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证治之”话“非典”
刘力红 唐农 广西中医学院 (530001 )
原载于《广西中医药》2003年第3期
中医药在此次“非典”防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广东的“非典”防治经验看，由中医介入后，在干预病程、减轻中毒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减少后遗症、减轻并发症和西药副作用以及降低治疗成本等方面皆发挥了明显作用。这对于增强中医界的自信心，促进社会对中医的了解，无疑都有积极的意义。然而此次“非典”防治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亦使我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中医要真正为世人所理解的日子还很远很远。作为一个有志于中医的学人，正应了曾子的那句话：任重而道远。
中医能不能够治疗“非典”，中医能不能够独立地治疗“非典”，记者郝光明于5月12日在《现代教育报》上道出了邓铁涛教授的回答：“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当然，这个中医必须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具体地讲，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熟谙中医经典，精通辨证论治。”邓老的这个回答斩钉截铁!而这亦是由实践得出的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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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够治疗“非典”，这是勿庸置疑的!尤其在4月底《光明日报》报道广东省用中医药防治“非典”成效显著以后，5月8日吴仪副总理明确指出：“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后，各种有关中医防治“非典”的文章、报道逐日增多。可是细心的人们应该发现，4月中旬以前，媒体对中医药防治“非典”的报道是姗姗来迟的，因为此时的中医于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尚处于边缘地带。而某位“非典”防治权威竟然在公开场合向媒体表述了“非典”治疗不宜用中医药，中医药对“非典”的治疗作用缺乏依据的观点。卫生部颁发的有关“非典”的五项诊断标准已是家喻户晓，其中第五项就是抗生素治疗没有明显效果。可是我们翻开5月1日的《中国中医药报》“收治非典37例临床总结”一文，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尽早使用抗生素”。与诊断标准的第五项相比，这个首选疗法显得既滑稽，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在当今中医界，能象邓老这样敢于拍胸膛，一点西药不用，我也照治不误的人毕竟太少太少。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法律的保障问题，民众的心理问题，当然更有中医界本身的信心，以及社会对中医界的信心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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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老为代表的一批老中医对上述问题所表现出的信心并不是凭空而来，而中医界内外很多人对此没有信心亦非空穴来风，这关系到一个认识、实践和体悟的过程。西医对“非典”的认识，有其很清楚的一面，如必须首先找到致病原。现在这个致病原已经基本确定，就是变异的冠状病毒；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人类感染的冠状病毒可能与野生动物如果子狸、蛇、蝙蝠等身上的冠状病毒有关。致病原找到以后，从预防的一面，就是根据致病原去研究出相关的疫苗；而从治疗的一面，则要设法研制出能够抑制或杀灭致病原的药物。而直到目前，治疗性的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疫苗的问世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由此可见，西医对这样一个新的疾病的认识过程是很清晰的，而且这样一个过程进展到哪一步，哪些问题搞清了，哪些问题已经可以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搞清，哪些问题还不能解决，它都心中有数。所以西医的这套认识和研究方法，很自然地能够叫人信服。那么中医呢？中医在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疾病时，似乎完全没有上述这个过程，她不急于去寻找冠状病毒，一个“辨证论治”就打发了。人们当然会问，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就难免让人半信半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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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实恰与这个推测相反，是人们把“辨证论治”看简单了，是人们把“辨证论治”看便宜了!回顾近代中医史，近人在总结中医的特色时，归纳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点是整体观念；一点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讲的是天人合一，讲的是生物医学、心理医学、社会医学、宇宙(自然)医学。这四种医学模式的统一，讲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整体观将中医的基本观念、基本理念作了最高度的理性浓缩，是中医区别于其它医学，尤其是区别于现代医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整体观虽然从“理”上对中医作了总体的、深度的概括，但中医毕竟是医学，她要干的是防病治病这桩“事”，那么，从“事”上中医是怎么切入的呢？就是从“辨证论治”来切入。所以中医最后要落到实处，就得依靠“辨证论治”。中医这两个特色，一者言理，一者言事，理事圆融，理事互应，理事不二。
