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
在中医药高等教育中，高层次中医儿科专业的人才又该如何培养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提供大家探讨。
一、建立中医儿科专业的最高学府和专门研究机构。
目前，在全国32所中医药高等学府中，至今还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创建中医儿科系；中国中医研究院至今也未成立中医儿科研究所。除南京中医药大学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医儿科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几所院校设有博士科研流动站外，在一个有3亿多儿童的国家，连个中医儿科系都建立不起来，怎样说明是落实了邓小平同志“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的要求呢?发展靠人才，提高靠科技进步，靠研究机构的建立。就目前而言，中医儿科专业的高层次人才极缺，中医儿科研究机构极少，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及地、市级几乎都有儿童医院，且受到了像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的赞助，但中医儿童医院除西安西城区午雪峤老尽毕生的精力，四处奔波办起了一所中医儿童医院外，至今尚未听到有第二所中医儿童医院的开业典礼。我本人虽然申请批准了创建山东潍坊中医儿童医院，但限于资金、人才、能力等诸多因素，仍然将文件压在“慈幼堂”中。5年来的上下求索，深知午老的苦衷和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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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不需要中医儿科吗?否也。成都的王静安老、肖正安老，北京的刘弼臣老、宋祚民老、上海的徐蔚霖老……每天诊病都在百人以上，从早上5点就排队挂号，谁说人民不喜爱中医儿科?!就连年轻的一代，深圳的朱锦善教授、济南的李燕宁教授、南京的汪受传教授……都是“长龙”排队。这就是中医儿科专业的希望所在。真正的中医儿科还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因此，在此大声疾呼：中医儿科界的志士同仁，要为创建中医儿科高等教育学府，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领导下的中医儿科研究所，作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努力。
二、严格把握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方向。
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首先应该是中医的，中医儿科必须是在精通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多读经典。从《颅囟经》到《小儿药证直诀》，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到《婴童百问》，从《幼幼新书》到《***成》，从《活幼新书》到《保婴撮要》，从《少小婴孺方》到《小儿杂病诸候》，从《幼科发挥》到《幼科心法要诀》……等多部中医儿科的专著，在“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特点，创造高于先人的中医儿科理论体系，以“沙里淘金”的毅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中医儿科理论来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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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培养些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家，从“分型施治”的框子里跳出来。
如何培养真正的中医临床专家，迫在眉睫的是将《讲义》中的分型施治，回到辨证论治上来。中医的精髓应该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辨证思维方法。一部《伤寒论》，397法，113方，并不是什么太阳型、少阳型、阳明型……型者，形也，如用土作坯，以框作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因体质不同，因人制宜；因病因不同，瞬息万变；因所处环境不同，用药各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一个普通感冒，治疗起来都各有千秋，何况那些内因、外因结合、中西医结合、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呢?“久病多虚”是一般规律，但也不可忘记“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的经旨。我常常看到有些文章，虽然病种不同，但在治疗中，却完全是一致的分型，什么气虚型、血虚型、气血两虚型；脾虚型、肾虚型、脾肾两虚型；气虚型、阴虚型、气阴两伤型……等等。医易相通，易者变也，哪有不变的人和病呢?细菌、病毒都在变异，何况人乎?建国以来，高等院校用的六版教材，虽然也在变，但限于参编者临床阅历和实践经验，尽管一版比一版好，但仍未脱离分型施治的巢臼，用《讲义》教出来的学生，也就框死在屈指可数的几种类型上了。在儿科，自古以来，就有“走马看小儿”之说，小儿稚阴稚阳，患病易虚易实，瞬息万变，岂有自入院至出院一成不变之理。更不可信者，用某某口服液，就可以主治某某疾病。培养高层次的中医药专门人才，应本“治病必求于本”的大道，来制约眼前的“蝇头小利”。