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的单亲妈妈 :我走了孩子怎么办？
许玉森憔悴地靠在床上，一阵阵剧烈咳嗽引发的痉挛，让她因腮腺癌变形的面庞，看上去越发显得扭曲。
“ 10月、 10月。”才进入 6月，许玉森的目光却久久凝视着手中日历“ 10月”的那一页。到今年 10月，她已经被癌症折磨了整整六年———两次手术，两度复发，放疗、化疗、毁容、剧痛……更可怕的是，她的好几个病友都没有活过六年这个“坎儿”，很长时间以来，她都将 2004年 10月视作自己生命的“大限”。
“如果不是两个孩子，我真不想活了!”其实，对于许玉森来讲，面对生活的确需要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丈夫已经去世，大儿子聋哑，小儿子只有 11岁———只要有口气在，这个家她也要撑下去。“我不能死，死了也不能瞑目!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她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即使癌症引发的剧烈疼痛折磨得她满地翻滚的时候，她也不曾落泪。但说到孩子，两行清泪就顺着她的脸庞滑落，一直滑过刀痕错综的腮部。
这时，一个高个小伙走来，他是许玉森的长子崔健，幼年时因为药物中毒导致双耳失聪。他给妈妈斟了一杯水，又比画了一番，然后走出家门。“又去找工作了，他说也说不出，听也听不见，想找个工作，难啊!”
, 百拇医药
许玉森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 11： 00，“小儿子，快……快放学了，我要去……去市场买……买菜。”又一阵咳嗽袭来，她左手撑着漆皮已经脱落的桌角，右手死死地按压在胸口处，好像希望借助这种力量将一阵紧过一阵的咳嗽“镇压”下去。
“咳嗽哪是用手压就压得下去的？”她苦笑着说。稍稍缓解了一点，她赶紧低头穿鞋，目光刚好停在床脚处的小板凳上，那上面整齐码放着她所有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她顺手拿起一张 X光片递给记者，迎着太阳光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再翻看后面天津肿瘤医院做出的诊断结论，白色的诊断书上刺目地写着：“许玉森，女， 58岁，腮腺癌双肺转移。”
芥园道附近的菜市场上，好几位卖菜小贩都认识她，“我这模样也好认，肿瘤都快把我变成怪物了。”“许大姐，这几个圆白菜送给您，拿去慢慢吃吧。”“别着急，着急对治病没好处。”小贩们都知道许玉森的情况，因此总是将卖剩下的菜送给她或便宜卖给她，让她省下钱买药吃。“俩孩子已经没爹了，她要是再走了，那一残一小可怎么过啊!”给她圆白菜的小贩叹息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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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回到家，许玉森的弟媳妇董淑娴正等在家门口。“这些年来，玉森可是没少遭罪，换成我没准儿早挺不住了。”董淑娴说， 1998年 10月许玉森被确诊为腮腺癌，但术后两年复发，只得进行二次手术。而在她二次手术后第 5天，丈夫崔恩荣也罹患胃癌，许玉森刀口刚一拆线就强撑着身体服侍丈夫吃饭喝药。九个月后，丈夫去世，而她也元气大伤。
2003年春天，许玉森病情再度反复，而这一次确诊为“多发性”，如果再次手术需要切掉整个右半边脸，并且需要四万元的治疗费用。“我做手术，老伴做手术，这家里早就没钱了。”许玉森放弃了治疗，只靠吃些廉价的中草药来维持生命。最近一次体查显示，她的肺部以及血液中也发现了癌细胞。
董淑娴说不下去了，她拿起菜篮中的圆白菜朝厨房走去。“淑娴，你别管，等崔磊(她的小儿子)回来让他弄。”许玉森解释，先后两次手术、两次住院让她结识了很多病友，“按说癌症病人五年是一大关，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腮腺癌患者好多都是快到六年时走的，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是这样。”于是，许玉森在病情二次复发后，也将自己的生存期定在了 2004年 10月，因为医生对于她“还能活多久”的询问只是摇头，不肯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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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森的身边有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她为自己定下的“计划”： 2003年 8月前，教大儿子崔健使用煤气、炒菜、蒸米饭；教小儿子崔磊洗衣； 2003年 10月前，教崔健收拾房间、拆被、晒被；教崔磊淘米、择菜； 2003年 12月，教崔健换保险丝、换灯泡；教崔磊烧水、沏茶、擦玻璃……
这时， 11岁的崔磊放学回家了，和妈妈打过招呼就径直走进厨房，麻利地将圆白菜泡进洗菜盆，又从米缸里舀出两碗米，放在水龙头下仔细淘洗。“我妈妈病得很重，我哥哥听不见，我要学会干活。”小学五年级的崔磊看上去比同龄孩子成熟很多。
从去年春天开始，许玉森有意培养两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她在心中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倒计时，决定在自己离去之前教会两个孩子做所有的家务，为他们今后独立生活做准备。“我的身体我清楚，就是早晚的事，做家务我能教他们，可我走以后他们的生活费从哪来呢？老二的学费从哪来呢？”
许玉森原是色织六厂的一名职工，现在每月能拿到 630元的退休工资，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这点钱来维持。“有我在，这两个孩子还能有口饭吃，没了我，他们怎么办呢？”说着，她又开始在一阵阵干咳中反问自己。(记者任桐 段毅刚), 百拇医药
