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濒危物种的界定与药用野生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对策
作者：孟智斌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所 中医药战略发展课题组加工
一、前言
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医药及其它民族医药(以下统称为中医药)一直是我国人民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即使在现代依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责任。在过去几十年正是依靠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才有效的保证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今后也仍然是我国人民不可或缺的卫生保健手段。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中医药，特别是中药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中药原料的中药材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虽然人工种植和养殖的药材已经满足了相当比例的药用需求，但从药材种类上，大部分仍然是利用野生物种(彭华等，1996；邹坚强，2000)。就目前中医药的发展态势和自然资源状况而言，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因此，如何按照国家科技部等颁布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的要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对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的修复和再生，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中药濒危物种资源和现仍较丰富的其他物种资源得到保护、恢复、发展和持续利用，保障中医药事业的资源基础，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管理人员和经营者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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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濒危物种的界定
为避免歧义，首先对本文中涉及的两个主要概念予以定义：
药用物种：中医药、西药和民间经验利用于疾病治疗、卫生保健的生物物种。
濒危物种：(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野生药材和《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和附录II物种。
上述濒危物种的定义是目前我国非专业使用时的通用含义，但实际上濒危物种有着科学上的严格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有两套标准：
(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标准
早在1966年，IUCN即出版了第一本红皮书《哺乳动物红皮书》，之后又相继出版了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等部分。红皮书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所收录物种的生存状态，确定其面临灭绝的危险程度。显然这需要有一套判别危险程度的标准。1991年，MaceandLande(1991)提出了一套量化标准，为IUCN所采用(版本1.0)。此后经过多次修订，最新者为2001年的版本3.1。该版本对物种受威胁的程度共分出九个等级(IUCN，2001)，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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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灭[EXTINCT(EX)]：在适当时间内没有发现的任何个体。
野外绝灭EXTINCTINTHEWILD(EW)：在适当时间内没有在该分类单元的原有分布范围内发现任何野生个体。
极危[CRITICALLYENDANGERED(CR)]：一分类单元的野生种群面临即将绝灭的机率非常高(有5项判别标准)。
濒危[ENDANGERED(EN)]：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标准，但是其野生种群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绝灭的机率很高(有5项判别标准)。
易危[VULNERABLE(VU)]：当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或者濒危标准，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后，其野生种群面临绝灭的机率较高。
近危[NEARTHREATENED(NT)]：当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濒危或者易危标准，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后，接近符合或可能符合受威胁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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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LEASTCONCERN(LC)]：当一分类单元被评估未达到极危、濒危、易危或者近危标准。
数据不足[DATADEFICIENT(DD)]：当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评估一分类单元的绝灭危险程度时。
未评估[NOTEVALUATED(NE)]：没有使用本套标准进行评估的分类单元。
在上述九个等级中，极危、濒危和易危是有特定生物学科学定量标准的“濒危物种”。野外灭绝的种类如在野外灭绝的历史时期较短和人工繁育下的数量较少，也可归入“濒危动物”，典型的如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
(二)《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标准
该公约名称因有“濒危动植物种”一词，所以习惯上将列入其附录的所有物种都称为“濒危物种”。其附录系统主要有2部分：附录I和附录II，并根据物种所属附录等对其国际贸易规定了相应的管制措施。附录的等级标准主要参考上述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等，2003)，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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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AppendicesI)：野外种群数量小(有5项标准)或分布区域有限(右4项标准)；野外个体数量在减少(有2项标准)；如不列入附录I，则5年之内会达到上述标准中的任一项。
