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2月9日：
中国政府经过三次申请，终于在今年10月19日获得了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全球基金(GFATM)总计5年9800万美元的艾滋病治理专项基金。《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就基金申请的过程、使用、监督等问题专访了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叶雷。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全球艾滋病项目办公室的情况吗？这个办公室和GFATM之间是什么关系？
叶雷：今年10月份，美国政府正式在中国设立了这个中美艾滋病合作项目办公室，它的英文缩写是GAP，即全球艾滋病项目办公室。我们这个办公室全年的经费只有300万美元，所以主要不是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政府反艾滋病，而是发挥美国在反艾滋病方面的技术优势，为中国政府的艾滋病项目提供技术帮助，这也包括全球基金的这个项目。
记者：能请您介绍一下全球基金的背景吗？
叶雷：全球基金的全称是：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全球基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艾滋病防治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3年前发起了这个倡议，此后便成立了这个机构，他也可以算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许多发达国家每年都提供资金来支持它的运作，而中国政府每年也会为此提供10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
记者：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在申请这个基金时曾经遭到两次挫折，为什么？
叶雷：申请全球基金的竞争非常激烈。它的申请报告不是一种形式，他们的评估委员会需要根据你的申请书对你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你必须让他们看到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景。
中国在2001年初第一次申请这个基金，包括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前两项当年就通过了，但是艾滋病的申请报告没有解释清楚它的可行性，只是说我需要钱，于是就没有通过。
第二次申请大概是在2002年底，当时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在中原地区，因为卖血而感染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一个艾滋病的高发期，所以中国政府需要这笔钱来进行预防、医疗。当时中国政府的计划还是做得不够周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帮助它，它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记者：那么这次为什么成功了？
叶雷：今年过完年，中国卫生部就开始做了一个100个县的“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ChinaCares”，即“中国关怀”计划。以前中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主要是宣传教育，而这次则是真正拨钱来进行艾滋病的治疗。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又向全球基金提出申请，他们觉得有些地方的条件实在有限，如果全球基金能拿出一笔钱来帮助中国，那么我们的工作会进行得更好。那么，这一次，全球基金的评估委员会觉得这个计划比较具体，而且中国政府自己的项目已经启动。所以就同意了这个申请，今后5年将拨款9800万美元，第一笔钱会于明年到位。这些钱将主要用于对艾滋病人的关怀和治疗。
建立监督体系防止挪用
记者：这个项目的资金将完全交给中国政府来运作吗？如何监督它的使用？
叶雷：对。这笔钱将由中国政府来掌握。对于全球基金来说，这个项目的监督主要会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首先，全球基金会给中国政府提供充裕的资金来进行项目管理和建立监督体系，因为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是比较缺乏的。这个艾滋病的项目涉及数额比较巨大，所以全球基金正在筹备驻中国的办公室来处理中国的事务，并起到监督的职能，这个办公室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组织还将在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县建立办公室来监督。
其次，所有给中国提供艾滋病基金援助的组织和中国卫生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会定期听取这方面工作进展的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三，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项目，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对这个项目的进展进行评估。
记者：全球基金怎么防止资金被挪用？
叶雷：这个监督也会纳入上面所说的那些机制里面。由于这笔钱将完全交给中国政府来运作，所以它和中国政府自己投入的资金一样，中国政府自己有一套防止被挪用的体系。当然，全球基金也会做一些抽查和审计。
记者：全球基金需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助吗？
叶雷：由于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系统还不能满足这个项目的需求，所以大量的工作地方政府会感觉有心无力。但是中国的NGO本身也存在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政府本身比较排斥NGO，如何协调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你试想，如果一个县有200万的资金，那么NGO说我可以帮你做，你给我50万，地方政府能愿意吗？
第二个是，即使地方政府愿意这么做，那么这种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NGO来满足这种需求。中国的NGO发展得比较晚，而且大部分还是挂靠政府的，所以通过NGO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显然也不太现实。
边做边学培养专业人才
记者：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开始推行的免费药品发放的项目还有一些缺陷，比如说一些地方在项目开始五个月后，还有三分之二的药品发不出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对这个项目的成功有信心吗？
