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
1. 余云岫是反中医还是批判中医理论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人坚持并竭力鼓吹所谓余云岫“反中医”的观点,并摘引了余云岫著作中的一些话作为根据,的确是从形式上做到了“有根有据”,于是其后的引申、发挥也就“言之有理”了,余云岫也就被制造成为反中医的典型(《科技导报》2000(7):15-16)。但任何科学的结论,起码的条件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事实的验证,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余云岫的这个结论却从来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和验证,是靠着长期一言堂式的重复而得以持续的(《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文汇报》1974.8.14.上海中医学院大批判组文章;《经络十讲》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P.17,《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言论摘录》〈油印本〉福建医科大学中医系编,1976.11.——其中摘录了卫生部大批判的有关材料的内容)。那么,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被说成是对中医的全盘否定,这个结论是否禁得起历史记载的验证呢?1928年余云岫在《社会医报》第18期上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指出“…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为医学革命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知识幼稚,方法错误,…我国医学有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末学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沙石也…盖我国医学虽为纯粹之经验学术,然历年已久,更事已多,其中观察颇有精到之处…”,而且1925年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首次指出唐代的《崔氏别录》已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比法国的Laennec的发现早1200年,震惊了与会学者。又撰文批评日本的长井氏虽发现麻黄素,但因忽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竟不知其治喘功能,致使其治喘功能的重新发现被推迟了三十余年。更早在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中就已呼吁重视中药的研究: “……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唯一能在处方中应用中药的西医,说明他不仅肯定中药的作用,了解中药的药理,并能付诸于医疗实践,是中西医结合的首创者。再何况他在争论中,致云铁樵的信就曾引用庄子的“运斤成风”来表明自己在争论中与中医学者共同探讨真理之心意(《与云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余氏医述》初集 卷五,1928)。除非“云斤成风”可以作“全盘否定”来理解,除此之外,仅举上面数例,恐怕就难以用“全盘否定”来概括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的争论,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但自然科学史上学术之争罕见用“反”字来概括的,妨且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糟粕的批判,未必是毫无道理的,从当时起到现在,始终没有人对他的科学批判作出过旗鼓相当的应答,但也没有人再对中医理论的糟粕做过系统的批判或整理,至今阴阳、五行仍被视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或灵魂,与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形成明显的对比。当时国民政府上层反对余云岫者有之,社会上对余云岫的科学批判回应无力却进行人身攻击者有之，甚至把新医说成“…受第三国际运动,以为洋奴,以为汉奸…”者也有之,何以这些历史现象在评述余云岫的文章中,竟未见着墨。到底是余云岫反中医?还是后人借机全面否定余云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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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理论属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有一种观点把余云岫放在近代史中中西文化之争的西化派一方,以佐证余云岫的观点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中西文化之争的内容基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范畴,并非自然科学之争,医学科学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和解释,结论是唯一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之争,并无中、西之分,只有正确和谬误之分,与人类思维活动所产生的人文现象相比,二者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例如,对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的解释曾有多种(且不论其正误),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化学元素说是唯一的,是否定其它解释的,并无中、西之分;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范畴而言,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长河中,可以产生各种说法,除了化学元素说外,尚有其它的解释,诸如“五行”说则不仅有中、西之分,诸子百家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历史痕迹,不仅有经验的积累而且也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所以二者对人类文化遗产取舍的角度是不同的。