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医院 能否挑起反家暴大旗
当一位被丈夫打伤的妇女来到医院诊治伤病时，医护人员、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群体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医护人员耐心的安抚和开导很有可能彻底改变这名受害妇女的一生，而由医护人员完成的客观而又详实的病情记录，又将成为今后为这名受害妇女维权的最有力证据。
2000年中国法学会开始推广“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个试点，北京丰台铁营医院建立了“医疗机构干预家庭暴力模式”。“医疗干预”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完全陌生的概念悄然走向社会，医生第一次走到了反家暴的前线。
时至今日，铁营医院已经成功地救助了160余名妇女。然而，《北京晨报》前不久的一篇报道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报道指出，在铁营医院“医疗干预”模式举步为艰：近一半的受暴妇女看病给不起钱，许多时候，医护人员不得不自掏腰包救助她们。此外由于一些施暴者认为医护人员为受暴妇女看病是干预了他的“家事”，因此出现了受害者的丈夫尾随医护人员的事件……
, 百拇医药
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医疗干预”模式是否还要坚持下去？反家暴行动的出路何在？12月15日晚，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李洪涛教授，亚利桑那州西部大学副教授、Fulbright项目访问学者Robin Haarr，做客YNET网站东西对话栏目，与网友就中美两国反家暴运动现状进行了深入而客观的讨论。
“医疗干预”既要积极主动又要体贴到位
不同于以往人们所熟知的“医疗救助”概念，李洪涛指出，“医疗干预”这一模式显得更加主动，更具有“识别能力和敏感度”。在“医疗干预”模式中，医生不仅要诊治受暴妇女，更要努力使受暴妇女讲出真实的话，并勇敢地向外界寻找支持和援助。
在谈话中，我们发现铁营医院在现有条件下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为了给受暴妇女创造更多的安全感，铁营医院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专门开辟了单独的诊室。在整个诊治过程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会认真聆听受暴妇女的诉说，努力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在谈话过程中，如果受暴妇女提出要求，医生还将帮助她们找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以及妇联等等。
, 百拇医药
由于医院目前没有能力为受暴妇女提供庇护所，同时，又有许多妇女并不具备离婚的条件，所以医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建立在受暴妇女出于自愿的基础上。据李洪涛介绍，铁营医院还专门为受暴妇女制作了小卡片，上面印有一系列的援助信息。为了便于受暴妇女隐藏，卡片的尺寸很小。
能力有限 医院难以独自挑起反家暴大旗
在听完李洪涛对中国“医疗干预”模式的介绍后，Robin Haarr指出，尽管医院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没有为受暴妇女提供的庇护所，没有警方力量的介入，医院目前所能做到的并没有使受暴妇女及时地脱离危险的环境。李洪涛也表示，在反家暴运动中，应该建立一套由上至下的有社区、公检法司、医疗机构一起参与的完善的服务系统。
铁营医院的现状也证明医院很难独自挑起反家暴的重任，孤军奋战的医院只会不堪重负。据李洪涛介绍，用于反家暴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美国、瑞典、挪威、荷兰四国基金会的资助，铁营医院所需的经费也来自于此，并用于对医生进行培训等活动。然而对于有些受暴妇女无法支付的医疗费就只能由医院自己承担。由于医院负担比较重，在铁营医院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医院希望能救治更多受暴妇女，将反家暴活动推广开，另一方面，医院又害怕媒体宣传，害怕承受更重的负担。
, 百拇医药
强有力的反暴网络呼唤健全的法律体系
当谈到我国反家暴网络的建立过程时，Robin Haarr指出在这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完全走了两条相反的路。她说，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率先建立起妇女救助站、避难所，并要求制定和颁布关于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当很多法律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基础工作完成之后，医疗部门才在八九十年代，介入到反家暴进程中。而在中国，“医疗干预”模式却走在了整个反家暴进程中的最前线。
李洪涛也表示，这种先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做法力度确实很大。她说，目前中国的反家暴运动还是在民间、以项目的方式运做，他们也在积极推动立法的完善。据李洪涛介绍，2000年出台的《婚姻法》已经明确写上了“禁止家庭暴力”，但对于具体怎么执行，和如果有了侵犯妇女的暴力行为怎么样制裁，并没有具体操作的法规条例。她表示，反家暴项目已经向全国人大议案委员会提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其中对公检法司和社区的责任都有规定。, 百拇医药(查雯)