叶雷：我知道中国政府在推行这样的计划时必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坐视艾滋病的泛滥而等待体制的健全，我们只能边做边学。你提到的药品发放问题，据我分析，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种药品，另一个是患者怕暴露自己，因为社会的歧视毕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其实，下面提供的需要治疗人的数据本身就很混乱，这就加大了计划推行的难度。
记者：那你觉得全球基金的这个项目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将是什么？
叶雷：现在计划还没有正式操作。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硬件，不是药品，而是缺人，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技术管理的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中美的这个合作项目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也包括为中国培养这方面的人，从而把这个项目推行下去。
中国艾滋防治的三大主体：中央、地方、民间
中央政府在艾滋病日来临的前后重拳出击，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五点承诺。他明确表示要将艾滋病的防治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任务，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对工作不力造成传播的地方政府要追究责任。并且由政府出资对农民、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
他还表示，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和资金的交流与合作。
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亲切交谈，并与他们握手，显示了中央领导人消除对艾滋病人歧视的坚定决心。
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央
然而，中央的决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地方政府？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中央和地方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存在差别。而地方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同。”
在此之前，有几个著名的论断被广泛流传。这其中包括：“人总有一死，死几个人算什么”；“艾滋病疫情是国际机密”；“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象的口实”--这些话都出自河南某县的政府官员之口。据河南反艾滋病人士高耀洁介绍，一位曾经帮助过外国记者的小女孩受到了被学校开除的“待遇”，理由是孩子不学好，和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当地官员对于艾滋病的敏感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病已经被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一位政治学者分析道。他曾经在去河南调研的时候亲身经历过当地对此问题的讳莫如深。
这种情绪以至于正常的活动也常常受到干扰。2003年4月，在河南教书的四个外国人找到高耀洁，要求捐助3万人民币给艾滋遗孤，对钱财一向比较谨慎的高拒绝了，转而建议这些友人将钱用来帮助鲁山的失学儿童。经过河南省文史馆的协调，四名教师将到当地进行一个捐赠仪式。“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单位老干部科的科长找到我，问我是不是要带几个外国人去鲁山。之后，第二天的活动就被取消了”，高耀洁回忆道。
民间反艾步履维艰
在国外的反艾进程中，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民间反艾滋病志愿者胡佳介绍，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比如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他们就有专门针对华裔、拉美裔的社团。这些社团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地与病人沟通，做了一些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就像这次河南睢县的免费治疗项目，有一些药就是通过当地的艾滋病互助组织的动员，才使得病人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接受这些药物。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刘康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民间组织在艾滋病的防治中是有益的补充。他们可以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起步本来就晚，而且和政府的沟通并不顺畅。据统计，除了那些挂靠政府的民间组织，中国真正纯民间的防治艾滋病组织不超过10个。像高耀洁和胡佳这样的人都在孤军奋战。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来进行这场艾滋病的斗争。当记者向卫生部一位官员提起高耀洁的时候，该官员表示对此人不甚了解。然而这位老太太却继前年获得了联合国“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后，今年又荣获了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
胡佳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经常与政府部门联系，但是很少得到回应。所以他们现在只能通过各种研讨会搭建的平台来结识一些政府官员，相信未来会慢慢地好起来。
而民间组织“中国艾滋病资讯”的负责人美国人欧迪龙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联合国或外国政府或我们这种比较小的NGO，如果在中国做任何有效的反艾滋病工作的话就不得不跟政府有一定的沟通。政府体制就是这样。有的外国人接受不了，觉得这算是政府‘干涉’我们的工作。但我宁可这么看：政府里面也有许多好人，也有许多真正想做好事的人。你只要找到这些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中国做事人情很重要，做反艾滋病工作也不例外。”