医学科学本是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什么中医理论能凌驾于其它自然科学之上,惟独以“中、西”而分呢?中医是积我国汉族上千年医疗实践的经验形成的一种医疗技术,与我国的四大发明以及纺织、冶炼等技术,同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在历史上,无论四大发明还是纺织、冶炼,均被视为匠人之术、雕虫小技,既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亦不登“学问”的大雅之堂,惟独中医理论却可登堂入室,同样是技术,中医理论得此殊荣未必是巧合,与其理论体系包含有玄理内容,符合当时社会上层崇尚的理念有关。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我国虽有周髀九章、杨辉三角、圆周率、勾股弦等科学成就,再加上先进的珠算技术,却没有孕育出现代数学理论体系;我国的指南针和熏香炉(内有万向支架)虽均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没有在结构上组合成现代意义的罗盘仪;甚至长期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其生产工具竟上千年来未见改进,农业技术也仍然落后……。历史事实证明这种理念与先进生产力相距甚远,造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被动挨打的后果。在这种理念框架上构建的中医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我国东方文化的人文特征,但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形态和要素,然而中医丰富的经验所积累的医疗技术,虽蕴涵有科学的萌芽,但没有归纳出科学的结论,正由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造成人们认识上的错觉。余云岫从科学立场上抨击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当然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判断原则,以维护科学的尊严为重,这在学术争论中本来是正常的,相反地,在对余云岫的反批评中,科学因素却被完全淡化,在争论中不讲科学道理,而人文因素却被无限地强化,甚至上纲到阶级对立的程度。自然科学理论的目的是用于正确解释自然并指导生产实践,属于生产力,而不是研究观念或思维形态等上层建筑规律的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首先着眼于科学性,而社会学或人文学则首先着眼于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等人文因素,属于两类科学范畴的文化遗产,衡量和继承的标准或要求是不同的,用社会或人文科学的标准来判断自然科学学术之争的是非,显然会被导向错误的结论,然而至今仍然有人提出,评判中医理论的正误,要在现有科学的客观标准体系之外另行按中医理论逻辑建立“标准”。当年牛津大主教在与赫胥里的辩论中,就是企图用习惯势力和宗教情绪转移辩论的主题,用人文科学的命题来反对进化论的;上世纪40-50年代反对基因学说的李森科学派,也是打着哲学的大旗转换主题,用社会科学的命题来掩盖其理论伪、假实质的;更不用说哥白尼、迦利略和布鲁诺等学者的遭遇了。中西医学术之争,首先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完全可以用现行自然科学的评判体系和标准来分清是非,不应归属到人文文化之争中去论高低,五四运动前后反封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如果不谈科学,而将中西医学术之争,放到中西文化之争的框架下讨论,中医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呢?再说余云岫与史学中所说的东方文化派大师杜亚泉、章太炎二人都有师生之谊,特别是太炎先生晚年,两家往来频繁,交谊颇深,余云岫一度充当了他私人医学顾问的角色,而且与章家之谊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余云岫在中西文化之争中,未必象如今有些医史学家笔下那样极端,太炎夫人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余氏子女亲口说过,她一直不赞成当时社会上对余云岫的评价,这是历史当事者的感受。何以一些医史研究者的思路,与之相差如此之悬殊?这些史学文章所述究竟是历史事实全貌的客观剖析,还是更象一种反映作者情绪的文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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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云岫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
中西医之争中被掩盖的科学争论的内容究竟如何?是全面了解这场争论所必须的,也是至今未作正面答复的问题。余云岫当时对中医理论的批判,是从当时自然科学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说的理论中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进行的批判,内容主要集中在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和气运、六气、脉学等说。例如,对于中医学说中之病原理论,“六气”之说,余云岫曾在《温热发挥》(《社会医报》第二期,1928)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学识”体系缺乏生物学知识,所以“不能知热性传染病之各有病原细菌,其知识中所有之物,不过自然界之变化而已,故遂妄意推测,以为疾病之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而来,…”。又说“…由今言之,所谓伤寒,所谓温热者,无他,皆今日之急性之热性病也,急性之热性病,皆有细菌为之祟…”,并指出即使在中医文献中,对于“冬月受病,春夏始发”的说法,前人也早就批驳过,指出“…吴说(注:指吴又可之说)则独有真理,不可灭也,要其能知伏气温热之绝无其事,则皆卓识也,…”,而且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说“余鬻医沪上十有余年,凡遇旧医方案定为温邪者,取其血验之,多是肠窒扶斯(注:肠伤寒),不但此也,肺炎,流行性感冒等病,旧医方案皆指为温,…故仲景之所谓伤寒,传染病也,后贤之所谓温热,亦传染病也,非细菌之毒为之祟,安得有发热久而且甚,…”而且还指出中医理论中的“风温即今之呼吸器传染病,…陈祖恭叙风温证象,最为详悉,见温热经纬卷四 学者取而观之,以新医书中之支气管炎及毛细气管肺炎对照可以知其为同病矣”。