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方最近情——中西医学不同的处方理路
中西两种医学都运用复方，但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
1739年6月19日，一位叫做琼娜·斯提文斯夫人的英国“化学家”，从《伦敦杂志》得到了一笔五千金镑的奖金，这是由于她公开了一张“治好首相渥而波的胆石病”的“科学丹”的处方。这张称为“丹方”的剂型是片剂，由“鸡蛋壳、蜗牛、肥皂、烧成焦黑的猪水芹、牛蒡子、蜂蜜”诸药组成。德国免疫学家、化学疗法和受体学说奠基人、606的发明人、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艾利希(Ehrlich，1854～1915)，在11岁时也曾设计过把几种药配在一起治疗咳嗽的药方。19世纪以前欧洲医生们使用复方，是相信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神奇”效应，颇具神秘性，而并没有众所遵从的处方理法通则。在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时期，一张张医生们所开的以蛇毒为主药的处方，药味竟有100余种之多。后来，随着对药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的逐渐深入，利用协同和拮抗作用增强药效、减轻副作用的理路，成为西药复方配方的主导思想。20世纪中叶以前，医学院校在药理学和拉丁语课程中都讲授处方学，在药学系，药物调剂学也是一门重要课程。此后，随着单体和单一化学成分药物的普遍使用，复方药物有所减少，复方药的构成也惟务精减。在德国甚至规定，组成处方的药物要少于三种。为避免药物间相互作用，在联合用药时也很少以调剂形式投药，药师们调剂工作日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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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使用复方由来已久。《吕氏春秋·似顺论》说：“夫草有莘有藟，独食则杀人，合而含之则益寿。”这是和合药物服之愈病的记载，论中还提出了“小方大方之类也”。“方”的称谓来自两船相并的方舟。《庄子·山木》说：“方舟而济于河。”《说文》言：“方，两船相并也。”段玉裁注曰：“下象两舟并为一，上象两船头总为一处。”在医药中便把药物按一定规律组合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称之为“方”。在针灸学中，穴位的组合或单穴配合以操作方法也可以称“方”，例如《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最早的针灸处方：“灸癃方：灸左足中指。”在《庄子·徐无鬼》一书中也曾论道：“药也其实，堇(乌头)也，桔梗也，鸡雍(鸡头草，学名芡实)也，豕零(猪苓)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晋代司马彪对此注曰：“药草有时迭相为帝，谓其王相休废，各得其用也。”是说乌头、桔梗、芡实、猪苓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用为君药(帝药)。当时已经把复方的建制按朝廷的君臣佐使相类比称谓。但对于孰药为君有两种解说，陶弘景、王冰等人认为养命之“上药”可为君药，而《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及李东垣、陈嘉谟等均认为“主病之谓君”，此说得到了多数医家的认同。但是制方的主旨是应顺病情病机，君臣佐使的建制，只是方剂系统的组织而已，故清康熙皇帝赐太医院院判黄远诗中强调“调方最近情”。中医运用复方与证候理论、治疗思想以及对药物相互作用产生效应的理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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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处方的依据是辨证，所谓“方由法来，法由证出”。复方的设置不是仅指单一症状，而是针对病人的证候。明代薛己说：“方者倣也，仿病因以立方。”即以多药应证，依照证候为范本而立方。证是多种症状体征的综合，治方也需要有多种药物，是辨出的证候决定了使用复方。
中医师用药调方贯穿着一个“和”字。中医认为发病和治病的关键是“和”。中医学不是以物质实体观来判定疾病，而是以关系失和阐述病因，即“得其和为正，失其和为邪。”古人认为是“和”创造了生命的多样性。《国语·郑语》中记载着史伯的议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世本》有言：“神农尝百草，以和药济人也。”(据唐·李肇《国史补》)可知“和药”是中医师、中药师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方剂中的“和”，作为一种机制，以其药效治病，同时对病人要维护正气，对方中的各种不同性味之药要给以调和。金代刘完素说：“制方之体，本于气味也。”元代李东垣也说：“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都强调复方之药效是由调和气味而得到的，故又把制方称为“调方”。如徐灵胎所言：“方之即成，能使药尽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全焉，此方之妙也。”调方时除针对病情之外，还要“人天之理，可得而知”，即把病人患病治疗的天时地理因素也应予以考虑，例如同是治感冒，不同的季节用药就有所不同。成方中有玉烛散，其立方目的在于调节人与四时的“失序之和”。由此可知调方之“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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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方剂是联合用药的集团军，以其“七情和合”的一番整合而实现多元效应。这些效应主要有四种：一是叠加增效效应。如气虚用四君子汤，血虚用四物汤，气血两虚者可用二者叠合的八珍汤。又如患太阳伤寒者可用桂枝汤，患少阳伤寒用小柴胡汤，如见太阳少阳合病者可用柴胡桂枝汤。二是补偿制约效应。如真武汤温阳利水，以附子为主药，所用白芍目的在于牵制附子毒性，以收祛邪而不伤正之功。三是和合出新效应。《易纬·乾坤凿度》讲气的变化可以“从无入有”，在《内经》的多种“杂合”之道中，也包括多种性味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后，产生了各药都不具有的新作用。例如升麻和柴胡，单用或实验研究都证明没有提升中气的作用，但经配伍在补中益气汤中就有提升中气之功，可见经和合配伍使方剂获得了新的功效。四是双向调节效应。例如五苓散既可以利小便又可治尿频，温胆汤既可治痰湿之失眠，又可治痰湿嗜眠，其所以能直指病机，与复方中奇妙的药物配合有关。以上所述中药复方的多种效应，足以展示中药复方理论之精深可贵。, 百拇医药(中国中医研究院 孟庆云)