但是，欧迪龙强调，艾滋病问题非常紧急，我们不能再浪费一天的时间。
中国政府经过三次申请，终于在今年10月19日获得了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全球基金(GFATM)总计5年9800万美元的艾滋病治理专项基金。《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就基金申请的过程、使用、监督等问题专访了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叶雷。
记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全球艾滋病项目办公室的情况吗？这个办公室和GFATM之间是什么关系？
叶雷：今年10月份，美国政府正式在中国设立了这个中美艾滋病合作项目办公室，它的英文缩写是GAP，即全球艾滋病项目办公室。我们这个办公室全年的经费只有300万美元，所以主要不是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政府反艾滋病，而是发挥美国在反艾滋病方面的技术优势，为中国政府的艾滋病项目提供技术帮助，这也包括全球基金的这个项目。
记者：能请您介绍一下全球基金的背景吗？
叶雷：全球基金的全称是：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全球基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艾滋病防治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3年前发起了这个倡议，此后便成立了这个机构，他也可以算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许多发达国家每年都提供资金来支持它的运作，而中国政府每年也会为此提供10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
记者：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在申请这个基金时曾经遭到两次挫折，为什么？
叶雷：申请全球基金的竞争非常激烈。它的申请报告不是一种形式，他们的评估委员会需要根据你的申请书对你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分析，你必须让他们看到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景。
中国在2001年初第一次申请这个基金，包括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前两项当年就通过了，但是艾滋病的申请报告没有解释清楚它的可行性，只是说我需要钱，于是就没有通过。
第二次申请大概是在2002年底，当时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在中原地区，因为卖血而感染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一个艾滋病的高发期，所以中国政府需要这笔钱来进行预防、医疗。当时中国政府的计划还是做得不够周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帮助它，它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记者：那么这次为什么成功了？
叶雷：今年过完年，中国卫生部就开始做了一个100个县的“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ChinaCares”，即“中国关怀”计划。以前中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主要是宣传教育，而这次则是真正拨钱来进行艾滋病的治疗。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又向全球基金提出申请，他们觉得有些地方的条件实在有限，如果全球基金能拿出一笔钱来帮助中国，那么我们的工作会进行得更好。那么，这一次，全球基金的评估委员会觉得这个计划比较具体，而且中国政府自己的项目已经启动。所以就同意了这个申请，今后5年将拨款9800万美元，第一笔钱会于明年到位。这些钱将主要用于对艾滋病人的关怀和治疗。
建立监督体系防止挪用
记者：这个项目的资金将完全交给中国政府来运作吗？如何监督它的使用？
叶雷：对。这笔钱将由中国政府来掌握。对于全球基金来说，这个项目的监督主要会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首先，全球基金会给中国政府提供充裕的资金来进行项目管理和建立监督体系，因为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是比较缺乏的。这个艾滋病的项目涉及数额比较巨大，所以全球基金正在筹备驻中国的办公室来处理中国的事务，并起到监督的职能，这个办公室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组织还将在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县建立办公室来监督。
其次，所有给中国提供艾滋病基金援助的组织和中国卫生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会定期听取这方面工作进展的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三，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项目，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对这个项目的进展进行评估。
记者：全球基金怎么防止资金被挪用？
叶雷：这个监督也会纳入上面所说的那些机制里面。由于这笔钱将完全交给中国政府来运作，所以它和中国政府自己投入的资金一样，中国政府自己有一套防止被挪用的体系。当然，全球基金也会做一些抽查和审计。
记者：全球基金需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的帮助吗？
叶雷：由于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系统还不能满足这个项目的需求，所以大量的工作地方政府会感觉有心无力。但是中国的NGO本身也存在着两大问题。一个是政府本身比较排斥NGO，如何协调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你试想，如果一个县有200万的资金，那么NGO说我可以帮你做，你给我50万，地方政府能愿意吗？
第二个是，即使地方政府愿意这么做，那么这种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NGO来满足这种需求。中国的NGO发展得比较晚，而且大部分还是挂靠政府的，所以通过NGO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显然也不太现实。
边做边学培养专业人才
记者：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开始推行的免费药品发放的项目还有一些缺陷，比如说一些地方在项目开始五个月后，还有三分之二的药品发不出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对这个项目的成功有信心吗？