此类论述在余云岫的著作中颇多,不便一一列举,作者所以在此旧事重提作些引证,是因为余云岫批判中医理论的真实面貌被掩盖得太久了,多数人只知有“反中医”的余云岫,而不知有用医学科学知识批判中医理论的余云岫,被中医极力反对的《灵枢商兑》,除了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之处以外,本身就是一册当时罕见的,普及医学科学、讲解医学科学道理的作品。上述引证,虽仅只一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余云岫在批判中医理论时,批的是不科学的内容,讲的是科学道理,摆的是事实,其结论是否言之过激,尚可商榷,但与四十余年来批余云岫,先扣以“反中医”帽子、在大帽子底下又言之无物的文章相比,的确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古人限于当时的科学和认识水平,对自然现象提出各种解释,属于认知自然的一种探索,是理所当然的,而在科学已发达到如今水平的现代,人类知识面和认识的水平已大为扩展的情况下,仍然原封不动地坚持古人之哲理,甚至反讥现代科学之说,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会不知道,自洋务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就错综复杂,先进、中间、保守各派观点纷呈,其中复古保守派对待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态度值得重温,余云岫曾对这种观念进行过概括,“…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株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舳舻千里,…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数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高言气化,穷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瀹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诸学,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二语见世补斋医书)…”(《社会医报》五十八期,1929),这是“五四”前后与科学对垒者理念的写照。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中医学解剖、反对数理化解绎生命现象的论调(《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以及最近反对中医掌握现代生命科学基础,感叹中医院校学生“不西不中”的论调(《科技导报》2000(7):15-16;《中国经济时报》2003.6.12.),三者相较之下,有似曾相识之感,恐怕读者也会不言自明的。余云岫在批判中,并没有一概抹杀中医的实践经验,该肯定的还是肯定的,例如,他提到中藏经脉诀说,血证之脉“浮大难治、牢则难治、数则难治”的结论,都是“确合自然之真理”,并对其因果关系作了科学的病理学分析和解释;又在一篇短文中(《社会医报》九期,1928)对于针灸则认为,针灸“…时有特效,未可尽非,其理须俟科学研究,而后可以明了,然不知消毒,是诚大危险事…”。自然科学理论及其探索和认知事物的科学方法和思维逻辑,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积累形成的,是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并无中西和国界之分,也无学科之别,在自然科学范畴内有统一标准,是普遍性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认识也不例外。中西医理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为什么同一自然对象的现象,在没有充分科学实验依据的情况下,非要另设一套“准则”来认知不可呢?是要求“标准”要适合理论?还是理论应受标客观准的检验呢?就脏腑而言,本义原是体内器官,而近来出现的解释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生理功能的关系,显然与原来经典著述上的词义有了很大差别,即使作为术语,这种生理关系依然没有清晰严格的概念界定,例如“肾”的含义,究竟指主泌尿的功能还是指主生殖的功能?从现代生命科学的观点来看,生物体无论是器官、组织、细胞还是分子,结构与功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上述的功能关系却似乎游离于生物体的具体结构之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骨髓的传统观念,无助于人们对骨髓功能的正确认识,反而成为对目前捐献骨髓的疑虑,成为建立我国骨髓库的思想障碍;“天人合一”的理念,却长期没有引导国人对改变随地吐痰恶习的重视,也没有改变饮食习惯上的一些不良习俗,更没有提高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糟粕,对于文化遗产中不科学的内容是应该批判的。鉴于中国长期来受理学文化理念的影响,对于我国科学基础不深、科学意识不强的人群而言,十分容易接纳扎根于这种文化理念上的臆测,而且朴素地相信“眼见为实”的原则,习惯于凭经验、凭直觉判断事物,缺少严谨的科学思维和推理的习惯,容易在自然现象的认知上,混淆主、客观标准,不辨真伪地作出错误判断,因之误入歧途者也不乏其人。若按上述另行设立的“准则”下认知的人体结构与功能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准则应作出相应的修改呢?这是几十年来余云岫的反对者至今不能对他科学的批判作出正面反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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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余云岫者对“旧医”和目前的“中医”作了概念的偷换
与因循守旧者的意愿相反,医学科学不断地日新月异在迅猛发展,人们对自然对人体的认识也在与日俱进,目前的中医遇到伤寒、肺炎之类的患者,不再会将其病原诊断为“温热”“温邪”,用药方面也将以抗生素主治,而不会用薄荷、牛蒡、芦根、滑石作为主治之剂,但并不妨碍作为辅剂入药。从上世纪初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需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中医中药非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有了发展和进步,而当时何以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分析一下当时旧医的技术传授方式及其知识结构,也就不难理解了。余云岫本着“运斤成风”的诚意,实事求是地批判了中医理论中谬误之处,并非为了彻底否定中医,如果余云岫的确认为中医一无是处,又何必化那么多笔墨,找那么多典籍,费那么多口舌,去论证其所以之“一无是处”?