对于辨证论治的意义，邓老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辨证论治正是中医的精髓。”这是非常确切的表达。辨证论治的核心在“证”，而世人对它的疑惑其实也正是在这个“证”上。一个头疼脑热，一个咳嗽腹泻，它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一个极普通的症状吗？对!但在中医眼里，在中医理论的楔入下，这个“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有横超三界(天、地、人)之功，有通达内外之德。根据“证”，我们不但能够了知疾病的存在与变化，能够了知导致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内外因素，而且还能洞悉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机体在这一作用下所处的综合状态，从而为疾病的治疗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从中医的角度裕ぜ捌浔嬷げ坏宋饕窖罢抑虏≡恼飧龉蹋乙舶嗽谥虏≡幕∩先范ㄖ瘟频墓獭N裁粗幸讲患庇诹私夤谧床《荆茨芏愿貌《疽鸬摹胺堑洹逼鸬搅己玫闹瘟谱饔媚兀空馐呛苤档弥幸浇缒谕馑伎嫉奈侍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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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证的特殊意义，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作了重要说明。该书的第16条原文说：“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里谈到对于一个普通疾病，若用常规的治疗方法而不能预期痊愈时，那么这个疾病就可以界定为“坏病”。对于“坏病”如何处理呢？就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实际上，自从张仲景提出这十二字方针后，一千多年来，它不但成为“坏病”，也就是非常规性疾病(如此次的“非典”其实就属于“坏病”范畴)的治疗方针，而且亦成为一切常规性疾病的治疗原则。“观其脉证”其意何在呢？就在“知犯何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用中医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脉证，就可以清楚地知晓“逆”在何处，而这个“逆”正是中医认识疾病和生死的关键处。《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上述这段原文一共出现了九个“逆”，正是这个“逆”将人的疾病与健康、生与死的最关要问题揭露无遗。一切疾病，不管是最普通的伤风感冒，还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也不管是什么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都不外犯的这个“逆”。因此，找出这个“逆”，进而反“逆”为顺，便成为医道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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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这个“逆”的寻求，中、西医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西医可以采用一切现代科学手段来揭示它，如物理的X线、CT、核磁共振，化学的各项实验室检查，以及生物的各项技术。而中医用什么来揭示它呢？就用“观其脉证”的方法。“观其脉证”就能“知犯何逆”。尽管上述方法、门径及认识理念截然不同，可是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相同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医凭借的是大家熟悉的，且易于接受的现代科技，而中医凭借的却是二千余年的经验，二千余年的文化积淀，二千余年的对证(证已涵脉)的丰富内涵的体悟。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反映疾病真实，能够找出“逆”之所在，能够为治疗提供强有力依据的东西，古人为什么要把它叫“证”呢？翻看《说文解字》对证之释义，即可略知大要：“证，告也”。故证所欲表达的，乃是告知疾病的相关信息，告知确定治疗法则的相关依据。故张仲景之十二字方针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像邓老这样一批学验俱丰的中医大家，为什么对辨证论治如此强调，为什么对辨证论治有如此大的信心，为什么要将辨证论治定位为中医数千年传统之精髓所在？除了他们在“理”上对“证”的解悟以外，更重要的一面是他们从师辈那里，从他们自身的临床经历中真正体悟到了“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证”能够为治疗提供充足的依据，所以只要切实地按照传统理论“随证治之”，不管什么疾病都可望获取满意的疗效。以此次广东的“非典”治疗为例，正是“证”告知此次广东发病的大多数“非典”属于春温伏湿，亦正是这个“证”告知我们何时宜用“宣化湿热，透邪外达”，何时宜“清热化湿解毒”，何时宜“清泄少阳，分消湿热”，何时宜“清营解毒，益气养阴”，亦同样是这个“证”使中医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对于“证”的重要性，进而对于“辨证论治”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作为中医界的学人应该很好地向老一辈学习，除了在“理”上充分地把握“证”的意义之外，更应该多在临床中摸索，多在实践中体悟，从实际体悟中获得的对“证”的定解才是可靠的，才是牢不可破的。在此基础上，亦应该尽量地与西医界的同仁沟通，与社会各界沟通，使他们认识到，对于任何一种疾病，用现代科技的方法能够寻找出它的因，进而得出相应的治法，而运用传统中医的辨证方法亦能得出相应的因和治法，虽然对“因”的表达方式不同，可是从医学的角度，从真正治疗的意义，二者是等价的。明乎此，作为炎黄子孙，作为华夏后代，方不至妄自菲薄!, 百拇医药