鉴于此，在此再次大声疾呼：中医就是中医，学好中医必须读好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学好历代儿科的专著，用原汁原味的中医中药理论，去发掘中医儿科中的闪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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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儿科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常见病、多发病和现代出现的疑难病和药源性疾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提倡“一孩化”的出现，以及儿童商品类食物的增多，儿科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改变。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小儿胃肠病中，以腹泻多见，但进入80年代之后，儿科的便秘病却在逐年增多。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因喂养不当，便秘患儿的增多，“复感儿”引起的急慢性扁桃体肥大，成了临床上的常见病之一。西医主张，凡扁桃体增大者，宜及早手术摘除，以免遗有后患。但我认为，凡扁桃体摘除，失去了把门的“哼哈”二将，并没有真正解决小儿“复感”的问题，且其因扁桃体的摘除而导致的肺系感染出现的频率，不亚于未摘除的患儿。笔者去年1～5月份，共诊小儿患者654人，其中大便干结者337人，占总人数的52%。因咽部红肿伴有咳嗽、咽痛、发热等肺系症状者469人。扁桃体肿大者185人，伴发烧者119人；无发热者66人。在扁桃体肿大的185例中，几乎全为“复感儿”。其发病除咽部充血、咳嗽、咽痛、咽痒、流涕、发热外，伴有腹痛、便秘、喜俯卧、偏食、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者，共计135例，足以证明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胃肠相关”理论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用中医的方法，消除已肿大的扁桃体呢?笔者认为：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清利咽喉等只能缓解症状，不能起到根治的效果。咽喉病症不能光从肺经考虑，应首先考虑到肝经，其次才是肺经、大肠经，再次即是胃经。根据这样的设想，研制的咽喉缩桃丸，配合针刺少商、角孙点刺放血，及耳边割治，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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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要按照中医的理论，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熟悉中药药性，不失组方法度，中医是有能力来处理一些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
五、为解决“小儿服中药难”的问题，借鉴现代高科技手段，大力推进小儿用药剂型改革。
自伊尹创汤液到秦汉时代的《内经》中已经记载了丸、散、膏、丹、酒等剂型；东汉时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已发展到栓剂、洗剂、软膏等；晋代葛洪提出成批量生产中成药，以备急用。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从初生到内、外科诸病共分9门，载方552首，其中记载了汤、丸、丹、散、膏、乳、粥、吮、熨、摩、糖浆、饴铺、含漱……等不同的剂型和给药方法达19种之多，可谓“中医儿科剂改的先行者”。
1.继承和整理先人的经验，使儿科的新剂型尽量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要求。
没有继承，就很难谈到发扬。我们的祖先对“小儿服中药难”的问题，几千年来都在不断实践中探索，至唐《千金方》就有19种之多。那么，唐之后数百年的历史中，又有多少新剂型出现?我翻阅了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治小儿诸疾中，共载方123首，其中圆剂36首，散剂32首，汤剂27首，丹剂16首，膏剂5首，饮子3首，香剂4首。以圆剂为最。圆剂，亦即今之丸剂，《局方》对做小儿丸剂，特别交代制作的大小和服用丸剂的方法。大小，有黄米大、粟米大、黍米大、萝菔子大、绿豆大、麻子大、皂子大、梧子大……等等不一。有以金箔为衣，有以银箔为衣，有以朱砂为衣，有以青黛为衣……也各不相同。在服法上，冲服或化服丸剂的药引，也根据病情，各有说明，如有以薄荷汤化服者，有以人参汤送下者，有以奶汁研服者，也有以温米汁送下者。另外，《局方》所载27首汤剂和3首饮子，其服用方法，也不尽为煎剂，不少是先制作成粗末或细末散剂，然后再交代每用一钱或二钱，煎汤或沸水点服。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用“沸水点服”的方法，以及粗末煎剂，既方便服用，又节约用药，是值得效法和推广的。现在科学发达了，时代进步了，而对中药汤剂的应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相比之下是“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在继承方面没有下功夫，也就是说，对古人的用药方法，很少有人去探讨，即使有医生去研究，药剂人员不很好配合，方后注明的再详细也无济于事。因此，也就“删繁就简”以“水煎服”三字代之，习以为常、约定成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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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局方》所载123首治小儿诸疾方，虽然散剂居第二位，但并入汤剂的“沸水点服”，应该说“散剂”还是居第一位。