也没有必要化精力在他的医疗实践中运用中药,和发明中药制剂 (余氏止痛消炎膏)与泊来品对垒,中医对余云岫来说不是他前进的障碍,而是后进者,他完全有理由可以不去顾及落后者,而对其不屑一顾的,化精力去顾及后进,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余云岫并无个人利益可言,他对中医的批判,可以说当时完全是出于他对科学的执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期望。余云岫的一些批判论点,在当时一些思想上比较开明的中医中,是得到理解的,而且也有与余云岫进行相互讨论、争辩和交流学术观点的著名人士。基于经验积累的,有效的实践甚至是精湛杰出的技术,并不意味着必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国古代的冶炼、造桥、建筑、纺织等技术都存在这方面的例子,在我国长期重文轻理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同样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对先天之不足理应揽众家之所长以补其短,妨且就医药理论体系而言,除了中西医两大体系外,我国的文化遗传中,还应包括有藏医、蒙医、维医等少数民族医药体系,都有其独特的医理和药理,对于同一类病的治疗和用药方法也不一致,都是取长补短的资源。另一方面,可见《内经》之说也不是唯一的,为什么如此容不得批判和争论?藏医尚能接纳尼泊尔和伊朗的医药技术融成目前的藏医体系,何况中西医乎?中西医之间不仅可以互补,而且也可以共同促进,这是中西医团结的宗旨,也是余云岫在解放后公开表示拥护的方针,一些著名中医对他的表态也是赞同的。与中医的进步和发展相对比的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发展的大趋势,守病树而怨万木,踞沉舟而责千帆,不思与时俱进,期望通过改变自然科学的哲学原则,来原封不动地维持夹带玄学内容的医理,不可否认,余云岫的批判和主张,有可能阻挡了一些人的“路”,损害了某种利益,有人一开始就对余云岫怀有敌意,他们需要余云岫作为假想敌,把余云岫批中医的落后面,说成是“全面否定”,是“反”,是要“消灭”中医,混淆定义将昔日余云岫所批之旧医的概念偷换成如今的中医,甚至越出学术争论的界限,将余云岫描述成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依靠煽动无端的敌视情绪,转移主题来掩盖争论的实质,以维持其忽视数理化基础,又无视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理论”地位。自然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科学的真理都能经受得住批判和反对,如果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科学、是真理,何须树立假想敌?余云岫并没有视论战的对方为敌,也没有视中医为敌,例如,当时与他对立之陆某,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他则看了陆之处方,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错,是旧医无特效药之故(《柬陆某》,《新医与社会》一七八期,1931),反过来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批判余云岫者,有此坦荡磊落的胸怀吗?那么对余云岫的批判,是批判了余云岫,还是揭露了批判者自己?在历史进程中,谁代表了先进,谁为落后辩护?其中的科学道理是真,是假?读者即可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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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中西医学术争论和“哥本哈根精神”
中西医学术之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只有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辩之中,科学才能发展,真理才能清晰。特别是中西医之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还附带有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所产生的争论。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向来可以用科学实验的实证来解决,在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证明以前,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只能作为假说对待,只有得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验证以后,才能正式上升为理论,规则是严谨的,标准是客观的,要求是严格的。作为中西医的学理之争,同样不能例外,对于未知原因的现象,未被确定的理论,都应该平等地争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证,在学术争论中,维护科学的尊严和纯洁,是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神圣义务,除了科学真理以外,是不存在什么“权威”的,除了每个科技工作者有其无私真诚贡献的领域外,不存在个人独占的“领域”或学术的“势力范围”,任何借助于宗教或权势干预学术争论争论占取上风的做法,都被证明是可笑的,但也是可悲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中,出现借助一时的政治或宗教权势干预学术争论的现象,说明学术争论中混有伪、假科学,存在着学术道德的败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有心富家、无心强国”,“宁误子孙、勿误前程”的风气,也同样影响着学术界,其极端的甚至有堕落到为邪教张目者。而东西方文化之争,虽属人文科学领域,但学术争论也未必一定是剑拔弩张“斗争”式的,在我国戏剧、音乐、绘画等领域都有过很好的范例,就是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应慎重对待鲁迅笔下所描述的“人血馒头”、“原配蟋蟀”用以治病之类的文明“特色”是否保留的问题,回顾中西医争论的历史,却说明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条歧途,无助于医药科学的发展,无助于国家民族的振兴。为了未来,我们需要一个祥和、开放的学术氛围,面对21世纪的国际舞台,期望我国医学科学界,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重,挽回走歧途所浪费的时间,在中西医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应该呼唤诚信、坦荡的科学道德,倡导以集体讨论和自由探索为特征的研究风格,创建具有“哥本哈根精神”的学术氛围。