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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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大漠，辽阔的草原，养育了淳朴、剽悍的蒙古民族，萌生了神奇、精妙的蒙古医药学。它为本民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繁衍昌盛做出了历史贡献。在与疾病做斗争中r积累了传统医疗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藏医学及古代印度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和汉医学知识，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蒙医学理论体系。
早在元代以前，在我国北方，古代蒙古族人民过着逐水草而游牧和狩猎的生活，常年与寒冷、潮湿、风雪作斗争。人们的生活与疾病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食物种类、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在“天人相应”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矛盾统一。同时，蒙古人民长期以来是一个马背民族，游牧，狩猎和战争交替构成交宕起伏的历史画卷，摔伤，战伤、骨折、脑震荡都成了常见病和多发病，客观的生存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呼唤医学和创造医学。当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受了箭伤，他的同伴用嘴吸吮伤口的瘀血，用烧红的铁块烙治新鲜的创面的时候，他们动用了全部的经验和智慧，利用身边一切自以为有效的药物和工具，以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斯汗，统一全蒙古民族后，与兄弟民族间的来往更加密切，并与相邻国家间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于是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创造了蒙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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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饮食疗法得到进一步系统的总结和发展。著名的宫廷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大量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的内容。该书在祖国医学营养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书中反映出蒙医学的某些特点，所载方剂达数百首，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至尽仍为医家所采用。
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巨著《金光明盛王经》从维文、藏文译成蒙文，至此古代印度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初次传播到蒙古地区。16世纪，明代中、末叶，随着西藏喇嘛黄教输入蒙古，藏医也随之来到蒙古地区。1576年，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到蒙古，印度佛教巨著《丹珠尔经》于17世纪末被译成蒙文。以上几部书在蒙医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历代蒙医学家们吸收了藏医学及古代印度医学的以五元学说为核心的三根理论和七素理论及临床治疗，并把它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渗透，结合蒙古地区的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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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杰出蒙医学家伊希巴拉吉尔，在他写的《甘露四部》一书中，首次提出“六基症”理论，他认为一切疾病的发生都以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虫为根源。19世纪，蒙医学家罗布桑却因丕勒编著的《蒙医药选编》一书，以临床各种疾病的诊治为主，论述了包括基础理论、药物、外治、“酸马奶疗法”等。外科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如清代蒙医、杰出的手术家绰尔济墨尔根、觉罗-伊桑嘎等，对纠正四肢不能屈伸的关节脱位、骨折等，常能手到病除，觉罗-伊桑嘎采用冰冻麻醉法，切开整复粉碎性骨折，使其联缀，然后用桑白线缝合，效果颇佳。伊希巴拉吉尔在其编写的《甘露四部》中，详尽地论述了“创伤医治术”、“骨伤疗法”、“脱臼复位术”和“蒙古震脑术”等的理论与实际操作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医学受到高度重视，党和政府对蒙医药事业十分关心，r设立了蒙医药研究机构，开办了蒙医药院校，培养了大量蒙医药人才，搜集、整理、翻译了大量蒙医药和藏文古籍。进一步学习和吸收兄弟民族医药学精华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和现代诊察手段，不断地丰富和革新临床医疗技术，以成为崭新的民族医学，它为祖国医学的更加丰富和发展，为增进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