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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保密分别使劲:SARS科研困惑和苦恼
http://www.100md.com 2003年12月14日 医业网
     《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1日:

    难道他们在面临SARS病毒这样的危机前,还要一盘散沙、搞“山头主意”而不能抛弃偏狭,走向协作吗?如果我们要抨击别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那我们就该知道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

    面对SARS病毒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国内病毒研究的分割封闭、重复研究、资源及署名争夺一度让中国的生物医学科研界障碍重重,如何建立公开、共享、协调和有效率的生物科研机制,看来绝不仅仅是科研人员道德的问题。

    为什么锁我资料?

    最近一个多月,李玄严(化名)教授正为一系列的怪事情头痛不已。他是广东某科研机构的教授,正承担着很重要的几项SARS攻关课题研究任务。

    前些日子,为了实验室安全起见,他把一些分离出来的病毒资料存放妥当,等第二天上面已经挂了一把锁。他有些惊讶,因为这全是他多年做实验留下的资料,事先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过要将他的资料上锁。于是,他换了把锁。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保卫科报案,要求“保护现场”。

    相伴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些蹊跷的事情:李玄严放在桌面上的一沓资料不翼而飞;为了了解关键病人的一些资料,李玄严连续打出十多个电话联系协调,都毫无结果。

    有人向李玄严透露说:“听说你在跟国内研究机构搞什么合作?”

    李玄严对记者解释说,“最近我在配合国内的研究机构做一个基础研究的课题,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内部的羁绊突然就出来了,而且来得不明不白。”

    李玄严曾在国外做过研究,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研究必然是个协作的产物,就像跨国公司那样,往往需要调动相当大范围的研究力量来协作进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小农经济式的治学方式,搞小作坊、小团队,如果还没有新的科研模式,我们难保不会重蹈覆辙。”

    李玄严的遭遇,在SARS病毒爆发后的六个多月来,一直也是同行所苦恼的:今年2月份,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两位专家受命飞赴SARS病毒爆发地,但没有获得SARS病毒标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终于得到了病毒标本,但是“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一个可笑的例子是,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汪建博士为了病毒标本追寻良久,都空手而归。后来通过朋友关系,他从北京某研究院“偷”了一点样本,整个过程“像进行特务活动一般”,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口罩。

    甚至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这样的权威机构要病毒也不容易。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回忆说,当时她居然听到有人说:“把病毒灭活了再给C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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