(作者为余云岫医师的儿子。 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余诞年 2003/11/16)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人坚持并竭力鼓吹所谓余云岫“反中医”的观点,并摘引了余云岫著作中的一些话作为根据,的确是从形式上做到了“有根有据”,于是其后的引申、发挥也就“言之有理”了,余云岫也就被制造成为反中医的典型(《科技导报》2000(7):15-16)。但任何科学的结论,起码的条件要禁得起推敲,禁得起事实的验证,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余云岫的这个结论却从来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和验证,是靠着长期一言堂式的重复而得以持续的(《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文汇报》1974.8.14.上海中医学院大批判组文章;《经络十讲》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P.17,《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言论摘录》〈油印本〉福建医科大学中医系编,1976.11.——其中摘录了卫生部大批判的有关材料的内容)。那么,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被说成是对中医的全盘否定,这个结论是否禁得起历史记载的验证呢?1928年余云岫在《社会医报》第18期上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指出“…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为医学革命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同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知识幼稚,方法错误,…我国医学有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末学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沙石也…盖我国医学虽为纯粹之经验学术,然历年已久,更事已多,其中观察颇有精到之处…”,而且1925年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首次指出唐代的《崔氏别录》已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比法国的Laennec的发现早1200年,震惊了与会学者。又撰文批评日本的长井氏虽发现麻黄素,但因忽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竟不知其治喘功能,致使其治喘功能的重新发现被推迟了三十余年。更早在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中就已呼吁重视中药的研究: “……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唯一能在处方中应用中药的西医,说明他不仅肯定中药的作用,了解中药的药理,并能付诸于医疗实践,是中西医结合的首创者。再何况他在争论中,致云铁樵的信就曾引用庄子的“运斤成风”来表明自己在争论中与中医学者共同探讨真理之心意(《与云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余氏医述》初集 卷五,1928)。除非“云斤成风”可以作“全盘否定”来理解,除此之外,仅举上面数例,恐怕就难以用“全盘否定”来概括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的争论,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但自然科学史上学术之争罕见用“反”字来概括的,妨且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糟粕的批判,未必是毫无道理的,从当时起到现在,始终没有人对他的科学批判作出过旗鼓相当的应答,但也没有人再对中医理论的糟粕做过系统的批判或整理,至今阴阳、五行仍被视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或灵魂,与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形成明显的对比。当时国民政府上层反对余云岫者有之,社会上对余云岫的科学批判回应无力却进行人身攻击者有之，甚至把新医说成“…受第三国际运动,以为洋奴,以为汉奸…”者也有之,何以这些历史现象在评述余云岫的文章中,竟未见着墨。到底是余云岫反中医?还是后人借机全面否定余云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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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理论属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有一种观点把余云岫放在近代史中中西文化之争的西化派一方,以佐证余云岫的观点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中西文化之争的内容基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范畴,并非自然科学之争,医学科学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内在规律的认识和解释,结论是唯一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之争,并无中、西之分,只有正确和谬误之分,与人类思维活动所产生的人文现象相比,二者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例如,对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的解释曾有多种(且不论其正误),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化学元素说是唯一的,是否定其它解释的,并无中、西之分;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范畴而言,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长河中,可以产生各种说法,除了化学元素说外,尚有其它的解释,诸如“五行”说则不仅有中、西之分,诸子百家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历史痕迹,不仅有经验的积累而且也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所以二者对人类文化遗产取舍的角度是不同的。