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药用植物研究概况
来源：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供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Hill, 1952)，但对植物药的重要性的认识却一直处于一种“低估”状态(Farnsworth, 1966)，直到本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界对从植物界中寻找新药物才有了新的认识，尤其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更成为许多人研究的焦点(Fabrega, 1975; Farnsworth & Morris, 1976; Croom, 1983; Balandrin, et al., 1985; Tyler, 1986; Phillipson, et al., 1989; de Smet & River, 1989; Abelson, 1990; Farnsworth, 1993; Schultes, 1996；Phillipson, 1999; 曾育麟， 1997)。
药用民族植物学(Medical Ethnobotany)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药用植物的研究是了解生物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By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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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与疾病的斗争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疾病同样困扰着人类，甚至威胁着人的生命。居住于地球表面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族或部落，对一些疾病都有一个从一开始被动地受疾病的侵害，到逐步认识这些疾病，直至找到相应的施治对策的过程。这些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实践形成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或理论的基础。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不仅在历史上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就目前而言，全世界尚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完全依赖于民族或民间传统医药作为他们健康的主要保障。许多研究业已证明，民族传统医药体系对资源的利用往往具有可持续性，这给寻求药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途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Bennett, 1992)。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中曾讲到：“传统医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数千年来，对人类健康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传统医药学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健康，必须发展传统医药。”有关人类健康的传统知识或原住民知识是构成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医疗保障的基础(Bodeker, 1994; WHO, 1995; Phillipson, 1999)。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尚有80%的人口依然依赖于传统医药作为防病治病的工具(Inglis, 1994; Caniago & Siebert, 1997)。甚至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尚有许多人使用传统医药(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 Barns & Ernst, 1998)。在1978年的一份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由于传统医药提供了21世纪全人类达到健康目的的最好途径，所以应将其纳入主要医疗体系中(WHO,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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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Joyce, 1992 ; Ndubani, et al., 1999)。然而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传统医药知识正面临丢失的局面(Plotkin, 1988；Weniger, 1991; Gill, et al., 1997; Katewa & Sharma, 1998； Huai et al., 1998; Huai & Xu, 2000)。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医药知识及实践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植物药在传统医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植物作为药物，无论在粗劣的加工情况下还是在采用高技术的情况下，都非常有用, 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有2-3万种高等植物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被作为药物(Groger & Kasparek, 1996; Prakash, 1998)，所以对传统医药知识中的药用植物的研究更成为民族植物学、民族药物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Farnsworth, 1966; Farnsworth & Morris, 1976; Croom, 1983; Balandrin, et al., 1985; Tyler, 1986; Pei, 1987; Verpoorte, 1989; Phillipson & Anderson, 1989; de Smet & River, 1989; Abelson, 1990; Elisabetsky, 1991; Reuter, 1991; Djerassi, 1992; Farnsworth, 1993; de Smet, 1993; Stiles, 1994; Schultes, 1996; Barne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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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医药的概念及定义
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或传统疗法(traditional therapy)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包括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医药实践活动和信仰(Eisenberg, et al., 1993)，而且也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在以西方医药为主的国家，常常用“unconventional”, “alternative”, “unorthodox”或“supplementary”来形容传统医药，但如果站在以西方医药以外的医药实践作为健康保证的国家的角度上，这些词显然不能正确地反映传统医药实践的实质和对使用者的重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传统医药”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古代的，或以文化为基础的医药实践体系，以此与“正统的”(orthodox)、“科学的”(scientific)医药或对抗疗法(allopathy)相区别(Farsworth,1994)。Cotton在此基础上将其引伸为包括目前被认为是属于原住民的(indigenous)、不正统的(unorthodox)、替代性的(alternative)、民间的(folk)、非主流的(fringe)和非官方的(unofficial)医疗体系(Cot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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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itz从社会学角度将传统疗法定义为不能用现代医药学标准衡量的医药实践(Eisenberg, et al., 1993)。
Eisenberg等人将其定义为没有在美国医学院校广泛讲授的，或在美国医院中没有普遍开展的非正规疗法，如针灸、按摩等(Eisenberg, et al., 1993)。
Phillipson将传统医药定义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传统草医及他们用于治疗疾病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质的总和(Phillipson, 1999)。
Bodeker将传统医药或传统医疗体系定义为：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原住民之间的，已有相当长应用和实践历史的乡土医疗体系。这些传统医疗体系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人类与更为广阔的自然界亲密的联系(Bodeker, 1994)。
Aregbeyen将传统医药定义为“利用原住民的信仰、知识、技能和文化实践来处理人类健康的一切活动”(Aregbeye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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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传统医药与不同民族的长期实践活动相联系，所以又可以称为民族医药(ethnomedicine)或民间医药(folk medicine)(Katewa & Sharma, 1998)。Ghosh从传统医药的产生和传承过程，以及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资源进行医疗实践等特点出发，认为传统医药也可以称为民间医药(folk medicine)(Ghosh，1997)。