附录II(AppendicesII)：为避免其在近期达到附录I标准，必须对其贸易进行控制；贸易对物种的持续生存有损害；与已列入附录的物种难以区别；其它。
很明显，CITES的附录标准定的很广，既要保护现已经濒危的物种，又要防止因贸易出现新的濒危物种。因此它的附录中既有虎(Pantheratigris)、象(Elephantidaespp.)、犀牛(Rhinocerotidaespp.)等公认数量已很稀少的物种，也有如猕猴(Macacamulatta)、海豚(Delphinidaespp.和Phocoenidaespp.)等数量仍较丰富的种类。
除上述国际性标准及名录外，一般所称的“濒危物种”也包含国家所制定的各类保护名录中的物种。目前我国共有三套保护物种名录：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这些名录的制定没有确切的录入标准，一般是通过征求研究专家和管理部门的意见而定。其中大部分为真正数量少和分布区小的濒危物种，小部分则为数量仍比较丰富但具有重要科学和经济意义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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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濒危”可以包含多重意义，一是指已经处于濒临灭绝境地，二是指可能或将来要进入濒临灭绝境地，或是两者兼有。因此在使用“濒危物种”一词时应该明确所指。如果是统称应使用“珍贵濒危物种”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为恰当。
三、药用野生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对策
回顾我国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数千年野生药材资源的利用历史，主要因为药材采集而导致灭绝或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仅有人参等寥寥数种。而从此之后的二十多年，虽然我国在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方面投入了空前的努力，但物种濒危的状况也同时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药用动植物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物种栖息地的丧失和破坏等，显然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已经遭受其它环境和人类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合理的利用将使物种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一)我国药用动植物濒危状况
按本文对“濒危物种”的定义，为初步了解目前我国药用动植物种的状况，表一统计了现具有法律效力的几个名录中涉及我国药用物种的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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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越来越多的野生中药物种资源减少、衰竭甚至濒危。这期间有许多野生种类的人工种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这些种养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在总体上实质性地减轻对野生资源的压力，或促进野生资源的恢复。
(二)当前药用野生物种资源发展趋势
我国常用药用资源品种有400多种左右，每年收购量达6000多万公斤，其中30%是野生资源(贺颖舫，2001)，即野生药材收购量为18000吨，虽在产量上占少数，但在品种上却占约70%的比例(邹坚强，2000)。自上次中药材资源普查至今已有近20年，这期间虽然没有进行新的普查，缺乏野生药材资源变化的定量数据，但从表二初步统计的定性趋势可以看到我国野生药材资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表二统计了112中常用中药材的目前的资源形式。根据其是否有人共种养以及满足需求的程度将其野生资源的状况分为濒危、渐危、替代、丰富和安全等5中类型。其中濒危型占总数的22%，渐危型占46%，丰富型占13%，替代型占23%，安全型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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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药材的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名称资源分布形式物种举例
濒危型野生：---种养：无+巴东木连穿山甲石斛
渐危型野生：---种养：无+阿魏刺五加蛤蚧
替代型野生：------种养：+++++大黄梅花鹿杜仲
丰富型野生：+种养：++++++无车前草蒲公英益母草
安全型全部来自种养当归枸杞苦杏仁
*野生资源现状：+资源仍较丰富，+─部分区域资源减少，─资源有减少趋势，──资源大量减少，───资源濒危。
人工种养现状：+++满足市场需求，++部分满足市场需求，+有少量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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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总体和区域情况的差异，分类统计有时有种类的重复。)
除已濒危的种类，野生资源在明显减少的种类占了近一半的比例。如果将前三项统归为资源受威胁的类型，比例则高达81%。
表二虽然只是一个很初步的统计，但所反映的野生药用资源的总体定性变化趋势应是明确的。
(三)可持续利用对策建议
在加大濒危物种保护的同时，应以同样的力度加大对现正在利用和今后新开发利用的“资源物种”的管理。药材资源的普查是必须的，但同时更应对现有的药材资源，特别是野生资源，进行实时的动态管理。在此意义上，建立“野生资源濒危预防机制”比“预警机制”更符合“可持续利用”的含义。可持续利用不但是要保证人民生产和生活持续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样重要地是要维持物种在生态系统或生物圈中的结构和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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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中药材资源持续利用开发影响评价体系