医学科学本是自然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为什么中医理论能凌驾于其它自然科学之上,惟独以“中、西”而分呢?中医是积我国汉族上千年医疗实践的经验形成的一种医疗技术,与我国的四大发明以及纺织、冶炼等技术,同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但在历史上,无论四大发明还是纺织、冶炼,均被视为匠人之术、雕虫小技,既未能形成系统理论,亦不登“学问”的大雅之堂,惟独中医理论却可登堂入室,同样是技术,中医理论得此殊荣未必是巧合,与其理论体系包含有玄理内容,符合当时社会上层崇尚的理念有关。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我国虽有周髀九章、杨辉三角、圆周率、勾股弦等科学成就,再加上先进的珠算技术,却没有孕育出现代数学理论体系;我国的指南针和熏香炉(内有万向支架)虽均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没有在结构上组合成现代意义的罗盘仪;甚至长期作为经济主体的农业,其生产工具竟上千年来未见改进,农业技术也仍然落后……。历史事实证明这种理念与先进生产力相距甚远,造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被动挨打的后果。在这种理念框架上构建的中医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我国东方文化的人文特征,但不具备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形态和要素,然而中医丰富的经验所积累的医疗技术,虽蕴涵有科学的萌芽,但没有归纳出科学的结论,正由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造成人们认识上的错觉。余云岫从科学立场上抨击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当然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判断原则,以维护科学的尊严为重,这在学术争论中本来是正常的,相反地,在对余云岫的反批评中,科学因素却被完全淡化,在争论中不讲科学道理,而人文因素却被无限地强化,甚至上纲到阶级对立的程度。自然科学理论的目的是用于正确解释自然并指导生产实践,属于生产力,而不是研究观念或思维形态等上层建筑规律的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首先着眼于科学性,而社会学或人文学则首先着眼于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等人文因素,属于两类科学范畴的文化遗产,衡量和继承的标准或要求是不同的,用社会或人文科学的标准来判断自然科学学术之争的是非,显然会被导向错误的结论,然而至今仍然有人提出,评判中医理论的正误,要在现有科学的客观标准体系之外另行按中医理论逻辑建立“标准”。当年牛津大主教在与赫胥里的辩论中,就是企图用习惯势力和宗教情绪转移辩论的主题,用人文科学的命题来反对进化论的;上世纪40-50年代反对基因学说的李森科学派,也是打着哲学的大旗转换主题,用社会科学的命题来掩盖其理论伪、假实质的;更不用说哥白尼、迦利略和布鲁诺等学者的遭遇了。中西医学术之争,首先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完全可以用现行自然科学的评判体系和标准来分清是非,不应归属到人文文化之争中去论高低,五四运动前后反封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如果不谈科学,而将中西医学术之争,放到中西文化之争的框架下讨论,中医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呢?再说余云岫与史学中所说的东方文化派大师杜亚泉、章太炎二人都有师生之谊,特别是太炎先生晚年,两家往来频繁,交谊颇深,余云岫一度充当了他私人医学顾问的角色,而且与章家之谊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余云岫在中西文化之争中,未必象如今有些医史学家笔下那样极端,太炎夫人逝世前不久,曾经对余氏子女亲口说过,她一直不赞成当时社会上对余云岫的评价,这是历史当事者的感受。何以一些医史研究者的思路,与之相差如此之悬殊?这些史学文章所述究竟是历史事实全貌的客观剖析,还是更象一种反映作者情绪的文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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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云岫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
中西医之争中被掩盖的科学争论的内容究竟如何?是全面了解这场争论所必须的,也是至今未作正面答复的问题。余云岫当时对中医理论的批判,是从当时自然科学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说的理论中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进行的批判,内容主要集中在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和气运、六气、脉学等说。例如,对于中医学说中之病原理论,“六气”之说,余云岫曾在《温热发挥》(《社会医报》第二期,1928)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学识”体系缺乏生物学知识,所以“不能知热性传染病之各有病原细菌,其知识中所有之物,不过自然界之变化而已,故遂妄意推测,以为疾病之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而来,…”。又说“…由今言之,所谓伤寒,所谓温热者,无他,皆今日之急性之热性病也,急性之热性病,皆有细菌为之祟…”,并指出即使在中医文献中,对于“冬月受病,春夏始发”的说法,前人也早就批驳过,指出“…吴说(注:指吴又可之说)则独有真理,不可灭也,要其能知伏气温热之绝无其事,则皆卓识也,…”,而且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说“余鬻医沪上十有余年,凡遇旧医方案定为温邪者,取其血验之,多是肠窒扶斯(注:肠伤寒),不但此也,肺炎,流行性感冒等病,旧医方案皆指为温,…故仲景之所谓伤寒,传染病也,后贤之所谓温热,亦传染病也,非细菌之毒为之祟,安得有发热久而且甚,…”而且还指出中医理论中的“风温即今之呼吸器传染病,…陈祖恭叙风温证象,最为详悉,见温热经纬卷四 学者取而观之,以新医书中之支气管炎及毛细气管肺炎对照可以知其为同病矣”。此类论述在余云岫的著作中颇多,不便一一列举,作者所以在此旧事重提作些引证,是因为余云岫批判中医理论的真实面貌被掩盖得太久了,多数人只知有“反中医”的余云岫,而不知有用医学科学知识批判中医理论的余云岫,被中医极力反对的《灵枢商兑》,除了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之处以外,本身就是一册当时罕见的,普及医学科学、讲解医学科学道理的作品。