Gill等认为，一般来讲，传统医药体系对疾病的治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即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者需要念咒语、举行宗教仪式等辅助手段(Gill, et al., 1997)。Telban认为，(研究任何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都)不应脱离该民族的文化观的发展历史而研究药用植物，我们不仅要验证或检验这些药用植物的专业和非专业用途，同时也要了解它们的其它药用实践(Telban, 1988)。由此可见，任何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和医药实践都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Vedavathy等认为，民间医药是一种古老的医疗体系，这种古老的医疗体系的实践者为居住于偏远的村庄和森林中的居民，而且这种医药体现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Vedavathy，et al., 1996)。Vedavathy等强调了民间医药的时、空上表现出的特点，以及这些实践者往往具有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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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盛基将传统医药划分为3大类，即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体系(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System)、传统民族医药知识(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和萨满教医药知识 (the Shamanism)(裴盛基，2000)。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医药的发展在不同的民族中很不平衡，一些传统医药知识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医药体系，而有些还停留在巫医结合的医药实践阶段。
从这些传统医药的定义不难看出，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学者对传统医药都有不同的理解。随着对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加深和西方医药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传统医药在一些西方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替代”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医药学的一个重要补充途径(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所以对传统医药概念的理解也随着传统医药角色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传统医药的实践者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联系，所以传统医药和民族医药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抛开不同学科和国家对传统医药定义和理解的差异，综合以上定义，并结合民族传统医药本身的特点，我们试将其定义为：产生于原住民的生活实践，并经过了原住民的长期实践，有别于现代西方医药学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这些医药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它应当包括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医疗实践，同时也包括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散见于民间的一些医疗实践和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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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传统医药兴趣回升的原因
草药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药物形式，而且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受欢迎。资料统计表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北美人以及澳大利亚人愿意咨询受过专业培训的传统医生，使用他们祖辈或曾祖辈曾经用过的草药(Chevallier，1996)。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研究民族传统医药的新高潮(Hedberg, 1993)，但引起这些兴趣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对传统医药重要性的认识和研究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学所感兴趣的范畴(Joshi & Edington, 1990)。Tyler认为，引起目前草药复苏的原因很多，诸如主要医疗体系的不健全、现行的医药对某些疾病无能为力、一些化学药物的副作用、人们对“天然”药物的迷信、“绿色”运动，以及传统药物价格的低廉等对传统医药的复苏都有一定程度的作用(Tyler, 1996)。Bodeker将引起对传统医药兴趣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国家危机(战争、流行病等)等(Bodeker，1994)。De Smet等(1989)认为，科学界对民族传统医药的兴趣还在于对民族传统医药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同时也为促进西方或非西方医疗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新资料。综合以上资料和相关文献，我们将引起对传统医药兴趣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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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原因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因素如何会引起人们对传统医药的关注。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当地人很难支付昂贵的进口药品。Bodeker(1994)引用了在越南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传统医药和现代医药在就医者所支付费用方面存在的差异：“利用传统医药只需付一只鸡的钱，但看西医和吃西药就得付一头牛的钱，而住院(西医)就要付好几头牛的钱”。传统医药成本低、使用方便(相对于传统医药使用者的生活方式而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传统医药来作为自己健康的保障。这样既可以达到健康的目的，又可以节约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其它事业(Bodeker，1994; Quansah, 1994)。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发展经济。民族传统医药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些优势是现代医药学所不能代替的，这些优势在当地民族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由于经济因素而引起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医药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 http://www.100md.com 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现行的医疗体系也同样出现了诸如医药费用昂贵、体系功能不健全等弊端(Relman, 1998; Vagelos, 1991; Farnsworth, 1993)。导致这些弊端的原因与合成药的高成本以及现行医疗体系本身的特点等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也将注意力转向传统医药，以寻求解决这些缺点和弊端的途径。传统医药可以为西方制药行业提供大量的信息，使其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减少药物筛选中的盲目性和一些不必要的投资，从而使合成药品的成本大大降低。
(2)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在传统医药的持续利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Chevallier, 1996)。正如前面我们所讲，传统医药有其特定的文化基础。Bodeker认为，随着世界各地殖民统治的结束，以及许多群体开始可以自己做主，有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生活开始复苏，包括传统医药的复苏(Bodeker，1994)。除了限制传统文化发展因素的消失(诸如殖民统治的结束等)而引起传统医药知识的复苏以外，许多民族对其传统文化的偏好也是引起传统医药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即使有条件利用其它类型的医疗工具和措施，但他们依然利用自己的传统医药, 而且非常信任他们自己的草医和草药(Billore, et al., 1998)。如苗族在历史上就有迁至一个新环境后，都要携带他们的传统药用植物的种子，进行种植，特别是一些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药用植物。所以即使他们迁徙很大的距离后依然保留许多传统医药知识，如移居到美国的苗族(被称为Hmong)(Spring, 1989)。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或见过西药的人，很难让其相信一个小白片的作用(Waller, 1993)。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对传统医药的复苏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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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危机
Bodeker认为，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国家危机是促使政府部门对传统医药重视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这里国家危机主要包括战争和流行病。传统医药在战争时期是许多国家能够负担得起，而且许多人都可以得到的且很方便的健康工具。如在越南，在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战争期间，传统医药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发展(Bodeker, 1994)。在非洲，政府部门面对不断增长的爱滋病危机，而正在加紧从传统医药中寻找价廉、疗效好的药物。流行病是引起对传统医药的研究成为热点的另一个因素，在这方面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得到了来自世界许多大型基金组织和财团的经济支持(Bodeker, 1994)。