叶雷：我知道中国政府在推行这样的计划时必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坐视艾滋病的泛滥而等待体制的健全，我们只能边做边学。你提到的药品发放问题，据我分析，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种药品，另一个是患者怕暴露自己，因为社会的歧视毕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其实，下面提供的需要治疗人的数据本身就很混乱，这就加大了计划推行的难度。
记者：那你觉得全球基金的这个项目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将是什么？
叶雷：现在计划还没有正式操作。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硬件，不是药品，而是缺人，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技术管理的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中美的这个合作项目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也包括为中国培养这方面的人，从而把这个项目推行下去。
中国艾滋防治的三大主体：中央、地方、民间
中央政府在艾滋病日来临的前后重拳出击，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代表中国政府作出五点承诺。他明确表示要将艾滋病的防治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任务，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监督，对工作不力造成传播的地方政府要追究责任。并且由政府出资对农民、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
他还表示，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和资金的交流与合作。
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亲切交谈，并与他们握手，显示了中央领导人消除对艾滋病人歧视的坚定决心。
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及中央
然而，中央的决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地方政府？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中央和地方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存在差别。而地方政府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明显不同。”
在此之前，有几个著名的论断被广泛流传。这其中包括：“人总有一死，死几个人算什么”；“艾滋病疫情是国际机密”；“疫情信息会成为境外反华势力诋毁我国形象的口实”--这些话都出自河南某县的政府官员之口。据河南反艾滋病人士高耀洁介绍，一位曾经帮助过外国记者的小女孩受到了被学校开除的“待遇”，理由是孩子不学好，和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当地官员对于艾滋病的敏感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病已经被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一位政治学者分析道。他曾经在去河南调研的时候亲身经历过当地对此问题的讳莫如深。
这种情绪以至于正常的活动也常常受到干扰。2003年4月，在河南教书的四个外国人找到高耀洁，要求捐助3万人民币给艾滋遗孤，对钱财一向比较谨慎的高拒绝了，转而建议这些友人将钱用来帮助鲁山的失学儿童。经过河南省文史馆的协调，四名教师将到当地进行一个捐赠仪式。“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单位老干部科的科长找到我，问我是不是要带几个外国人去鲁山。之后，第二天的活动就被取消了”，高耀洁回忆道。
民间反艾步履维艰
在国外的反艾进程中，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民间反艾滋病志愿者胡佳介绍，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比如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他们就有专门针对华裔、拉美裔的社团。这些社团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地与病人沟通，做了一些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就像这次河南睢县的免费治疗项目，有一些药就是通过当地的艾滋病互助组织的动员，才使得病人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接受这些药物。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刘康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民间组织在艾滋病的防治中是有益的补充。他们可以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起步本来就晚，而且和政府的沟通并不顺畅。据统计，除了那些挂靠政府的民间组织，中国真正纯民间的防治艾滋病组织不超过10个。像高耀洁和胡佳这样的人都在孤军奋战。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来进行这场艾滋病的斗争。当记者向卫生部一位官员提起高耀洁的时候，该官员表示对此人不甚了解。然而这位老太太却继前年获得了联合国“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后，今年又荣获了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
胡佳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经常与政府部门联系，但是很少得到回应。所以他们现在只能通过各种研讨会搭建的平台来结识一些政府官员，相信未来会慢慢地好起来。
而民间组织“中国艾滋病资讯”的负责人美国人欧迪龙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联合国或外国政府或我们这种比较小的NGO，如果在中国做任何有效的反艾滋病工作的话就不得不跟政府有一定的沟通。政府体制就是这样。有的外国人接受不了，觉得这算是政府‘干涉’我们的工作。但我宁可这么看：政府里面也有许多好人，也有许多真正想做好事的人。你只要找到这些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中国做事人情很重要，做反艾滋病工作也不例外。”
但是，欧迪龙强调，艾滋病问题非常紧急，我们不能再浪费一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