这个体系应与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论证同等重要，并纳入国家的有关法律。评价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资源的分布、蕴藏量、年增长量、年消耗量、开发的区域范围、对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的益害分析(或环境成本分析)、替代资源种类、人工种养的可能性等。在此基础上，严格限定企业或者区域对该资源的利用数量。开发量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人工种养或原有资源量的增加(同样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从一开始就可在较大程度上保证资源开发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该体系的实行可以借鉴或纳入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野生生物资源(特别是植物资源)的开发所产生的影响，不但会对开发地区的物种产生直接威胁，对本地和周边环境的影响范围及程度也往往比单一建设工程要大的多，而且一旦导致破坏，要恢复或者弥补其损失需要极高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近年肆虐我国西部和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天气、严重的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
2.严格限制中药材市场的自由经营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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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家放开了对大部分药材的管制，不但一些传统的中药材市场得以恢复，而且新建了多个中药材市场。除少数几种如麝香、甘草、杜仲、厚朴实行国家统一收购外，其它品种全部放开，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活跃"景象，虽扩大了购销繁荣了市场，另一方面“百业经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彭华等，1996)。由于管理、地方保护主义、经营者素质等各种原因，市场内违规经营中药饮片、毒性药材、国家保护动物和造假售假的现象十分严重(黄青森，2002)。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的无序性和盲目性。国家规定有些中药材仍属国家专营或者需其它的许可，但大部分种类没有规定或有规定但没有严格执行，使我国野生药材资源的利用大部分处于来源不明、数量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尽快纠正这种局面，中药材资源的持续利用不可能全面实现。建议在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来源、资源量、使用量并根据情况随时调整。
3.加强中药材资源持续利用政策和技术的研究
在我国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研究领域，似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可持续利用即一般意味着发展人工种养。这在纲要中也有所反映，其中没有明确规定对野生资源如何进行可持续利用。这里有认识上的偏差，即仍没有对野生物种作为人类生存环境必要部分的功能重要性给于足够认识，在习惯上或潜意识中仍将它们作为生产资源对待。当然，只要人工种养成功，生产就能获得足够稳定的资源供应，对野生资源无疑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作用。但目前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野生药用物种全部进行人工种养，而且如果国人的用药观念不改变，野生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将还会远远高于人工种养的。此外野生的生产成本一般要低于人工种养。即使野生物种濒危并受到国家严格保护，民间继续利用的威胁依然不会消失。人工种养的再多，如果对野生资源的保护、恢复和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不符合或至少不全部符合“可持续利用”的本来意义。我国五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明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个人化和市场化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益。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和保护资源，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除开展人工种养研究之外，野生资源的保护、恢复和发展技术研究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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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控制人工种养实验研究的规模、范围和技术方法
在“加强中药材野生变家种家养研究”时，应在严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其规模和方法。此方面的深刻教训莫过于我国的人工养熊和活熊取胆，虽然目前的技术方法已有极大的进步，熊胆产量也已供大于求，但开始阶段的滥养和有悖于现代文明的饲养方法，对野生熊类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我国国际形象的损害遗留至今。相对于国家资金，民间资本具有灵活和追求更大利润的特点，加上地方发展经济的要求，一旦某种资源由于资源量的减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且价格开始快速上涨，民间资本可以迅速聚集形成众多的人工种养实验项目。由于科研人员、设备和适用技术的缺乏，在实验过程中往往要大量消耗野生个体。为了收回成本甚至盈利，这些项目可能在实验还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甚至基本成功时，即开始夸大的宣传并炒卖种源，引起更多同类项目的启动，需要更多的种源，导致种源价格急剧上升。形成这种局面后，一旦人工种养种源不能满足需求，对已处于衰竭状态的野生资源必定形成摧毁性的掠夺。对此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注意，为可持续利用的种养实验研究将会不断地导致野生资源种群的进一步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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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订明确的保护名单调整制度及等级标准实时调整名重点保护物种名录
应考虑制订两套名录：濒危物种名录和重点保护物种名录。前者主要以生物学标准为主，由学术界根据特定标准提出，即作为学术成果也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保护名单的主要参考之一(红色名录)；后者为受不同法律法规保护的物种名录，由各主管部门通过明确的等级标准评估，既要重视生物学意义上的濒危物种，也要重视虽没有濒危但有一定利用强度的物种和有一定环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价值的物种(CITES附录)。我国现行所有有关物种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对保护名录调整或修订时间及程序的规定，及时有效地根据物种资源的变化情况来调整对有关物种的保护力度和管理对策。