(4)传统医药知识的特点和面临的困境
传统医药与现代西方医药相比，具有许多现代医药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传统医药中所用的皆为采自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或其它天然资源(如矿物等)；而现代医药中几乎全为工业化的产物，在生产这些药物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其次，一些化学药物的疗效差、毒副作用大而引起人们对西方医药产生了不满意情绪。而传统医药的高效、低毒副作用(如中国传统的抗疟药物青蒿)正好弥补了化学药物的这一缺点，从而使得一些西方国家的居民对其情有独钟(Reuter, 1991; Phillipson, 1999)。一些现代西方医药学也无法治愈的疾病(如黑热病等)却在传统医药中找到了治疗措施(Varghese SVD, et al., 1998), 许多传统医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疗效更是许多药物学家对其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寻求解决现代西方医学都无法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途径方面，传统医药为现代医药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从而使传统医药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低成本是传统医药的又一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传统医药比现代医药更为便利，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交通比较落后的地区(Waller, 1993)。传统医药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实践证明传统医药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具有可持续性。传统医药本身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药的不足。随着现代西方医药体系中不足和弊端的逐渐显露，传统医药的意义和作用也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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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传统医药形成和发展相一致的环境条件的消失，许多传统医药受到严重的影响，传统医药的生存与发展也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有些传统医药已经面临丧失的境地(Cox, 1993; Gonzalez-Tejero, et al., 1995)。传统医药知识的流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民族民间医药知识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丧失将是人类财富的丧失。针对这种情况，基于保护传统知识(包括传统医药)的研究也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也是引起传统医药知识研究另一原因。
正如Tyler所言，引起传统医药复苏的原因很多(Tyler, 1996)。虽然我们将这些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但并不意味这四个方面包括了引起传统医药复苏的所有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传统医药正在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和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国家将发展传统医药和植物药纳入宪法之中，如墨西哥(Bodeker, 1994)、巴西(Petrovicka, et al., 1999)等，而一些西方国家也放松了对传统草药的限制(Tyler, 1996)；德国、法国等对草药及其制剂的上市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Keller, 1991; Artiges, 1991)。这一切都标志着传统医药的价值愈来愈多的被科学界和政府部门所接受，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医药的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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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达国家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概况
西方国家的现行医疗体系也出现了诸如费用昂贵、体系功能不健全等弊端(McCaleb, 1997; Relman, 1998; Naylor, et al., 1998; Thomas, 1999)。针对这些问题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工作(Callahan, 1998; Schwartz, 1998)。
传统医药学在西方国家中不仅仅是一个替代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途径(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 Brosius, 1997)，而且民族传统医药对西方制药行业提供了一条捷径(Mitscher, et al., 1987; Verpoorte, 1989; Balick, 1991; Sevenet, 1991; Huxtable, 1992; De Souza, 1993; Flannery, 1998)。如在北美，从民族传统药物中开发新药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 一种作为药物而被某民族或部落应用了相当长时间的植物常常具有很大的潜在药用价值，关于这种植物的传统药用知识无疑成了一种对开发新药很有用处的指导性信息，利用这些传统知识和信息大大降低了药物合成过程中的巨大耗资、缩短了新药开发的周期；② 合成药的筛选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据统计10000种合成的化学成分中仅有20种可以用来做动物实验，而可能用于临床试验的只有10种，最终能被FDA审查批准为正式药品的仅有一种。这样最终导致了合成药的成本增加，从而投放到市场后药品的价格也很高，大大缩小了药品的市场占有率(Vagelos, 1991; Farnsworth, 1993)。如此低的筛选比例和高成本对合成药的开发和销售十分不利。而传统的民间药物因为具有很长的利用历史，从逻辑上讲这些民间药物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新药”其可能性极大，加之传统药的高效低副作用和价格低廉等特点，使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很大的市场和强的市场竞争力(Farnsworth, 1993; Waller,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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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对民族传统医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发新产品。但也有一些民族药物学家则致力于如何在目前的形势下研究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如Tyler, Russo(1992)和Croom (1983)等人。
1.4 发展中国家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概况
民族传统医药目前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有80%以上的人口依然以传统医药为主要医疗工具。民族传统医药不仅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健康保障，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
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关传统医药的基础性资料并不十分完善，所以对一些民族、地区的传统医药知识(包括散布于民间的医药经验和实践)的记载和整理仍然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医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在中国、委内瑞拉、巴西、圭亚那、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国家进行的民族药编目等工作(Pei, 1985; Jatem-Lasser, et al., 1998; 林宏庠，1998; Hanlon, 1979)。从非洲对民族医药的研究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民族植物药的调查和编目工作，对天然产物的生物活性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抗癌、抗菌、毒理学等方面(Sofowora, 1993; Souza, et al., 1993; Grosvenor, et al., 1995; Souza Brit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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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传统医药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医药形式。传统医药丰富多彩，传统中医药学、藏医药学等更是享誉国内外。我国历史上就有许多有关民族医药知识的论著问世，《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巨著至今也是世界公认的传统医药学的经典。解放后，我国政府对挖掘和研究民族医药也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一些专门从事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研究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在全国各地建立，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学院民族药研究所、云南思茅中草药研究所等，都是以民族药研究为主体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则是我国较早地利用现代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民族药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裴盛基，2000)。