再看闫季忠整理的中医儿科大家钱仲阳的《小儿药证直诀》，载方120首，其中圆剂62首，散剂30首，汤剂仅有5首。圆剂的服用方法，也如《局方》所示，根据病情，应用不同药物煎汤化服，体现着“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辨证论治精神。对古人的这些好的经验，我们应当加以认真的研究，并在剂型改革中，予以重视和汲取，才能提高疗效。我非常同意已故王伯岳老1982年在山东潍坊市召开的全国儿科中药剂型改革会议上指出的“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中医的辨证论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正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中药剂改不能丢掉这个精神。丢掉了就是失败。剂改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以此为最”的说法。
2.剂改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医中药在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急危病中发挥特有的疗效，因此，简、便、验、廉，应以“验”为主。
在“简、便、验、廉”中，验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廉。至于简易、方便，都是以效验、价廉为前提的。改剂是需要的，是在临床验证有效之后，为了使之更有效，更方便于小儿应用，才在原有的基础上，首先是保持或提高它原有的效果，经过改进，使之价格更低，用起来简易、方便，这才是改剂的目的。如果越改疗效越低，价格越高，无论外表多好看，体积再缩小，群众也不会欢迎，这样做就失掉改进剂型的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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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保持剂改的效验呢?以我个人的管见，要保持儿科剂改的效验，首要的是体现辨证论治的精神，其次应是在继承前人剂型基础上加以剂改，实际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我常想，为什么历代儿科喜用丸、散、汤剂?无非就是这些剂型使用起来灵活、方便，体现辨证论治的精神。加之小儿急性病多，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备以丸、散，配药方便，加用不同的汤引，又能体现辨证论治，故历代多采用之。现在结合科学的方法，改进了许多剂型，有的已在药店出售，有的还收入了《药典》。为了体现新剂型的效验，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在不同的剂型适应症方面应该交代清楚，我相信其效验就更能保证。如以“感冒冲剂”为例，各地药厂生产了不少，服用起来确实方便，病人也乐意接受。但使用多以“商标”标签说明书为准，不以辨证论治、药物组成、理法方药为前提，风热、风寒、挟暑、挟湿等无从区别，这样的效果就很难令人置信。因此，无论什么剂型，都应该把适应症写明白，就更符合临床实际。这是我认为保持剂改效验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药材的质量问题。中药“货讲地道”。产地不同，炮制方法不同，贮存及采集时间等等因素，均可影响药材的质量。加之一味中药是一个多成分的复方，其生物活性又不是单一的，在加热或提取过程中，又容易使不少成份遭受破坏。因此，在改剂过程中，就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否则也就很难保证剂改的效验。
随着人类基因图谱以及人类基因变异图谱绘制工作的进展，纳米技术的出现，为中医儿科剂改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高层次中医儿科人才，更应该追逐高层次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纳米医学技术用于诊治疾病、开发新药将是今后医学发展的主攻方向。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能人出”。我们坚信，在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中医儿科界一定会有能人将儿科剂改推向高科技的前沿阵地。, 百拇医药(张奇文)
一、建立中医儿科专业的最高学府和专门研究机构。
目前，在全国32所中医药高等学府中，至今还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创建中医儿科系；中国中医研究院至今也未成立中医儿科研究所。除南京中医药大学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医儿科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几所院校设有博士科研流动站外，在一个有3亿多儿童的国家，连个中医儿科系都建立不起来，怎样说明是落实了邓小平同志“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的要求呢?发展靠人才，提高靠科技进步，靠研究机构的建立。就目前而言，中医儿科专业的高层次人才极缺，中医儿科研究机构极少，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及地、市级几乎都有儿童医院，且受到了像加中儿童健康基金会的赞助，但中医儿童医院除西安西城区午雪峤老尽毕生的精力，四处奔波办起了一所中医儿童医院外，至今尚未听到有第二所中医儿童医院的开业典礼。我本人虽然申请批准了创建山东潍坊中医儿童医院，但限于资金、人才、能力等诸多因素，仍然将文件压在“慈幼堂”中。5年来的上下求索，深知午老的苦衷和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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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不需要中医儿科吗?否也。成都的王静安老、肖正安老，北京的刘弼臣老、宋祚民老、上海的徐蔚霖老……每天诊病都在百人以上，从早上5点就排队挂号，谁说人民不喜爱中医儿科?!就连年轻的一代，深圳的朱锦善教授、济南的李燕宁教授、南京的汪受传教授……都是“长龙”排队。这就是中医儿科专业的希望所在。真正的中医儿科还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因此，在此大声疾呼：中医儿科界的志士同仁，要为创建中医儿科高等教育学府，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领导下的中医儿科研究所，作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努力。