1739年6月19日，一位叫做琼娜·斯提文斯夫人的英国“化学家”，从《伦敦杂志》得到了一笔五千金镑的奖金，这是由于她公开了一张“治好首相渥而波的胆石病”的“科学丹”的处方。这张称为“丹方”的剂型是片剂，由“鸡蛋壳、蜗牛、肥皂、烧成焦黑的猪水芹、牛蒡子、蜂蜜”诸药组成。德国免疫学家、化学疗法和受体学说奠基人、606的发明人、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艾利希(Ehrlich，1854～1915)，在11岁时也曾设计过把几种药配在一起治疗咳嗽的药方。19世纪以前欧洲医生们使用复方，是相信多种药物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神奇”效应，颇具神秘性，而并没有众所遵从的处方理法通则。在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时期，一张张医生们所开的以蛇毒为主药的处方，药味竟有100余种之多。后来，随着对药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的逐渐深入，利用协同和拮抗作用增强药效、减轻副作用的理路，成为西药复方配方的主导思想。20世纪中叶以前，医学院校在药理学和拉丁语课程中都讲授处方学，在药学系，药物调剂学也是一门重要课程。此后，随着单体和单一化学成分药物的普遍使用，复方药物有所减少，复方药的构成也惟务精减。在德国甚至规定，组成处方的药物要少于三种。为避免药物间相互作用，在联合用药时也很少以调剂形式投药，药师们调剂工作日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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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使用复方由来已久。《吕氏春秋·似顺论》说：“夫草有莘有藟，独食则杀人，合而含之则益寿。”这是和合药物服之愈病的记载，论中还提出了“小方大方之类也”。“方”的称谓来自两船相并的方舟。《庄子·山木》说：“方舟而济于河。”《说文》言：“方，两船相并也。”段玉裁注曰：“下象两舟并为一，上象两船头总为一处。”在医药中便把药物按一定规律组合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称之为“方”。在针灸学中，穴位的组合或单穴配合以操作方法也可以称“方”，例如《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最早的针灸处方：“灸癃方：灸左足中指。”在《庄子·徐无鬼》一书中也曾论道：“药也其实，堇(乌头)也，桔梗也，鸡雍(鸡头草，学名芡实)也，豕零(猪苓)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晋代司马彪对此注曰：“药草有时迭相为帝，谓其王相休废，各得其用也。”是说乌头、桔梗、芡实、猪苓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用为君药(帝药)。当时已经把复方的建制按朝廷的君臣佐使相类比称谓。但对于孰药为君有两种解说，陶弘景、王冰等人认为养命之“上药”可为君药，而《素问·至真要大论》以及李东垣、陈嘉谟等均认为“主病之谓君”，此说得到了多数医家的认同。但是制方的主旨是应顺病情病机，君臣佐使的建制，只是方剂系统的组织而已，故清康熙皇帝赐太医院院判黄远诗中强调“调方最近情”。中医运用复方与证候理论、治疗思想以及对药物相互作用产生效应的理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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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处方的依据是辨证，所谓“方由法来，法由证出”。复方的设置不是仅指单一症状，而是针对病人的证候。明代薛己说：“方者倣也，仿病因以立方。”即以多药应证，依照证候为范本而立方。证是多种症状体征的综合，治方也需要有多种药物，是辨出的证候决定了使用复方。
中医师用药调方贯穿着一个“和”字。中医认为发病和治病的关键是“和”。中医学不是以物质实体观来判定疾病，而是以关系失和阐述病因，即“得其和为正，失其和为邪。”古人认为是“和”创造了生命的多样性。《国语·郑语》中记载着史伯的议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世本》有言：“神农尝百草，以和药济人也。”(据唐·李肇《国史补》)可知“和药”是中医师、中药师们的传统思维方式。方剂中的“和”，作为一种机制，以其药效治病，同时对病人要维护正气，对方中的各种不同性味之药要给以调和。金代刘完素说：“制方之体，本于气味也。”元代李东垣也说：“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都强调复方之药效是由调和气味而得到的，故又把制方称为“调方”。如徐灵胎所言：“方之即成，能使药尽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全焉，此方之妙也。”调方时除针对病情之外，还要“人天之理，可得而知”，即把病人患病治疗的天时地理因素也应予以考虑，例如同是治感冒，不同的季节用药就有所不同。成方中有玉烛散，其立方目的在于调节人与四时的“失序之和”。由此可知调方之“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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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方剂是联合用药的集团军，以其“七情和合”的一番整合而实现多元效应。这些效应主要有四种：一是叠加增效效应。如气虚用四君子汤，血虚用四物汤，气血两虚者可用二者叠合的八珍汤。又如患太阳伤寒者可用桂枝汤，患少阳伤寒用小柴胡汤，如见太阳少阳合病者可用柴胡桂枝汤。二是补偿制约效应。如真武汤温阳利水，以附子为主药，所用白芍目的在于牵制附子毒性，以收祛邪而不伤正之功。三是和合出新效应。《易纬·乾坤凿度》讲气的变化可以“从无入有”，在《内经》的多种“杂合”之道中，也包括多种性味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后，产生了各药都不具有的新作用。例如升麻和柴胡，单用或实验研究都证明没有提升中气的作用，但经配伍在补中益气汤中就有提升中气之功，可见经和合配伍使方剂获得了新的功效。四是双向调节效应。例如五苓散既可以利小便又可治尿频，温胆汤既可治痰湿之失眠，又可治痰湿嗜眠，其所以能直指病机，与复方中奇妙的药物配合有关。以上所述中药复方的多种效应，足以展示中药复方理论之精深可贵。, 百拇医药(中国中医研究院 孟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