这些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对分散于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的整理研究。如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群众“献方献药”运动、全国性的民间中草药的调查等，调查结果也陆续出版成册，这些调查活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医药知识。另外，许多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也陆续得到了整理，如佤族、拉祜族等。在传统的调查方法中，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也陆续用于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的调查和整理研究中(Pei,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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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民族药的开发利用研究。以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为基础的开发利用研究在国内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独一味、灯盏细心、傣肌松、岩白菜等的开发是民族药开发的一些典型例证。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的开发利用研究中，许多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也逐渐用于其中，如民族药的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药理学的研究等。
(3) 对传统医药典籍的整理、翻译研究。除了对分散于民间的传统医药知识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外，许多民族医药的典籍也陆续得到了整理。如藏医药的《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蒙医药的《蒙医药学》等著作的整理、翻译等和出版等。
1.6民族传统药物(尤其是植物药)的特点
与现代西方医药相比，传统医药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医药的特点。下面我们仅从传统药物(尤其是植物药)的作用机理、产生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对民族传统药物作一概括。
, http://www.100md.com 作用机理的复杂性: 这是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主要区别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从成千上万种植物中筛选抗癌药物，但仅有很少的植物表现有抗癌活性，原因之一就是NCI仅以化合物是否能杀死癌细胞作为判断这种化合物是否具有抗癌活性的标准。事实上，抗癌药物对癌细胞的作用机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直接杀死癌细胞仅仅是抗癌药物的作用机理之一(Bodeker, 1994)。在加纳，当地草医用萝摩科植物Cryptolepis Sanguinolenta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但化学和药理学实验在初期并未证实这种药物的功效，而这种功效在后来的研究中却得到了证实(Phillipson, 1999)。由此不难看出，传统药物在作用于疾病时，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作用成分的复杂性：肖红斌等人根据对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结果认为中药来源于自然界，其化学组成极其复杂，其中已知成分数量有限，因而是一个“黑箱体系”；并认为，中药的功效是多组分协同作用的结果，单味成分的加合并不等于复方(肖红斌等，1999)。而且植物化学和现代药理学对许多传统药物的研究结果表明，药物的功效往往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多成分常常比单一成分更为有效(Phillipson, 1999)。就拿抗疟疾传统药物青蒿来说，青蒿素是主要的活性成分，但青蒿的其它成分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Klayman, 1985； Phillipson, 1999)。许多传统药物中复方药所占比例非常大(Bai, 1990)，复方药更增加了药物作用成分的复杂性。正是由于传统药物作用成分和作用机理的复杂性，所以许多民族药物学家并不十分赞成从传统药物中分离和提取单一的“有效成分”(Prance, 1991; Bodeker, 1994; Phillip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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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单、方便：传统医药大都是这些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而且也基本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相一致。许多草药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采自周围的环境中。虽然在许多原住民族中有专门的草医，但草药的炮制和使用方法也是当地一般人都能够普遍接受和实施的。所以，使用简单、方便是传统药物的另一个特点。
许多传统医药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在有些文化中，植物被认为具有精灵(Chevallier, 1996)。植物作为药物在人类的早期常常有一些与之伴随的神话和传说，而且一些动、植物也常常被拟人化(Sharma, 1998)。许多民族民间医药在早期常常与巫医、巫术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民族传统医药的产生和积累常常与巫医、巫术有很大关系。在有些部落或民族中，传统医药知识往往是由部落中的巫医所掌握。对这些现象，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迷信”或“不科学”，而可能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必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民族传统医药的定义和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民族传统医药的“一定文化背景”。所以有人也认为，不能抛开民族的传统文化观的发展历史来研究药用植物(胡士林，1984；Telban, 1988; Moran, 1997)。民族传统医药有一定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基础，在研究传统医药时忽略他们产生的背景将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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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发展中国家民族传统医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传统医药几乎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面临的是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因此对基础性研究的注意力和投资普遍都比较低，传统医药的基础性研究也同样因为经费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对传统医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判，目前还尚未有比较成熟和一致的方法；如何对传统医药进行现代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民族医药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除了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以外，如何发挥传统医药在发展民族经济中的作用目前虽然已经引起了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与丰富的民族传统医药相比，它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加强基础性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民族传统医药的应用性研究。
1.8 小结
仅就传统植物药来讲，目前大部分尚未被现代科学所验证(Farnsworth, 1993)。由于居住于地球表面的民族和部落种类众多，居住的环境条件也多种多样，加之人类对医药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Johns, et al., 1990)，所以现有的有关传统民间药物方面的科技资料和文献不可能包括地球上所有民族和部落的医药知识(淮虎银等，1999)。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绚丽多彩。传统中医药学驰名中外，著名的抗疟疾药物青蒿素(Artemisinin)就是从中国有几个世纪应用历史的传统抗疟疾药材青蒿(Artemisia annua)中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Klayman, 1985)。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医药是中华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尤其是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目前尚没有人系统研究过。这些民间传统医药知识，许多至今还是以“口传手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虽然组织过许多资源考察，但与丰富的民间医药经验和知识相比，这些考察远远不够。许多民族民间医药知识由于受主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影响，同样也面临着被丢失的危险。面对这样一种现状，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进行系统研究已显得刻不容缓。, 百拇医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Hill, 1952)，但对植物药的重要性的认识却一直处于一种“低估”状态(Farnsworth, 1966)，直到本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界对从植物界中寻找新药物才有了新的认识，尤其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更成为许多人研究的焦点(Fabrega, 1975; Farnsworth & Morris, 1976; Croom, 1983; Balandrin, et al., 1985; Tyler, 1986; Phillipson, et al., 1989; de Smet & River, 1989; Abelson, 1990; Farnsworth, 1993; Schultes, 1996；Phillipson, 1999; 曾育麟， 1997)。