二、严格把握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方向。
中医儿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首先应该是中医的，中医儿科必须是在精通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多读经典。从《颅囟经》到《小儿药证直诀》，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到《婴童百问》，从《幼幼新书》到《***成》，从《活幼新书》到《保婴撮要》，从《少小婴孺方》到《小儿杂病诸候》，从《幼科发挥》到《幼科心法要诀》……等多部中医儿科的专著，在“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特点，创造高于先人的中医儿科理论体系，以“沙里淘金”的毅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中医儿科理论来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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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培养些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家，从“分型施治”的框子里跳出来。
如何培养真正的中医临床专家，迫在眉睫的是将《讲义》中的分型施治，回到辨证论治上来。中医的精髓应该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辨证思维方法。一部《伤寒论》，397法，113方，并不是什么太阳型、少阳型、阳明型……型者，形也，如用土作坯，以框作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因体质不同，因人制宜；因病因不同，瞬息万变；因所处环境不同，用药各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一个普通感冒，治疗起来都各有千秋，何况那些内因、外因结合、中西医结合、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呢?“久病多虚”是一般规律，但也不可忘记“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的经旨。我常常看到有些文章，虽然病种不同，但在治疗中，却完全是一致的分型，什么气虚型、血虚型、气血两虚型；脾虚型、肾虚型、脾肾两虚型；气虚型、阴虚型、气阴两伤型……等等。医易相通，易者变也，哪有不变的人和病呢?细菌、病毒都在变异，何况人乎?建国以来，高等院校用的六版教材，虽然也在变，但限于参编者临床阅历和实践经验，尽管一版比一版好，但仍未脱离分型施治的巢臼，用《讲义》教出来的学生，也就框死在屈指可数的几种类型上了。在儿科，自古以来，就有“走马看小儿”之说，小儿稚阴稚阳，患病易虚易实，瞬息万变，岂有自入院至出院一成不变之理。更不可信者，用某某口服液，就可以主治某某疾病。培养高层次的中医药专门人才，应本“治病必求于本”的大道，来制约眼前的“蝇头小利”。鉴于此，在此再次大声疾呼：中医就是中医，学好中医必须读好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学好历代儿科的专著，用原汁原味的中医中药理论，去发掘中医儿科中的闪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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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儿科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常见病、多发病和现代出现的疑难病和药源性疾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提倡“一孩化”的出现，以及儿童商品类食物的增多，儿科的疾病谱也在不断的改变。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小儿胃肠病中，以腹泻多见，但进入80年代之后，儿科的便秘病却在逐年增多。根据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因喂养不当，便秘患儿的增多，“复感儿”引起的急慢性扁桃体肥大，成了临床上的常见病之一。西医主张，凡扁桃体增大者，宜及早手术摘除，以免遗有后患。但我认为，凡扁桃体摘除，失去了把门的“哼哈”二将，并没有真正解决小儿“复感”的问题，且其因扁桃体的摘除而导致的肺系感染出现的频率，不亚于未摘除的患儿。笔者去年1～5月份，共诊小儿患者654人，其中大便干结者337人，占总人数的52%。因咽部红肿伴有咳嗽、咽痛、发热等肺系症状者469人。扁桃体肿大者185人，伴发烧者119人；无发热者66人。在扁桃体肿大的185例中，几乎全为“复感儿”。其发病除咽部充血、咳嗽、咽痛、咽痒、流涕、发热外，伴有腹痛、便秘、喜俯卧、偏食、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者，共计135例，足以证明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胃肠相关”理论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用中医的方法，消除已肿大的扁桃体呢?