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青年董斌的故事
记者采访董斌
董斌的母亲
动完手术的董斌
董斌与母亲以及主治大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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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03，有许多关于生命的话题，令我所感叹。有的生命脆弱，有的生命坚强，有的生命既脆弱又坚强。18岁的福建青年董斌，他的生命令我所感动。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学者何佳弘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令人感动的话题。
何佳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学者)：你说到了两个词，我觉得都有。第一是感叹、第二是感动。
主持人：感叹什么？又感动什么？
何佳弘：在我们的眼睛里看，其实18岁可能还是孩子。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真正的生活对他才刚刚开始。但是他已经在面临似乎是生命的尽头了。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在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他人的健康，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头，身体肤发授之父母，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不太愿意触动它。要说捐献这样一个重大的选择的话，很多人在心里头都很艰难的选择。现在，在中国捐献虽然还是比较少的。首先，它是人的一种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其实对这个死亡，大家都一点带有神秘性的恐惧感。其实这也不只是中国人的传统，在很多民族的传统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又回到刚才说的观念，我的观念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涉及到宗教信仰，但是它还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文化层面的东西，或者人们感情上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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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咱们中国人眼里，说起董斌，不管怎么样还是个18岁的孩子。可是董斌作为一个18岁的年青人。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一种选择，他有什么样的一种心境？让我们听听董妈妈怎么说。
主持人：何老师，刚才我们看了董妈妈的说法，也令人感动。
何佳弘：对。不管怎么样，她最后还是同意了，虽然最后痛哭了一场，其实从捐献人体器官来讲，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可能关系并不是太大，毕竟人已经死了。但是很大的障，碍其实是在他的亲属，特别是对他有这么深厚感情的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太难得了。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您是大学教授，如果说，在大学里面，有人发起这样一个运动需要您签名，要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捐献出自己的一些器官。您怎么对待这个事情？
何佳弘：说老实话，我以前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但是听到了董斌的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我现在的态度，应该是很明确的，我愿意在死后捐献出我的人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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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不管怎么样，你这番话还是令我感动。这使我想起来，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多到13亿之多。可是根据我们了解，在捐献的所谓的供体方资源非常匮乏。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有必要连线一下专门的机构，看看这方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主持人： 那么您觉得国内角膜等器官捐献的状况究竟怎样？而且这方面的真正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潘志强(同仁医院眼库潘志强主任)：目前来说咱们国内有大量的角膜盲患者(所谓角膜盲，就是因为各种疾病导致角膜的白斑形成，最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丧失)。据我们国内的早期流行病学统计，应该说，目前的病人数应该是在200万左右。在咱们中国，这种角膜盲患者，每年能够治愈的，也就是说通过死者器官捐献从而成功进行角膜移植，继而使病人摆脱这种黑暗、重见光明的每年不超过5000例。
主持人：那么现在同仁医院眼库的供体情况究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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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强：同仁医院从1990年建立眼库以后，我们就开始对愿意死后捐献角膜的人进行登记。
目前在我们眼库登记的人，大概应该是超过了三万个。
主持人：何教授，对于这些数字，您有什么想法？
何佳弘：可能还是提供者还是太少。
主持人：那么以美国为例，它的国家人口是两亿，可是每年实施角膜手术移植的就有5万例。
何佳弘：这个比例不低。
主持人：对，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
何佳弘：这样比较起来，就说明咱们的供体，就是说角膜的贡献者这种志愿者比较匮乏。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社会观念问题在里面。我想其实对死者的人来讲，捐献出你的人体的某些器官，没有任何损害，但是对他人又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善莫大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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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可能拯救一个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
何佳弘：我想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现在很多人对捐献人体器官，当然这是指的是死后捐献体器官这件事。他可能不太了解，而且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去捐献。
主持人：看来一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想起深圳的这个立法。深圳在2003年8月23日，在我们国家首次出台了关于人体捐赠的立法。当然它的这个法规还是一个市级法规。
何佳弘：对，这是地方法规。
主持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真是点燃了我们国家相关法的第一盏灯。那么这部法规有两位人士，算是推动者和倡议者，他们的动作算是功不可没。我们的记者就采访到了他们。
姚晓明(深圳首部器官捐赠法的倡议者、推动者)：《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出台，确立了医生和病人的义务和责任，确认了捐献者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就使中国的器官移植有法可依。董斌是我们国内器官捐赠条例出台之后的第一位提出在死后捐献角膜的最小的成年人，所以他的精神感动了深圳人、感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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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影(深圳首部器官捐赠法的倡议者、推动者)：让别人的器官恢复他的功能，甚至能够延续他的生命。这种提升来说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绝不单单自己是一种身体健康的概念，这应该还是一个心理健康的概念。只有精神上的升华才能使他有这种心态。
主持人：看完这个小片，何老师我看您的眼神都湿润了。一定很感动是吧!
何佳弘：是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小片里边，那个姚博士他说的也很好，就是董斌这个事不仅让他感动，而且让深圳感动，甚至让全国都感动。我觉得这个话说得确实不过分，因为董斌的事，他实际上还在让我们重新审视、重新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
主持人：对。从这个角度说，我也有个感受，就是说他本人捐献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事情，是关于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它触及了我们社会文明层次的发展。18岁的董斌令我们感动，可是他的事情我们经过传播，很多人都很关注，很令人关注董斌的现状如何，让我们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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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正像董斌说的“新年新气象”，他的新气象表现在他的病情比较稳定，我想很多人都会为此而安心了。何教授，你觉得看完之后，心情也可以放松一下。
何佳弘：对
主持人：因为董斌他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他人，那么我想社会上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把同样的爱心或者更多的爱心回报给他。这就是咱们中国老话说的“好人有好报”。在董斌生病的时候，他的实习单位、他的母校，都给了他很多的关爱。现在就
让我们看看，他们对董斌有什么样的祝福。
何佳弘：他们的祝福非常真诚，这也使我想起了董斌。作为一种健康新事件，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身体的健康，健康变成了社会事件。社会上的人如此关爱他、祝福他，同时表达了一种最好的祝愿。
主持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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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弘：现在社会各界表现出的对他这种爱心的回报，我心里也在想，我真的希望大家的这种爱心，能够再一次创造人间的奇迹。这也使我想起咱们经常关注健康事件，一旦有健康问题发生的时候，很多社会上的人，都会表现出很多很多的爱心，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
主持人：对。
何佳弘：我觉得社会公众的爱心，确实能够共同建造我们生活中的健康之路。那么这个健康之路对个人来讲，既有生理上的健康、也也有心理上的健康；对社会来讲，既有物质上的健康，也有精神上的健康。
主持人：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前面实际已经提到的，“莫以善小而不为”。如果大家都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做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善，积累起来就会成为社会中的大善，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变成更加美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18岁董斌感动了2003年，我相信也会感动2004年，不仅感动了他的家人、他的亲友，也会感动着我们所有的人。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要祝福董斌，也要祝福所有的好心人，好人一生平安。, http://www.100md.com(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