药用民族植物学(Medical Ethnobotany)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药用植物的研究是了解生物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By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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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与疾病的斗争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疾病同样困扰着人类，甚至威胁着人的生命。居住于地球表面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族或部落，对一些疾病都有一个从一开始被动地受疾病的侵害，到逐步认识这些疾病，直至找到相应的施治对策的过程。这些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实践形成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或理论的基础。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不仅在历史上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就目前而言，全世界尚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完全依赖于民族或民间传统医药作为他们健康的主要保障。许多研究业已证明，民族传统医药体系对资源的利用往往具有可持续性，这给寻求药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途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Bennett, 1992)。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宣言》中曾讲到：“传统医药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瑰宝，数千年来，对人类健康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传统医药学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健康，必须发展传统医药。”有关人类健康的传统知识或原住民知识是构成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医疗保障的基础(Bodeker, 1994; WHO, 1995; Phillipson, 1999)。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尚有80%的人口依然依赖于传统医药作为防病治病的工具(Inglis, 1994; Caniago & Siebert, 1997)。甚至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尚有许多人使用传统医药(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 Barns & Ernst, 1998)。在1978年的一份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由于传统医药提供了21世纪全人类达到健康目的的最好途径，所以应将其纳入主要医疗体系中(WHO,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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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Joyce, 1992 ; Ndubani, et al., 1999)。然而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传统医药知识正面临丢失的局面(Plotkin, 1988；Weniger, 1991; Gill, et al., 1997; Katewa & Sharma, 1998； Huai et al., 1998; Huai & Xu, 2000)。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医药知识及实践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科学界的重视。植物药在传统医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植物作为药物，无论在粗劣的加工情况下还是在采用高技术的情况下，都非常有用, 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有2-3万种高等植物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被作为药物(Groger & Kasparek, 1996; Prakash, 1998)，所以对传统医药知识中的药用植物的研究更成为民族植物学、民族药物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Farnsworth, 1966; Farnsworth & Morris, 1976; Croom, 1983; Balandrin, et al., 1985; Tyler, 1986; Pei, 1987; Verpoorte, 1989; Phillipson & Anderson, 1989; de Smet & River, 1989; Abelson, 1990; Elisabetsky, 1991; Reuter, 1991; Djerassi, 1992; Farnsworth, 1993; de Smet, 1993; Stiles, 1994; Schultes, 1996; Barne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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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医药的概念及定义
传统医药(traditional medicine)或传统疗法(traditional therapy)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包括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医药实践活动和信仰(Eisenberg, et al., 1993)，而且也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在以西方医药为主的国家，常常用“unconventional”, “alternative”, “unorthodox”或“supplementary”来形容传统医药，但如果站在以西方医药以外的医药实践作为健康保证的国家的角度上，这些词显然不能正确地反映传统医药实践的实质和对使用者的重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传统医药”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古代的，或以文化为基础的医药实践体系，以此与“正统的”(orthodox)、“科学的”(scientific)医药或对抗疗法(allopathy)相区别(Farsworth,1994)。Cotton在此基础上将其引伸为包括目前被认为是属于原住民的(indigenous)、不正统的(unorthodox)、替代性的(alternative)、民间的(folk)、非主流的(fringe)和非官方的(unofficial)医疗体系(Cot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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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itz从社会学角度将传统疗法定义为不能用现代医药学标准衡量的医药实践(Eisenberg, et al., 1993)。
Eisenberg等人将其定义为没有在美国医学院校广泛讲授的，或在美国医院中没有普遍开展的非正规疗法，如针灸、按摩等(Eisenberg, et al., 1993)。
Phillipson将传统医药定义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传统草医及他们用于治疗疾病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质的总和(Phillipson, 1999)。
Bodeker将传统医药或传统医疗体系定义为：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原住民之间的，已有相当长应用和实践历史的乡土医疗体系。这些传统医疗体系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人类与更为广阔的自然界亲密的联系(Bodeker, 1994)。
Aregbeyen将传统医药定义为“利用原住民的信仰、知识、技能和文化实践来处理人类健康的一切活动”(Aregbeye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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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传统医药与不同民族的长期实践活动相联系，所以又可以称为民族医药(ethnomedicine)或民间医药(folk medicine)(Katewa & Sharma, 1998)。Ghosh从传统医药的产生和传承过程，以及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资源进行医疗实践等特点出发，认为传统医药也可以称为民间医药(folk medicine)(Ghosh，1997)。