“ 10月、 10月。”才进入 6月，许玉森的目光却久久凝视着手中日历“ 10月”的那一页。到今年 10月，她已经被癌症折磨了整整六年———两次手术，两度复发，放疗、化疗、毁容、剧痛……更可怕的是，她的好几个病友都没有活过六年这个“坎儿”，很长时间以来，她都将 2004年 10月视作自己生命的“大限”。
“如果不是两个孩子，我真不想活了!”其实，对于许玉森来讲，面对生活的确需要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丈夫已经去世，大儿子聋哑，小儿子只有 11岁———只要有口气在，这个家她也要撑下去。“我不能死，死了也不能瞑目!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她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即使癌症引发的剧烈疼痛折磨得她满地翻滚的时候，她也不曾落泪。但说到孩子，两行清泪就顺着她的脸庞滑落，一直滑过刀痕错综的腮部。
这时，一个高个小伙走来，他是许玉森的长子崔健，幼年时因为药物中毒导致双耳失聪。他给妈妈斟了一杯水，又比画了一番，然后走出家门。“又去找工作了，他说也说不出，听也听不见，想找个工作，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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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森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 11： 00，“小儿子，快……快放学了，我要去……去市场买……买菜。”又一阵咳嗽袭来，她左手撑着漆皮已经脱落的桌角，右手死死地按压在胸口处，好像希望借助这种力量将一阵紧过一阵的咳嗽“镇压”下去。
“咳嗽哪是用手压就压得下去的？”她苦笑着说。稍稍缓解了一点，她赶紧低头穿鞋，目光刚好停在床脚处的小板凳上，那上面整齐码放着她所有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她顺手拿起一张 X光片递给记者，迎着太阳光可以看到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斑点，再翻看后面天津肿瘤医院做出的诊断结论，白色的诊断书上刺目地写着：“许玉森，女， 58岁，腮腺癌双肺转移。”
芥园道附近的菜市场上，好几位卖菜小贩都认识她，“我这模样也好认，肿瘤都快把我变成怪物了。”“许大姐，这几个圆白菜送给您，拿去慢慢吃吧。”“别着急，着急对治病没好处。”小贩们都知道许玉森的情况，因此总是将卖剩下的菜送给她或便宜卖给她，让她省下钱买药吃。“俩孩子已经没爹了，她要是再走了，那一残一小可怎么过啊!”给她圆白菜的小贩叹息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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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回到家，许玉森的弟媳妇董淑娴正等在家门口。“这些年来，玉森可是没少遭罪，换成我没准儿早挺不住了。”董淑娴说， 1998年 10月许玉森被确诊为腮腺癌，但术后两年复发，只得进行二次手术。而在她二次手术后第 5天，丈夫崔恩荣也罹患胃癌，许玉森刀口刚一拆线就强撑着身体服侍丈夫吃饭喝药。九个月后，丈夫去世，而她也元气大伤。
2003年春天，许玉森病情再度反复，而这一次确诊为“多发性”，如果再次手术需要切掉整个右半边脸，并且需要四万元的治疗费用。“我做手术，老伴做手术，这家里早就没钱了。”许玉森放弃了治疗，只靠吃些廉价的中草药来维持生命。最近一次体查显示，她的肺部以及血液中也发现了癌细胞。
董淑娴说不下去了，她拿起菜篮中的圆白菜朝厨房走去。“淑娴，你别管，等崔磊(她的小儿子)回来让他弄。”许玉森解释，先后两次手术、两次住院让她结识了很多病友，“按说癌症病人五年是一大关，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腮腺癌患者好多都是快到六年时走的，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是这样。”于是，许玉森在病情二次复发后，也将自己的生存期定在了 2004年 10月，因为医生对于她“还能活多久”的询问只是摇头，不肯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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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玉森的身边有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她为自己定下的“计划”： 2003年 8月前，教大儿子崔健使用煤气、炒菜、蒸米饭；教小儿子崔磊洗衣； 2003年 10月前，教崔健收拾房间、拆被、晒被；教崔磊淘米、择菜； 2003年 12月，教崔健换保险丝、换灯泡；教崔磊烧水、沏茶、擦玻璃……
这时， 11岁的崔磊放学回家了，和妈妈打过招呼就径直走进厨房，麻利地将圆白菜泡进洗菜盆，又从米缸里舀出两碗米，放在水龙头下仔细淘洗。“我妈妈病得很重，我哥哥听不见，我要学会干活。”小学五年级的崔磊看上去比同龄孩子成熟很多。
从去年春天开始，许玉森有意培养两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她在心中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倒计时，决定在自己离去之前教会两个孩子做所有的家务，为他们今后独立生活做准备。“我的身体我清楚，就是早晚的事，做家务我能教他们，可我走以后他们的生活费从哪来呢？老二的学费从哪来呢？”
许玉森原是色织六厂的一名职工，现在每月能拿到 630元的退休工资，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这点钱来维持。“有我在，这两个孩子还能有口饭吃，没了我，他们怎么办呢？”说着，她又开始在一阵阵干咳中反问自己。(记者任桐 段毅刚),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