上述引证,虽仅只一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余云岫在批判中医理论时,批的是不科学的内容,讲的是科学道理,摆的是事实,其结论是否言之过激,尚可商榷,但与四十余年来批余云岫,先扣以“反中医”帽子、在大帽子底下又言之无物的文章相比,的确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古人限于当时的科学和认识水平,对自然现象提出各种解释,属于认知自然的一种探索,是理所当然的,而在科学已发达到如今水平的现代,人类知识面和认识的水平已大为扩展的情况下,仍然原封不动地坚持古人之哲理,甚至反讥现代科学之说,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会不知道,自洋务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之争就错综复杂,先进、中间、保守各派观点纷呈,其中复古保守派对待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态度值得重温,余云岫曾对这种观念进行过概括,“…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株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舳舻千里,…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数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高言气化,穷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瀹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诸学,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二语见世补斋医书)…”(《社会医报》五十八期,1929),这是“五四”前后与科学对垒者理念的写照。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中医学解剖、反对数理化解绎生命现象的论调(《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以及“编者的话”;《新华半月刊》1956(93)),以及最近反对中医掌握现代生命科学基础,感叹中医院校学生“不西不中”的论调(《科技导报》2000(7):15-16;《中国经济时报》2003.6.12.),三者相较之下,有似曾相识之感,恐怕读者也会不言自明的。余云岫在批判中,并没有一概抹杀中医的实践经验,该肯定的还是肯定的,例如,他提到中藏经脉诀说,血证之脉“浮大难治、牢则难治、数则难治”的结论,都是“确合自然之真理”,并对其因果关系作了科学的病理学分析和解释;又在一篇短文中(《社会医报》九期,1928)对于针灸则认为,针灸“…时有特效,未可尽非,其理须俟科学研究,而后可以明了,然不知消毒,是诚大危险事…”。自然科学理论及其探索和认知事物的科学方法和思维逻辑,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积累形成的,是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并无中西和国界之分,也无学科之别,在自然科学范畴内有统一标准,是普遍性的,对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认识也不例外。中西医理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为什么同一自然对象的现象,在没有充分科学实验依据的情况下,非要另设一套“准则”来认知不可呢?是要求“标准”要适合理论?还是理论应受标客观准的检验呢?就脏腑而言,本义原是体内器官,而近来出现的解释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生理功能的关系,显然与原来经典著述上的词义有了很大差别,即使作为术语,这种生理关系依然没有清晰严格的概念界定,例如“肾”的含义,究竟指主泌尿的功能还是指主生殖的功能?从现代生命科学的观点来看,生物体无论是器官、组织、细胞还是分子,结构与功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上述的功能关系却似乎游离于生物体的具体结构之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骨髓的传统观念,无助于人们对骨髓功能的正确认识,反而成为对目前捐献骨髓的疑虑,成为建立我国骨髓库的思想障碍;“天人合一”的理念,却长期没有引导国人对改变随地吐痰恶习的重视,也没有改变饮食习惯上的一些不良习俗,更没有提高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糟粕,对于文化遗产中不科学的内容是应该批判的。鉴于中国长期来受理学文化理念的影响,对于我国科学基础不深、科学意识不强的人群而言,十分容易接纳扎根于这种文化理念上的臆测,而且朴素地相信“眼见为实”的原则,习惯于凭经验、凭直觉判断事物,缺少严谨的科学思维和推理的习惯,容易在自然现象的认知上,混淆主、客观标准,不辨真伪地作出错误判断,因之误入歧途者也不乏其人。若按上述另行设立的“准则”下认知的人体结构与功能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真理,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准则应作出相应的修改呢?这是几十年来余云岫的反对者至今不能对他科学的批判作出正面反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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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批余云岫者对“旧医”和目前的“中医”作了概念的偷换
与因循守旧者的意愿相反,医学科学不断地日新月异在迅猛发展,人们对自然对人体的认识也在与日俱进,目前的中医遇到伤寒、肺炎之类的患者,不再会将其病原诊断为“温热”“温邪”,用药方面也将以抗生素主治,而不会用薄荷、牛蒡、芦根、滑石作为主治之剂,但并不妨碍作为辅剂入药。从上世纪初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需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中医中药非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有了发展和进步,而当时何以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分析一下当时旧医的技术传授方式及其知识结构,也就不难理解了。余云岫本着“运斤成风”的诚意,实事求是地批判了中医理论中谬误之处,并非为了彻底否定中医,如果余云岫的确认为中医一无是处,又何必化那么多笔墨,找那么多典籍,费那么多口舌,去论证其所以之“一无是处”?