Gill等认为，一般来讲，传统医药体系对疾病的治疗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即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者需要念咒语、举行宗教仪式等辅助手段(Gill, et al., 1997)。Telban认为，(研究任何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都)不应脱离该民族的文化观的发展历史而研究药用植物，我们不仅要验证或检验这些药用植物的专业和非专业用途，同时也要了解它们的其它药用实践(Telban, 1988)。由此可见，任何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和医药实践都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Vedavathy等认为，民间医药是一种古老的医疗体系，这种古老的医疗体系的实践者为居住于偏远的村庄和森林中的居民，而且这种医药体现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Vedavathy，et al., 1996)。Vedavathy等强调了民间医药的时、空上表现出的特点，以及这些实践者往往具有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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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盛基将传统医药划分为3大类，即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体系(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System)、传统民族医药知识(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和萨满教医药知识 (the Shamanism)(裴盛基，2000)。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医药的发展在不同的民族中很不平衡，一些传统医药知识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医药体系，而有些还停留在巫医结合的医药实践阶段。
从这些传统医药的定义不难看出，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学者对传统医药都有不同的理解。随着对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加深和西方医药本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传统医药在一些西方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替代”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医药学的一个重要补充途径(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所以对传统医药概念的理解也随着传统医药角色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但是传统医药的实践者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联系，所以传统医药和民族医药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抛开不同学科和国家对传统医药定义和理解的差异，综合以上定义，并结合民族传统医药本身的特点，我们试将其定义为：产生于原住民的生活实践，并经过了原住民的长期实践，有别于现代西方医药学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这些医药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它应当包括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医疗实践，同时也包括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散见于民间的一些医疗实践和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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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传统医药兴趣回升的原因
草药一直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药物形式，而且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受欢迎。资料统计表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北美人以及澳大利亚人愿意咨询受过专业培训的传统医生，使用他们祖辈或曾祖辈曾经用过的草药(Chevallier，1996)。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研究民族传统医药的新高潮(Hedberg, 1993)，但引起这些兴趣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对传统医药重要性的认识和研究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学所感兴趣的范畴(Joshi & Edington, 1990)。Tyler认为，引起目前草药复苏的原因很多，诸如主要医疗体系的不健全、现行的医药对某些疾病无能为力、一些化学药物的副作用、人们对“天然”药物的迷信、“绿色”运动，以及传统药物价格的低廉等对传统医药的复苏都有一定程度的作用(Tyler, 1996)。Bodeker将引起对传统医药兴趣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国家危机(战争、流行病等)等(Bodeker，1994)。De Smet等(1989)认为，科学界对民族传统医药的兴趣还在于对民族传统医药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同时也为促进西方或非西方医疗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新资料。综合以上资料和相关文献，我们将引起对传统医药兴趣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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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原因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因素如何会引起人们对传统医药的关注。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当地人很难支付昂贵的进口药品。Bodeker(1994)引用了在越南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传统医药和现代医药在就医者所支付费用方面存在的差异：“利用传统医药只需付一只鸡的钱，但看西医和吃西药就得付一头牛的钱，而住院(西医)就要付好几头牛的钱”。传统医药成本低、使用方便(相对于传统医药使用者的生活方式而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传统医药来作为自己健康的保障。这样既可以达到健康的目的，又可以节约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其它事业(Bodeker，1994; Quansah, 1994)。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发展经济。民族传统医药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些优势是现代医药学所不能代替的，这些优势在当地民族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由于经济因素而引起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医药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 http://www.100md.com 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现行的医疗体系也同样出现了诸如医药费用昂贵、体系功能不健全等弊端(Relman, 1998; Vagelos, 1991; Farnsworth, 1993)。导致这些弊端的原因与合成药的高成本以及现行医疗体系本身的特点等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也将注意力转向传统医药，以寻求解决这些缺点和弊端的途径。传统医药可以为西方制药行业提供大量的信息，使其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减少药物筛选中的盲目性和一些不必要的投资，从而使合成药品的成本大大降低。
(2)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在传统医药的持续利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Chevallier, 1996)。正如前面我们所讲，传统医药有其特定的文化基础。Bodeker认为，随着世界各地殖民统治的结束，以及许多群体开始可以自己做主，有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生活开始复苏，包括传统医药的复苏(Bodeker，1994)。除了限制传统文化发展因素的消失(诸如殖民统治的结束等)而引起传统医药知识的复苏以外，许多民族对其传统文化的偏好也是引起传统医药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即使有条件利用其它类型的医疗工具和措施，但他们依然利用自己的传统医药, 而且非常信任他们自己的草医和草药(Billore, et al., 1998)。如苗族在历史上就有迁至一个新环境后，都要携带他们的传统药用植物的种子，进行种植，特别是一些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药用植物。所以即使他们迁徙很大的距离后依然保留许多传统医药知识，如移居到美国的苗族(被称为Hmong)(Spring, 1989)。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或见过西药的人，很难让其相信一个小白片的作用(Waller, 1993)。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对传统医药的复苏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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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危机
Bodeker认为，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国家危机是促使政府部门对传统医药重视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这里国家危机主要包括战争和流行病。传统医药在战争时期是许多国家能够负担得起，而且许多人都可以得到的且很方便的健康工具。如在越南，在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战争期间，传统医药在越南得到了很好的发展(Bodeker, 1994)。在非洲，政府部门面对不断增长的爱滋病危机，而正在加紧从传统医药中寻找价廉、疗效好的药物。流行病是引起对传统医药的研究成为热点的另一个因素，在这方面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得到了来自世界许多大型基金组织和财团的经济支持(Bodeker, 1994)。