6.加强对外宣传的科学性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发扬光大。它作为目前世界仅有的两大医疗体系，也一定能为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中药的物质基础目前仍然主要直接依赖于野生动植物资源，这种依赖性不能不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产生压力，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压力。在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和健康要求空前高涨的今天，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这种压力很可能导致一些物种的急速衰竭或灭绝，这是不可回避的。同样对于一些国际上的不公正舆论和压力，也不能一味回避和退让。实际上有些物种资源的破坏是源于对外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自然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是必然的。科学技术、管理措施、人口素质的落后有时不可避免的要导致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作为发达国家，不应一味的指责或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来强迫发展中国家纠正在资源利用和物种保护中的某些失误，而应以人力、物力、科学、技术的帮助来提高后者的利用管理水平，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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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IUCN2001.IUCNRedListcategories.Version3.1.PreparedbytheIUCNSpeciesSurvivalCommission.WorldConservationUnion,Gland,SwitzerlandandCambridge,UnitedKingdom.
2.Mace,G,M.,andR.Lande.1991.Assessingextinctionthreats:towardarevaluationofIUCNthreatenedspeciescategories.ConservationBiology5:148-157.
3.贺颖舫，2001:应限制珍稀动植物入药。浙江日报，2001年10月26日。
4.黄青森，2002:中药材专业市场问题多监督管理亟待加强。中药研究与信息，4(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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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志坤，2000: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中药材产业化发展。中药研究与信息(增刊):10-13。
6.彭华、许再富，1996:濒危野生植物在中草药中的应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218-234。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7.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2003：附录I和附录II修订标准[Conf.9.24(rev.Cop12)].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正式文件汇编：44-55。
8.邹健强，2000:濒危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与中药现代化。中药研究与信息(增刊)：6-9。, http://www.100md.com
一、前言
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医药及其它民族医药(以下统称为中医药)一直是我国人民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即使在现代依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责任。在过去几十年正是依靠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才有效的保证了我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今后也仍然是我国人民不可或缺的卫生保健手段。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中医药，特别是中药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中药原料的中药材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虽然人工种植和养殖的药材已经满足了相当比例的药用需求，但从药材种类上，大部分仍然是利用野生物种(彭华等，1996；邹坚强，2000)。就目前中医药的发展态势和自然资源状况而言，两者之间的脱节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因此，如何按照国家科技部等颁布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的要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对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的修复和再生，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中药濒危物种资源和现仍较丰富的其他物种资源得到保护、恢复、发展和持续利用，保障中医药事业的资源基础，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管理人员和经营者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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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濒危物种的界定
为避免歧义，首先对本文中涉及的两个主要概念予以定义：
药用物种：中医药、西药和民间经验利用于疾病治疗、卫生保健的生物物种。
濒危物种：(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野生药材和《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和附录II物种。
上述濒危物种的定义是目前我国非专业使用时的通用含义，但实际上濒危物种有着科学上的严格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有两套标准：
(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标准