原载于《广西中医药》2003年第3期
中医药在此次“非典”防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广东的“非典”防治经验看，由中医介入后，在干预病程、减轻中毒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减少后遗症、减轻并发症和西药副作用以及降低治疗成本等方面皆发挥了明显作用。这对于增强中医界的自信心，促进社会对中医的了解，无疑都有积极的意义。然而此次“非典”防治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亦使我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中医要真正为世人所理解的日子还很远很远。作为一个有志于中医的学人，正应了曾子的那句话：任重而道远。
中医能不能够治疗“非典”，中医能不能够独立地治疗“非典”，记者郝光明于5月12日在《现代教育报》上道出了邓铁涛教授的回答：“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当然，这个中医必须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具体地讲，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熟谙中医经典，精通辨证论治。”邓老的这个回答斩钉截铁!而这亦是由实践得出的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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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够治疗“非典”，这是勿庸置疑的!尤其在4月底《光明日报》报道广东省用中医药防治“非典”成效显著以后，5月8日吴仪副总理明确指出：“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后，各种有关中医防治“非典”的文章、报道逐日增多。可是细心的人们应该发现，4月中旬以前，媒体对中医药防治“非典”的报道是姗姗来迟的，因为此时的中医于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尚处于边缘地带。而某位“非典”防治权威竟然在公开场合向媒体表述了“非典”治疗不宜用中医药，中医药对“非典”的治疗作用缺乏依据的观点。卫生部颁发的有关“非典”的五项诊断标准已是家喻户晓，其中第五项就是抗生素治疗没有明显效果。可是我们翻开5月1日的《中国中医药报》“收治非典37例临床总结”一文，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尽早使用抗生素”。与诊断标准的第五项相比，这个首选疗法显得既滑稽，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在当今中医界，能象邓老这样敢于拍胸膛，一点西药不用，我也照治不误的人毕竟太少太少。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法律的保障问题，民众的心理问题，当然更有中医界本身的信心，以及社会对中医界的信心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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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老为代表的一批老中医对上述问题所表现出的信心并不是凭空而来，而中医界内外很多人对此没有信心亦非空穴来风，这关系到一个认识、实践和体悟的过程。西医对“非典”的认识，有其很清楚的一面，如必须首先找到致病原。现在这个致病原已经基本确定，就是变异的冠状病毒；而且最新的研究表明，人类感染的冠状病毒可能与野生动物如果子狸、蛇、蝙蝠等身上的冠状病毒有关。致病原找到以后，从预防的一面，就是根据致病原去研究出相关的疫苗；而从治疗的一面，则要设法研制出能够抑制或杀灭致病原的药物。而直到目前，治疗性的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疫苗的问世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由此可见，西医对这样一个新的疾病的认识过程是很清晰的，而且这样一个过程进展到哪一步，哪些问题搞清了，哪些问题已经可以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搞清，哪些问题还不能解决，它都心中有数。所以西医的这套认识和研究方法，很自然地能够叫人信服。那么中医呢？中医在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疾病时，似乎完全没有上述这个过程，她不急于去寻找冠状病毒，一个“辨证论治”就打发了。人们当然会问，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就难免让人半信半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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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实恰与这个推测相反，是人们把“辨证论治”看简单了，是人们把“辨证论治”看便宜了!回顾近代中医史，近人在总结中医的特色时，归纳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点是整体观念；一点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讲的是天人合一，讲的是生物医学、心理医学、社会医学、宇宙(自然)医学。这四种医学模式的统一，讲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整体观将中医的基本观念、基本理念作了最高度的理性浓缩，是中医区别于其它医学，尤其是区别于现代医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整体观虽然从“理”上对中医作了总体的、深度的概括，但中医毕竟是医学，她要干的是防病治病这桩“事”，那么，从“事”上中医是怎么切入的呢？就是从“辨证论治”来切入。所以中医最后要落到实处，就得依靠“辨证论治”。中医这两个特色，一者言理，一者言事，理事圆融，理事互应，理事不二。
