岐山又一次出现在新的“战场”上——医疗体制改革的前线。在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代市长王岐山称，北京市将加快医疗机构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此外还将转变卫生行政部门职能。
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已在决策层形成比较明确的方向，但是事业单位的改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从中小学、高校、科研机构到医院，这些部门不仅是“吃皇粮”的大户，而且被视为效率最低下、垄断最严重的领域。尤其是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和医疗，人们怨言频起。事业单位的弊端，无疑是体制问题。但是，和国企改革不同，这些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不能仅仅通过产权改革和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效率，它还涉及公平。如果所有产品和服务都由市场来调节，那么，穷人不但买不起汽车和住房，也没钱上学，更无法享受基本的卫生医疗条件。同时这个社会也将丧失对抗SARS、AIDS等流行病的能力。
学者王绍光认为，中国90年代以来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以及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等等，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但他认为，在公共卫生领域，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为避免医院的收费，非典患者可能不去就医，结果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而医疗领域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医生给患者开一些不必要的药、或高价的药)。所以，即使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个领域也充满了“市场失灵”。即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其医疗体制也充满教训。据王绍光的比较，在21个欧美发达国家中，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程度，美国都是倒数第二。他认为，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过分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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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医疗机构的经营效率，同时又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任何地区的医疗体制改革都希望达到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改革，主要希望通过产权改革来提高医疗机构的效率，各地的操作实践也是毁誉参半。
本报去年曾报道武汉市江岸区区属街道医院进行的产权改革。这些街道医院从功能上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变，从体制上向民营化转变。区卫生局局长鲍训勇认为，社区医院民营化后，起码可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此外，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效率将保证医院的盈利水平，使社区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他承认，两个试点都失败了：一家医院的股东被医院职工赶了出来；而另一家公司则差不多是骗取了原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在异地开了一家医院。
而另一些报道则指出，某市100多家乡镇卫生院和6所县级医院，以公开拍卖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后，医疗机构收费上涨幅度较大，以每出院人次的平均费用为例，市级医院从2793元涨到3277元，县级医院从2766元涨到42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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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私人资本进来后，它的最终目标是盈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收费上，这与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预防为主、降低居民发病率、降低全社会医疗费用支出比例的最终目的并不统一。
由于卫生服务提供的大多是公共卫生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因此医疗改革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在产权改制之后，医疗机构如何承担公共卫生职能。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建议：适当分离医疗机构的职能，针对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等等制定不同的政策，有的领域由市场来主导，有的仍由公共财政负担。也有人建议，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对事业型医院如何运作、非事业型医院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
有媒体报道，江苏省宿迁市原有的133个乡级以上医疗机构，除两个县级医院在改制外，其余已经全部完成产权置换，或者说民营化。同时，宿迁市政府也意识到了公共卫生职能在医疗改制中的窘境。当地政府明确指出，在改制中置换的资金被要求存入专用账户，全部用于卫生事业发展，不许截留、挪用或平调。在乡镇卫生院产权置换的同时，宿迁市政府也将乡镇防疫保健所从卫生院中独立出来。一个乡镇设立一个防保所，由政府兴办，作为公益性卫生事业单位，承担辖区内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爱国卫生等工作。
对北京这种改革敏感地区而言，即便是产权改革，也是一个不易推进的举措，相信决策者已经看到这方面的难度。除了产权改革，王岐山在这次会议上还指出，应改变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老板”和“总院长”的角色，不再承担举办医疗机构和管理医疗机构具体事务，而是要代表政府履行好各项公共卫生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医疗卫生全行业管理等方面。在大城市，在既得利益群体更顽固的地方，改变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的角色，恐怕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http://www.100md.com
虽然国有企业的改革已在决策层形成比较明确的方向，但是事业单位的改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从中小学、高校、科研机构到医院，这些部门不仅是“吃皇粮”的大户，而且被视为效率最低下、垄断最严重的领域。尤其是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和医疗，人们怨言频起。事业单位的弊端，无疑是体制问题。但是，和国企改革不同，这些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不能仅仅通过产权改革和引入市场竞争来提高效率，它还涉及公平。如果所有产品和服务都由市场来调节，那么，穷人不但买不起汽车和住房，也没钱上学，更无法享受基本的卫生医疗条件。同时这个社会也将丧失对抗SARS、AIDS等流行病的能力。
学者王绍光认为，中国90年代以来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以及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等等，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但他认为，在公共卫生领域，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为避免医院的收费，非典患者可能不去就医，结果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而医疗领域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医生给患者开一些不必要的药、或高价的药)。所以，即使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个领域也充满了“市场失灵”。即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其医疗体制也充满教训。据王绍光的比较，在21个欧美发达国家中，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程度，美国都是倒数第二。他认为，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过分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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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医疗机构的经营效率，同时又保证所有国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是任何地区的医疗体制改革都希望达到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改革，主要希望通过产权改革来提高医疗机构的效率，各地的操作实践也是毁誉参半。
本报去年曾报道武汉市江岸区区属街道医院进行的产权改革。这些街道医院从功能上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变，从体制上向民营化转变。区卫生局局长鲍训勇认为，社区医院民营化后，起码可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此外，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效率将保证医院的盈利水平，使社区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他承认，两个试点都失败了：一家医院的股东被医院职工赶了出来；而另一家公司则差不多是骗取了原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在异地开了一家医院。
而另一些报道则指出，某市100多家乡镇卫生院和6所县级医院，以公开拍卖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后，医疗机构收费上涨幅度较大，以每出院人次的平均费用为例，市级医院从2793元涨到3277元，县级医院从2766元涨到42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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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私人资本进来后，它的最终目标是盈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收费上，这与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预防为主、降低居民发病率、降低全社会医疗费用支出比例的最终目的并不统一。
由于卫生服务提供的大多是公共卫生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因此医疗改革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在产权改制之后，医疗机构如何承担公共卫生职能。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建议：适当分离医疗机构的职能，针对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等等制定不同的政策，有的领域由市场来主导，有的仍由公共财政负担。也有人建议，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对事业型医院如何运作、非事业型医院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
有媒体报道，江苏省宿迁市原有的133个乡级以上医疗机构，除两个县级医院在改制外，其余已经全部完成产权置换，或者说民营化。同时，宿迁市政府也意识到了公共卫生职能在医疗改制中的窘境。当地政府明确指出，在改制中置换的资金被要求存入专用账户，全部用于卫生事业发展，不许截留、挪用或平调。在乡镇卫生院产权置换的同时，宿迁市政府也将乡镇防疫保健所从卫生院中独立出来。一个乡镇设立一个防保所，由政府兴办，作为公益性卫生事业单位，承担辖区内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爱国卫生等工作。
对北京这种改革敏感地区而言，即便是产权改革，也是一个不易推进的举措，相信决策者已经看到这方面的难度。除了产权改革，王岐山在这次会议上还指出，应改变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老板”和“总院长”的角色，不再承担举办医疗机构和管理医疗机构具体事务，而是要代表政府履行好各项公共卫生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医疗卫生全行业管理等方面。在大城市，在既得利益群体更顽固的地方，改变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的角色，恐怕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