早在1966年，IUCN即出版了第一本红皮书《哺乳动物红皮书》，之后又相继出版了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等部分。红皮书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所收录物种的生存状态，确定其面临灭绝的危险程度。显然这需要有一套判别危险程度的标准。1991年，MaceandLande(1991)提出了一套量化标准，为IUCN所采用(版本1.0)。此后经过多次修订，最新者为2001年的版本3.1。该版本对物种受威胁的程度共分出九个等级(IUCN，2001)，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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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灭[EXTINCT(EX)]：在适当时间内没有发现的任何个体。
野外绝灭EXTINCTINTHEWILD(EW)：在适当时间内没有在该分类单元的原有分布范围内发现任何野生个体。
极危[CRITICALLYENDANGERED(CR)]：一分类单元的野生种群面临即将绝灭的机率非常高(有5项判别标准)。
濒危[ENDANGERED(EN)]：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标准，但是其野生种群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绝灭的机率很高(有5项判别标准)。
易危[VULNERABLE(VU)]：当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或者濒危标准，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后，其野生种群面临绝灭的机率较高。
近危[NEARTHREATENED(NT)]：当一分类单元未达到极危、濒危或者易危标准，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后，接近符合或可能符合受威胁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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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关注[LEASTCONCERN(LC)]：当一分类单元被评估未达到极危、濒危、易危或者近危标准。
数据不足[DATADEFICIENT(DD)]：当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评估一分类单元的绝灭危险程度时。
未评估[NOTEVALUATED(NE)]：没有使用本套标准进行评估的分类单元。
在上述九个等级中，极危、濒危和易危是有特定生物学科学定量标准的“濒危物种”。野外灭绝的种类如在野外灭绝的历史时期较短和人工繁育下的数量较少，也可归入“濒危动物”，典型的如麋鹿(Elaphurusdavidianus)。
(二)《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标准
该公约名称因有“濒危动植物种”一词，所以习惯上将列入其附录的所有物种都称为“濒危物种”。其附录系统主要有2部分：附录I和附录II，并根据物种所属附录等对其国际贸易规定了相应的管制措施。附录的等级标准主要参考上述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等，2003)，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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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AppendicesI)：野外种群数量小(有5项标准)或分布区域有限(右4项标准)；野外个体数量在减少(有2项标准)；如不列入附录I，则5年之内会达到上述标准中的任一项。
附录II(AppendicesII)：为避免其在近期达到附录I标准，必须对其贸易进行控制；贸易对物种的持续生存有损害；与已列入附录的物种难以区别；其它。
很明显，CITES的附录标准定的很广，既要保护现已经濒危的物种，又要防止因贸易出现新的濒危物种。因此它的附录中既有虎(Pantheratigris)、象(Elephantidaespp.)、犀牛(Rhinocerotidaespp.)等公认数量已很稀少的物种，也有如猕猴(Macacamulatta)、海豚(Delphinidaespp.和Phocoenidaespp.)等数量仍较丰富的种类。
除上述国际性标准及名录外，一般所称的“濒危物种”也包含国家所制定的各类保护名录中的物种。目前我国共有三套保护物种名录：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这些名录的制定没有确切的录入标准，一般是通过征求研究专家和管理部门的意见而定。其中大部分为真正数量少和分布区小的濒危物种，小部分则为数量仍比较丰富但具有重要科学和经济意义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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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濒危”可以包含多重意义，一是指已经处于濒临灭绝境地，二是指可能或将来要进入濒临灭绝境地，或是两者兼有。因此在使用“濒危物种”一词时应该明确所指。如果是统称应使用“珍贵濒危物种”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为恰当。
三、药用野生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对策
回顾我国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数千年野生药材资源的利用历史，主要因为药材采集而导致灭绝或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仅有人参等寥寥数种。而从此之后的二十多年，虽然我国在自然保护和物种保护方面投入了空前的努力，但物种濒危的状况也同时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药用动植物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物种栖息地的丧失和破坏等，显然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已经遭受其它环境和人类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合理的利用将使物种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一)我国药用动植物濒危状况
按本文对“濒危物种”的定义，为初步了解目前我国药用动植物种的状况，表一统计了现具有法律效力的几个名录中涉及我国药用物种的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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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越来越多的野生中药物种资源减少、衰竭甚至濒危。这期间有许多野生种类的人工种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这些种养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并没有在总体上实质性地减轻对野生资源的压力，或促进野生资源的恢复。
(二)当前药用野生物种资源发展趋势