笔者认为：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清利咽喉等只能缓解症状，不能起到根治的效果。咽喉病症不能光从肺经考虑，应首先考虑到肝经，其次才是肺经、大肠经，再次即是胃经。根据这样的设想，研制的咽喉缩桃丸，配合针刺少商、角孙点刺放血，及耳边割治，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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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要按照中医的理论，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熟悉中药药性，不失组方法度，中医是有能力来处理一些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
五、为解决“小儿服中药难”的问题，借鉴现代高科技手段，大力推进小儿用药剂型改革。
自伊尹创汤液到秦汉时代的《内经》中已经记载了丸、散、膏、丹、酒等剂型；东汉时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已发展到栓剂、洗剂、软膏等；晋代葛洪提出成批量生产中成药，以备急用。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从初生到内、外科诸病共分9门，载方552首，其中记载了汤、丸、丹、散、膏、乳、粥、吮、熨、摩、糖浆、饴铺、含漱……等不同的剂型和给药方法达19种之多，可谓“中医儿科剂改的先行者”。
1.继承和整理先人的经验，使儿科的新剂型尽量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要求。
没有继承，就很难谈到发扬。我们的祖先对“小儿服中药难”的问题，几千年来都在不断实践中探索，至唐《千金方》就有19种之多。那么，唐之后数百年的历史中，又有多少新剂型出现?我翻阅了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治小儿诸疾中，共载方123首，其中圆剂36首，散剂32首，汤剂27首，丹剂16首，膏剂5首，饮子3首，香剂4首。以圆剂为最。圆剂，亦即今之丸剂，《局方》对做小儿丸剂，特别交代制作的大小和服用丸剂的方法。大小，有黄米大、粟米大、黍米大、萝菔子大、绿豆大、麻子大、皂子大、梧子大……等等不一。有以金箔为衣，有以银箔为衣，有以朱砂为衣，有以青黛为衣……也各不相同。在服法上，冲服或化服丸剂的药引，也根据病情，各有说明，如有以薄荷汤化服者，有以人参汤送下者，有以奶汁研服者，也有以温米汁送下者。另外，《局方》所载27首汤剂和3首饮子，其服用方法，也不尽为煎剂，不少是先制作成粗末或细末散剂，然后再交代每用一钱或二钱，煎汤或沸水点服。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用“沸水点服”的方法，以及粗末煎剂，既方便服用，又节约用药，是值得效法和推广的。现在科学发达了，时代进步了，而对中药汤剂的应用，不但没有进步，反而相比之下是“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在继承方面没有下功夫，也就是说，对古人的用药方法，很少有人去探讨，即使有医生去研究，药剂人员不很好配合，方后注明的再详细也无济于事。因此，也就“删繁就简”以“水煎服”三字代之，习以为常、约定成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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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剂改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医中药在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急危病中发挥特有的疗效，因此，简、便、验、廉，应以“验”为主。
在“简、便、验、廉”中，验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廉。至于简易、方便，都是以效验、价廉为前提的。改剂是需要的，是在临床验证有效之后，为了使之更有效，更方便于小儿应用，才在原有的基础上，首先是保持或提高它原有的效果，经过改进，使之价格更低，用起来简易、方便，这才是改剂的目的。如果越改疗效越低，价格越高，无论外表多好看，体积再缩小，群众也不会欢迎，这样做就失掉改进剂型的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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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就是药材的质量问题。中药“货讲地道”。产地不同，炮制方法不同，贮存及采集时间等等因素，均可影响药材的质量。加之一味中药是一个多成分的复方，其生物活性又不是单一的，在加热或提取过程中，又容易使不少成份遭受破坏。因此，在改剂过程中，就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否则也就很难保证剂改的效验。
随着人类基因图谱以及人类基因变异图谱绘制工作的进展，纳米技术的出现，为中医儿科剂改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高层次中医儿科人才，更应该追逐高层次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纳米医学技术用于诊治疾病、开发新药将是今后医学发展的主攻方向。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能人出”。我们坚信，在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今天，中医儿科界一定会有能人将儿科剂改推向高科技的前沿阵地。, 百拇医药(张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