2000年中国法学会开始推广“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个试点，北京丰台铁营医院建立了“医疗机构干预家庭暴力模式”。“医疗干预”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完全陌生的概念悄然走向社会，医生第一次走到了反家暴的前线。
时至今日，铁营医院已经成功地救助了160余名妇女。然而，《北京晨报》前不久的一篇报道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报道指出，在铁营医院“医疗干预”模式举步为艰：近一半的受暴妇女看病给不起钱，许多时候，医护人员不得不自掏腰包救助她们。此外由于一些施暴者认为医护人员为受暴妇女看病是干预了他的“家事”，因此出现了受害者的丈夫尾随医护人员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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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医疗干预”模式是否还要坚持下去？反家暴行动的出路何在？12月15日晚，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李洪涛教授，亚利桑那州西部大学副教授、Fulbright项目访问学者Robin Haarr，做客YNET网站东西对话栏目，与网友就中美两国反家暴运动现状进行了深入而客观的讨论。
“医疗干预”既要积极主动又要体贴到位
不同于以往人们所熟知的“医疗救助”概念，李洪涛指出，“医疗干预”这一模式显得更加主动，更具有“识别能力和敏感度”。在“医疗干预”模式中，医生不仅要诊治受暴妇女，更要努力使受暴妇女讲出真实的话，并勇敢地向外界寻找支持和援助。
在谈话中，我们发现铁营医院在现有条件下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为了给受暴妇女创造更多的安全感，铁营医院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专门开辟了单独的诊室。在整个诊治过程中，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会认真聆听受暴妇女的诉说，努力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在谈话过程中，如果受暴妇女提出要求，医生还将帮助她们找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以及妇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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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院目前没有能力为受暴妇女提供庇护所，同时，又有许多妇女并不具备离婚的条件，所以医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建立在受暴妇女出于自愿的基础上。据李洪涛介绍，铁营医院还专门为受暴妇女制作了小卡片，上面印有一系列的援助信息。为了便于受暴妇女隐藏，卡片的尺寸很小。
能力有限 医院难以独自挑起反家暴大旗
在听完李洪涛对中国“医疗干预”模式的介绍后，Robin Haarr指出，尽管医院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没有为受暴妇女提供的庇护所，没有警方力量的介入，医院目前所能做到的并没有使受暴妇女及时地脱离危险的环境。李洪涛也表示，在反家暴运动中，应该建立一套由上至下的有社区、公检法司、医疗机构一起参与的完善的服务系统。
铁营医院的现状也证明医院很难独自挑起反家暴的重任，孤军奋战的医院只会不堪重负。据李洪涛介绍，用于反家暴项目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美国、瑞典、挪威、荷兰四国基金会的资助，铁营医院所需的经费也来自于此，并用于对医生进行培训等活动。然而对于有些受暴妇女无法支付的医疗费就只能由医院自己承担。由于医院负担比较重，在铁营医院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医院希望能救治更多受暴妇女，将反家暴活动推广开，另一方面，医院又害怕媒体宣传，害怕承受更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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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反暴网络呼唤健全的法律体系
当谈到我国反家暴网络的建立过程时，Robin Haarr指出在这一方面，中国与美国完全走了两条相反的路。她说，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率先建立起妇女救助站、避难所，并要求制定和颁布关于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当很多法律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基础工作完成之后，医疗部门才在八九十年代，介入到反家暴进程中。而在中国，“医疗干预”模式却走在了整个反家暴进程中的最前线。
李洪涛也表示，这种先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做法力度确实很大。她说，目前中国的反家暴运动还是在民间、以项目的方式运做，他们也在积极推动立法的完善。据李洪涛介绍，2000年出台的《婚姻法》已经明确写上了“禁止家庭暴力”，但对于具体怎么执行，和如果有了侵犯妇女的暴力行为怎么样制裁，并没有具体操作的法规条例。她表示，反家暴项目已经向全国人大议案委员会提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其中对公检法司和社区的责任都有规定。, 百拇医药(查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