我国常用药用资源品种有400多种左右，每年收购量达6000多万公斤，其中30%是野生资源(贺颖舫，2001)，即野生药材收购量为18000吨，虽在产量上占少数，但在品种上却占约70%的比例(邹坚强，2000)。自上次中药材资源普查至今已有近20年，这期间虽然没有进行新的普查，缺乏野生药材资源变化的定量数据，但从表二初步统计的定性趋势可以看到我国野生药材资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表二统计了112中常用中药材的目前的资源形式。根据其是否有人共种养以及满足需求的程度将其野生资源的状况分为濒危、渐危、替代、丰富和安全等5中类型。其中濒危型占总数的22%，渐危型占46%，丰富型占13%，替代型占23%，安全型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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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中药材的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名称资源分布形式物种举例
濒危型野生：---种养：无+巴东木连穿山甲石斛
渐危型野生：---种养：无+阿魏刺五加蛤蚧
替代型野生：------种养：+++++大黄梅花鹿杜仲
丰富型野生：+种养：++++++无车前草蒲公英益母草
安全型全部来自种养当归枸杞苦杏仁
*野生资源现状：+资源仍较丰富，+─部分区域资源减少，─资源有减少趋势，──资源大量减少，───资源濒危。
人工种养现状：+++满足市场需求，++部分满足市场需求，+有少量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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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总体和区域情况的差异，分类统计有时有种类的重复。)
除已濒危的种类，野生资源在明显减少的种类占了近一半的比例。如果将前三项统归为资源受威胁的类型，比例则高达81%。
表二虽然只是一个很初步的统计，但所反映的野生药用资源的总体定性变化趋势应是明确的。
(三)可持续利用对策建议
在加大濒危物种保护的同时，应以同样的力度加大对现正在利用和今后新开发利用的“资源物种”的管理。药材资源的普查是必须的，但同时更应对现有的药材资源，特别是野生资源，进行实时的动态管理。在此意义上，建立“野生资源濒危预防机制”比“预警机制”更符合“可持续利用”的含义。可持续利用不但是要保证人民生产和生活持续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样重要地是要维持物种在生态系统或生物圈中的结构和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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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中药材资源持续利用开发影响评价体系
这个体系应与资源开发的经济可行性论证同等重要，并纳入国家的有关法律。评价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资源的分布、蕴藏量、年增长量、年消耗量、开发的区域范围、对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的益害分析(或环境成本分析)、替代资源种类、人工种养的可能性等。在此基础上，严格限定企业或者区域对该资源的利用数量。开发量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人工种养或原有资源量的增加(同样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从一开始就可在较大程度上保证资源开发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该体系的实行可以借鉴或纳入我国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野生生物资源(特别是植物资源)的开发所产生的影响，不但会对开发地区的物种产生直接威胁，对本地和周边环境的影响范围及程度也往往比单一建设工程要大的多，而且一旦导致破坏，要恢复或者弥补其损失需要极高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近年肆虐我国西部和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天气、严重的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
2.严格限制中药材市场的自由经营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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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家放开了对大部分药材的管制，不但一些传统的中药材市场得以恢复，而且新建了多个中药材市场。除少数几种如麝香、甘草、杜仲、厚朴实行国家统一收购外，其它品种全部放开，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活跃"景象，虽扩大了购销繁荣了市场，另一方面“百业经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彭华等，1996)。由于管理、地方保护主义、经营者素质等各种原因，市场内违规经营中药饮片、毒性药材、国家保护动物和造假售假的现象十分严重(黄青森，2002)。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的无序性和盲目性。国家规定有些中药材仍属国家专营或者需其它的许可，但大部分种类没有规定或有规定但没有严格执行，使我国野生药材资源的利用大部分处于来源不明、数量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尽快纠正这种局面，中药材资源的持续利用不可能全面实现。建议在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来源、资源量、使用量并根据情况随时调整。
3.加强中药材资源持续利用政策和技术的研究
在我国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研究领域，似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可持续利用即一般意味着发展人工种养。这在纲要中也有所反映，其中没有明确规定对野生资源如何进行可持续利用。这里有认识上的偏差，即仍没有对野生物种作为人类生存环境必要部分的功能重要性给于足够认识，在习惯上或潜意识中仍将它们作为生产资源对待。当然，只要人工种养成功，生产就能获得足够稳定的资源供应，对野生资源无疑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作用。但目前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野生药用物种全部进行人工种养，而且如果国人的用药观念不改变，野生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将还会远远高于人工种养的。此外野生的生产成本一般要低于人工种养。即使野生物种濒危并受到国家严格保护，民间继续利用的威胁依然不会消失。人工种养的再多，如果对野生资源的保护、恢复和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不符合或至少不全部符合“可持续利用”的本来意义。我国五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明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个人化和市场化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益。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和保护资源，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除开展人工种养研究之外，野生资源的保护、恢复和发展技术研究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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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控制人工种养实验研究的规模、范围和技术方法