对于辨证论治的意义，邓老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辨证论治正是中医的精髓。”这是非常确切的表达。辨证论治的核心在“证”，而世人对它的疑惑其实也正是在这个“证”上。一个头疼脑热，一个咳嗽腹泻，它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一个极普通的症状吗？对!但在中医眼里，在中医理论的楔入下，这个“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有横超三界(天、地、人)之功，有通达内外之德。根据“证”，我们不但能够了知疾病的存在与变化，能够了知导致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内外因素，而且还能洞悉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后，机体在这一作用下所处的综合状态，从而为疾病的治疗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从中医的角度裕ぜ捌浔嬷げ坏宋饕窖罢抑虏≡恼飧龉蹋乙舶嗽谥虏≡幕∩先范ㄖ瘟频墓獭N裁粗幸讲患庇诹私夤谧床《荆茨芏愿貌《疽鸬摹胺堑洹逼鸬搅己玫闹瘟谱饔媚兀空馐呛苤档弥幸浇缒谕馑伎嫉奈侍狻?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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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证的特殊意义，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作了重要说明。该书的第16条原文说：“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里谈到对于一个普通疾病，若用常规的治疗方法而不能预期痊愈时，那么这个疾病就可以界定为“坏病”。对于“坏病”如何处理呢？就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实际上，自从张仲景提出这十二字方针后，一千多年来，它不但成为“坏病”，也就是非常规性疾病(如此次的“非典”其实就属于“坏病”范畴)的治疗方针，而且亦成为一切常规性疾病的治疗原则。“观其脉证”其意何在呢？就在“知犯何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用中医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脉证，就可以清楚地知晓“逆”在何处，而这个“逆”正是中医认识疾病和生死的关键处。《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上述这段原文一共出现了九个“逆”，正是这个“逆”将人的疾病与健康、生与死的最关要问题揭露无遗。一切疾病，不管是最普通的伤风感冒，还是最致命的恶性肿瘤，也不管是什么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都不外犯的这个“逆”。因此，找出这个“逆”，进而反“逆”为顺，便成为医道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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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这个“逆”的寻求，中、西医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西医可以采用一切现代科学手段来揭示它，如物理的X线、CT、核磁共振，化学的各项实验室检查，以及生物的各项技术。而中医用什么来揭示它呢？就用“观其脉证”的方法。“观其脉证”就能“知犯何逆”。尽管上述方法、门径及认识理念截然不同，可是要达到的目的却是相同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医凭借的是大家熟悉的，且易于接受的现代科技，而中医凭借的却是二千余年的经验，二千余年的文化积淀，二千余年的对证(证已涵脉)的丰富内涵的体悟。对于这样一个能够反映疾病真实，能够找出“逆”之所在，能够为治疗提供强有力依据的东西，古人为什么要把它叫“证”呢？翻看《说文解字》对证之释义，即可略知大要：“证，告也”。故证所欲表达的，乃是告知疾病的相关信息，告知确定治疗法则的相关依据。故张仲景之十二字方针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像邓老这样一批学验俱丰的中医大家，为什么对辨证论治如此强调，为什么对辨证论治有如此大的信心，为什么要将辨证论治定位为中医数千年传统之精髓所在？除了他们在“理”上对“证”的解悟以外，更重要的一面是他们从师辈那里，从他们自身的临床经历中真正体悟到了“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证”能够为治疗提供充足的依据，所以只要切实地按照传统理论“随证治之”，不管什么疾病都可望获取满意的疗效。以此次广东的“非典”治疗为例，正是“证”告知此次广东发病的大多数“非典”属于春温伏湿，亦正是这个“证”告知我们何时宜用“宣化湿热，透邪外达”，何时宜“清热化湿解毒”，何时宜“清泄少阳，分消湿热”，何时宜“清营解毒，益气养阴”，亦同样是这个“证”使中医在此次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对于“证”的重要性，进而对于“辨证论治”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作为中医界的学人应该很好地向老一辈学习，除了在“理”上充分地把握“证”的意义之外，更应该多在临床中摸索，多在实践中体悟，从实际体悟中获得的对“证”的定解才是可靠的，才是牢不可破的。在此基础上，亦应该尽量地与西医界的同仁沟通，与社会各界沟通，使他们认识到，对于任何一种疾病，用现代科技的方法能够寻找出它的因，进而得出相应的治法，而运用传统中医的辨证方法亦能得出相应的因和治法，虽然对“因”的表达方式不同，可是从医学的角度，从真正治疗的意义，二者是等价的。明乎此，作为炎黄子孙，作为华夏后代，方不至妄自菲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