(4)传统医药知识的特点和面临的困境
传统医药与现代西方医药相比，具有许多现代医药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传统医药中所用的皆为采自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或其它天然资源(如矿物等)；而现代医药中几乎全为工业化的产物，在生产这些药物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其次，一些化学药物的疗效差、毒副作用大而引起人们对西方医药产生了不满意情绪。而传统医药的高效、低毒副作用(如中国传统的抗疟药物青蒿)正好弥补了化学药物的这一缺点，从而使得一些西方国家的居民对其情有独钟(Reuter, 1991; Phillipson, 1999)。一些现代西方医药学也无法治愈的疾病(如黑热病等)却在传统医药中找到了治疗措施(Varghese SVD, et al., 1998), 许多传统医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疗效更是许多药物学家对其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寻求解决现代西方医学都无法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途径方面，传统医药为现代医药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从而使传统医药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低成本是传统医药的又一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传统医药比现代医药更为便利，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交通比较落后的地区(Waller, 1993)。传统医药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实践证明传统医药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具有可持续性。传统医药本身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药的不足。随着现代西方医药体系中不足和弊端的逐渐显露，传统医药的意义和作用也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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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传统医药形成和发展相一致的环境条件的消失，许多传统医药受到严重的影响，传统医药的生存与发展也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有些传统医药已经面临丧失的境地(Cox, 1993; Gonzalez-Tejero, et al., 1995)。传统医药知识的流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民族民间医药知识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丧失将是人类财富的丧失。针对这种情况，基于保护传统知识(包括传统医药)的研究也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也是引起传统医药知识研究另一原因。
正如Tyler所言，引起传统医药复苏的原因很多(Tyler, 1996)。虽然我们将这些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但并不意味这四个方面包括了引起传统医药复苏的所有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传统医药正在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和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国家将发展传统医药和植物药纳入宪法之中，如墨西哥(Bodeker, 1994)、巴西(Petrovicka, et al., 1999)等，而一些西方国家也放松了对传统草药的限制(Tyler, 1996)；德国、法国等对草药及其制剂的上市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Keller, 1991; Artiges, 1991)。这一切都标志着传统医药的价值愈来愈多的被科学界和政府部门所接受，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医药的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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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达国家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概况
西方国家的现行医疗体系也出现了诸如费用昂贵、体系功能不健全等弊端(McCaleb, 1997; Relman, 1998; Naylor, et al., 1998; Thomas, 1999)。针对这些问题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工作(Callahan, 1998; Schwartz, 1998)。
传统医药学在西方国家中不仅仅是一个替代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的补充途径(Thomas, et al., 1991; Eisenberg, et al., 1993; Brosius, 1997)，而且民族传统医药对西方制药行业提供了一条捷径(Mitscher, et al., 1987; Verpoorte, 1989; Balick, 1991; Sevenet, 1991; Huxtable, 1992; De Souza, 1993; Flannery, 1998)。如在北美，从民族传统药物中开发新药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 一种作为药物而被某民族或部落应用了相当长时间的植物常常具有很大的潜在药用价值，关于这种植物的传统药用知识无疑成了一种对开发新药很有用处的指导性信息，利用这些传统知识和信息大大降低了药物合成过程中的巨大耗资、缩短了新药开发的周期；② 合成药的筛选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据统计10000种合成的化学成分中仅有20种可以用来做动物实验，而可能用于临床试验的只有10种，最终能被FDA审查批准为正式药品的仅有一种。这样最终导致了合成药的成本增加，从而投放到市场后药品的价格也很高，大大缩小了药品的市场占有率(Vagelos, 1991; Farnsworth, 1993)。如此低的筛选比例和高成本对合成药的开发和销售十分不利。而传统的民间药物因为具有很长的利用历史，从逻辑上讲这些民间药物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新药”其可能性极大，加之传统药的高效低副作用和价格低廉等特点，使其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很大的市场和强的市场竞争力(Farnsworth, 1993; Waller,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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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对民族传统医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发新产品。但也有一些民族药物学家则致力于如何在目前的形势下研究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如Tyler, Russo(1992)和Croom (1983)等人。
1.4 发展中国家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概况
民族传统医药目前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有80%以上的人口依然以传统医药为主要医疗工具。民族传统医药不仅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健康保障，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
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关传统医药的基础性资料并不十分完善，所以对一些民族、地区的传统医药知识(包括散布于民间的医药经验和实践)的记载和整理仍然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医药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在中国、委内瑞拉、巴西、圭亚那、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国家进行的民族药编目等工作(Pei, 1985; Jatem-Lasser, et al., 1998; 林宏庠，1998; Hanlon, 1979)。从非洲对民族医药的研究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民族植物药的调查和编目工作，对天然产物的生物活性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抗癌、抗菌、毒理学等方面(Sofowora, 1993; Souza, et al., 1993; Grosvenor, et al., 1995; Souza Brit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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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传统医药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医药形式。传统医药丰富多彩，传统中医药学、藏医药学等更是享誉国内外。我国历史上就有许多有关民族医药知识的论著问世，《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巨著至今也是世界公认的传统医药学的经典。解放后，我国政府对挖掘和研究民族医药也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一些专门从事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研究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在全国各地建立，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学院民族药研究所、云南思茅中草药研究所等，都是以民族药研究为主体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则是我国较早地利用现代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民族药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裴盛基，2000)。