在“加强中药材野生变家种家养研究”时，应在严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其规模和方法。此方面的深刻教训莫过于我国的人工养熊和活熊取胆，虽然目前的技术方法已有极大的进步，熊胆产量也已供大于求，但开始阶段的滥养和有悖于现代文明的饲养方法，对野生熊类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我国国际形象的损害遗留至今。相对于国家资金，民间资本具有灵活和追求更大利润的特点，加上地方发展经济的要求，一旦某种资源由于资源量的减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且价格开始快速上涨，民间资本可以迅速聚集形成众多的人工种养实验项目。由于科研人员、设备和适用技术的缺乏，在实验过程中往往要大量消耗野生个体。为了收回成本甚至盈利，这些项目可能在实验还没有取得完全成功甚至基本成功时，即开始夸大的宣传并炒卖种源，引起更多同类项目的启动，需要更多的种源，导致种源价格急剧上升。形成这种局面后，一旦人工种养种源不能满足需求，对已处于衰竭状态的野生资源必定形成摧毁性的掠夺。对此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注意，为可持续利用的种养实验研究将会不断地导致野生资源种群的进一步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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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订明确的保护名单调整制度及等级标准实时调整名重点保护物种名录
应考虑制订两套名录：濒危物种名录和重点保护物种名录。前者主要以生物学标准为主，由学术界根据特定标准提出，即作为学术成果也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保护名单的主要参考之一(红色名录)；后者为受不同法律法规保护的物种名录，由各主管部门通过明确的等级标准评估，既要重视生物学意义上的濒危物种，也要重视虽没有濒危但有一定利用强度的物种和有一定环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价值的物种(CITES附录)。我国现行所有有关物种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应明确对保护名录调整或修订时间及程序的规定，及时有效地根据物种资源的变化情况来调整对有关物种的保护力度和管理对策。
6.加强对外宣传的科学性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发扬光大。它作为目前世界仅有的两大医疗体系，也一定能为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中药的物质基础目前仍然主要直接依赖于野生动植物资源，这种依赖性不能不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产生压力，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压力。在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和健康要求空前高涨的今天，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这种压力很可能导致一些物种的急速衰竭或灭绝，这是不可回避的。同样对于一些国际上的不公正舆论和压力，也不能一味回避和退让。实际上有些物种资源的破坏是源于对外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自然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是必然的。科学技术、管理措施、人口素质的落后有时不可避免的要导致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作为发达国家，不应一味的指责或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来强迫发展中国家纠正在资源利用和物种保护中的某些失误，而应以人力、物力、科学、技术的帮助来提高后者的利用管理水平，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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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IUCN2001.IUCNRedListcategories.Version3.1.PreparedbytheIUCNSpeciesSurvivalCommission.WorldConservationUnion,Gland,SwitzerlandandCambridge,United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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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颖舫，2001:应限制珍稀动植物入药。浙江日报，2001年10月26日。
4.黄青森，2002:中药材专业市场问题多监督管理亟待加强。中药研究与信息，4(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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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志坤，2000: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中药材产业化发展。中药研究与信息(增刊):10-13。
6.彭华、许再富，1996:濒危野生植物在中草药中的应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218-234。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7.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2003：附录I和附录II修订标准[Conf.9.24(rev.Cop12)].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正式文件汇编：44-55。
8.邹健强，2000:濒危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与中药现代化。中药研究与信息(增刊)：6-9。,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