也没有必要化精力在他的医疗实践中运用中药,和发明中药制剂 (余氏止痛消炎膏)与泊来品对垒,中医对余云岫来说不是他前进的障碍,而是后进者,他完全有理由可以不去顾及落后者,而对其不屑一顾的,化精力去顾及后进,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余云岫并无个人利益可言,他对中医的批判,可以说当时完全是出于他对科学的执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期望。余云岫的一些批判论点,在当时一些思想上比较开明的中医中,是得到理解的,而且也有与余云岫进行相互讨论、争辩和交流学术观点的著名人士。基于经验积累的,有效的实践甚至是精湛杰出的技术,并不意味着必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国古代的冶炼、造桥、建筑、纺织等技术都存在这方面的例子,在我国长期重文轻理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同样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对先天之不足理应揽众家之所长以补其短,妨且就医药理论体系而言,除了中西医两大体系外,我国的文化遗传中,还应包括有藏医、蒙医、维医等少数民族医药体系,都有其独特的医理和药理,对于同一类病的治疗和用药方法也不一致,都是取长补短的资源。另一方面,可见《内经》之说也不是唯一的,为什么如此容不得批判和争论?藏医尚能接纳尼泊尔和伊朗的医药技术融成目前的藏医体系,何况中西医乎?中西医之间不仅可以互补,而且也可以共同促进,这是中西医团结的宗旨,也是余云岫在解放后公开表示拥护的方针,一些著名中医对他的表态也是赞同的。与中医的进步和发展相对比的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发展的大趋势,守病树而怨万木,踞沉舟而责千帆,不思与时俱进,期望通过改变自然科学的哲学原则,来原封不动地维持夹带玄学内容的医理,不可否认,余云岫的批判和主张,有可能阻挡了一些人的“路”,损害了某种利益,有人一开始就对余云岫怀有敌意,他们需要余云岫作为假想敌,把余云岫批中医的落后面,说成是“全面否定”,是“反”,是要“消灭”中医,混淆定义将昔日余云岫所批之旧医的概念偷换成如今的中医,甚至越出学术争论的界限,将余云岫描述成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依靠煽动无端的敌视情绪,转移主题来掩盖争论的实质,以维持其忽视数理化基础,又无视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理论”地位。自然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科学的真理都能经受得住批判和反对,如果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科学、是真理,何须树立假想敌?余云岫并没有视论战的对方为敌,也没有视中医为敌,例如,当时与他对立之陆某,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他则看了陆之处方,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错,是旧医无特效药之故(《柬陆某》,《新医与社会》一七八期,1931),反过来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批判余云岫者,有此坦荡磊落的胸怀吗?那么对余云岫的批判,是批判了余云岫,还是揭露了批判者自己?在历史进程中,谁代表了先进,谁为落后辩护?其中的科学道理是真,是假?读者即可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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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中西医学术争论和“哥本哈根精神”
中西医学术之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只有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辩之中,科学才能发展,真理才能清晰。特别是中西医之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还附带有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所产生的争论。自然科学的学理之争,向来可以用科学实验的实证来解决,在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证明以前,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只能作为假说对待,只有得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验证以后,才能正式上升为理论,规则是严谨的,标准是客观的,要求是严格的。作为中西医的学理之争,同样不能例外,对于未知原因的现象,未被确定的理论,都应该平等地争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证,在学术争论中,维护科学的尊严和纯洁,是所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神圣义务,除了科学真理以外,是不存在什么“权威”的,除了每个科技工作者有其无私真诚贡献的领域外,不存在个人独占的“领域”或学术的“势力范围”,任何借助于宗教或权势干预学术争论争论占取上风的做法,都被证明是可笑的,但也是可悲的。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中,出现借助一时的政治或宗教权势干预学术争论的现象,说明学术争论中混有伪、假科学,存在着学术道德的败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有心富家、无心强国”,“宁误子孙、勿误前程”的风气,也同样影响着学术界,其极端的甚至有堕落到为邪教张目者。而东西方文化之争,虽属人文科学领域,但学术争论也未必一定是剑拔弩张“斗争”式的,在我国戏剧、音乐、绘画等领域都有过很好的范例,就是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应慎重对待鲁迅笔下所描述的“人血馒头”、“原配蟋蟀”用以治病之类的文明“特色”是否保留的问题,回顾中西医争论的历史,却说明我们曾经走过的一条歧途,无助于医药科学的发展,无助于国家民族的振兴。为了未来,我们需要一个祥和、开放的学术氛围,面对21世纪的国际舞台,期望我国医学科学界,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重,挽回走歧途所浪费的时间,在中西医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应该呼唤诚信、坦荡的科学道德,倡导以集体讨论和自由探索为特征的研究风格,创建具有“哥本哈根精神”的学术氛围。(作者为余云岫医师的儿子。 更新日期：2004年1月3日 医学捌号楼), 百拇医药(余诞年 200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