这些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对分散于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的整理研究。如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群众“献方献药”运动、全国性的民间中草药的调查等，调查结果也陆续出版成册，这些调查活动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医药知识。另外，许多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也陆续得到了整理，如佤族、拉祜族等。在传统的调查方法中，民族植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也陆续用于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的调查和整理研究中(Pei,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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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民族药的开发利用研究。以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为基础的开发利用研究在国内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独一味、灯盏细心、傣肌松、岩白菜等的开发是民族药开发的一些典型例证。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的开发利用研究中，许多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也逐渐用于其中，如民族药的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药理学的研究等。
(3) 对传统医药典籍的整理、翻译研究。除了对分散于民间的传统医药知识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外，许多民族医药的典籍也陆续得到了整理。如藏医药的《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蒙医药的《蒙医药学》等著作的整理、翻译等和出版等。
1.6民族传统药物(尤其是植物药)的特点
与现代西方医药相比，传统医药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医药的特点。下面我们仅从传统药物(尤其是植物药)的作用机理、产生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对民族传统药物作一概括。
, http://www.100md.com 作用机理的复杂性: 这是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的主要区别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从成千上万种植物中筛选抗癌药物，但仅有很少的植物表现有抗癌活性，原因之一就是NCI仅以化合物是否能杀死癌细胞作为判断这种化合物是否具有抗癌活性的标准。事实上，抗癌药物对癌细胞的作用机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直接杀死癌细胞仅仅是抗癌药物的作用机理之一(Bodeker, 1994)。在加纳，当地草医用萝摩科植物Cryptolepis Sanguinolenta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但化学和药理学实验在初期并未证实这种药物的功效，而这种功效在后来的研究中却得到了证实(Phillipson, 1999)。由此不难看出，传统药物在作用于疾病时，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作用成分的复杂性：肖红斌等人根据对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结果认为中药来源于自然界，其化学组成极其复杂，其中已知成分数量有限，因而是一个“黑箱体系”；并认为，中药的功效是多组分协同作用的结果，单味成分的加合并不等于复方(肖红斌等，1999)。而且植物化学和现代药理学对许多传统药物的研究结果表明，药物的功效往往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多成分常常比单一成分更为有效(Phillipson, 1999)。就拿抗疟疾传统药物青蒿来说，青蒿素是主要的活性成分，但青蒿的其它成分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Klayman, 1985； Phillipson, 1999)。许多传统药物中复方药所占比例非常大(Bai, 1990)，复方药更增加了药物作用成分的复杂性。正是由于传统药物作用成分和作用机理的复杂性，所以许多民族药物学家并不十分赞成从传统药物中分离和提取单一的“有效成分”(Prance, 1991; Bodeker, 1994; Phillip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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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简单、方便：传统医药大都是这些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而且也基本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相一致。许多草药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采自周围的环境中。虽然在许多原住民族中有专门的草医，但草药的炮制和使用方法也是当地一般人都能够普遍接受和实施的。所以，使用简单、方便是传统药物的另一个特点。
许多传统医药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在有些文化中，植物被认为具有精灵(Chevallier, 1996)。植物作为药物在人类的早期常常有一些与之伴随的神话和传说，而且一些动、植物也常常被拟人化(Sharma, 1998)。许多民族民间医药在早期常常与巫医、巫术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民族传统医药的产生和积累常常与巫医、巫术有很大关系。在有些部落或民族中，传统医药知识往往是由部落中的巫医所掌握。对这些现象，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迷信”或“不科学”，而可能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必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民族传统医药的定义和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涉及到民族传统医药的“一定文化背景”。所以有人也认为，不能抛开民族的传统文化观的发展历史来研究药用植物(胡士林，1984；Telban, 1988; Moran, 1997)。民族传统医药有一定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基础，在研究传统医药时忽略他们产生的背景将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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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发展中国家民族传统医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传统医药几乎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面临的是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因此对基础性研究的注意力和投资普遍都比较低，传统医药的基础性研究也同样因为经费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对传统医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判，目前还尚未有比较成熟和一致的方法；如何对传统医药进行现代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民族医药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除了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以外，如何发挥传统医药在发展民族经济中的作用目前虽然已经引起了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与丰富的民族传统医药相比，它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加强基础性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民族传统医药的应用性研究。
1.8 小结
仅就传统植物药来讲，目前大部分尚未被现代科学所验证(Farnsworth, 1993)。由于居住于地球表面的民族和部落种类众多，居住的环境条件也多种多样，加之人类对医药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Johns, et al., 1990)，所以现有的有关传统民间药物方面的科技资料和文献不可能包括地球上所有民族和部落的医药知识(淮虎银等，1999)。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绚丽多彩。传统中医药学驰名中外，著名的抗疟疾药物青蒿素(Artemisinin)就是从中国有几个世纪应用历史的传统抗疟疾药材青蒿(Artemisia annua)中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Klayman, 1985)。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医药是中华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尤其是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目前尚没有人系统研究过。这些民间传统医药知识，许多至今还是以“口传手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虽然组织过许多资源考察，但与丰富的民间医药经验和知识相比，这些考察远远不够。许多民族民间医药知识由于受主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影响，同样也面临着被丢失的危险。面对这样一种现状，对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进行系统研究已显得刻不容缓。,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