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傅山的“高韵”(上)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写下《读史》一诗，慨叹历史上“高贤”的真“精神”难为后人所知。其中说：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史书很难把先贤的真精神反映出来，甚至只表现糟粕。其实这是对自己身后的担忧。亦可把此诗之意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明末清初的名医傅山身上，其真精神在清代近300年内，受到压抑，不得伸张。后人如果只知其医术或诗、书、画艺术，也是很遗憾的。
傅山，山西阳曲县(今属太原市)人。初名鼎臣，后改为山，字青竹，后又称青主。别号多达54个，如公之它、公他、石道人、朱衣道人等。早年业儒，明亡时从事反清斗争，是著名的反清义士。曾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出狱后拒绝清朝的任何“功名”。在反清斗争的间隙及失败后致力于学术研究、诗书画创作和医药，在诸多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之一。
傅山本非专职医家，但其医名却非常卓著。清人张凤翔在《傅青主女科·序》中指出：“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而名即随之，抑可奇矣。且夫医亦何可易言？自后汉张仲景创立方书以来，二千年来，专门名家，罕有穷其奥者。先生以余事及之，遽通乎神。余读《兼济堂文集》并《觚剩》诸书，记先生轶事，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垣、丹溪诸人所能及者。昔人称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故以方术名。先生既擅高韵，又饶精思，贤者不可测，如是耶!”张氏在此段论述中，感叹怀抱“高尚之志”的傅山，本为“晦迹”、“逃名”而“以余事”及医，孰料“名即随之”，医名大著，“抑可奇矣”。他将傅山与医学上的“专门名家”进行比较，认为其诊断疾病微妙而妥当，遣药处方神奇而有法度，超过李东垣、朱丹溪等历史上的医学大家。即使与医圣张仲景比较起来，也有其不及之处。张仲景虽有“神思而乏高韵”，傅山则“既擅高韵，又饶神思”。这里所谓“神思”，显然指医术的精湛、神妙，“高韵”则指医德思想的高尚。通观张氏此段前后文之意，并非说张仲景医德不高尚，只是思想境界上有不及傅山之处。仲景生当汉末，天下大乱，人民死于战火众多。他虽有治病救人之心，却无救民于水火之志。傅山生当明、清之际，胸怀救民救国之志，反对异族统治，坚持民族气节，不为威武所屈，贫贱所移，名利所诱，千方百计逃避权势，行医治病仅是其伟大思想、高尚品格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所以同是名医，傅山的思想境界高过张仲景，反言之，仲景缺乏傅山之“高韵”。张凤翔的上述看法，虽有厚傅薄张之嫌，但大体言之成理，符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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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的医德是其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特别是人生现，直接决定医德。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医德。傅山早年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利他”之志。其号“公他”、“公之它”就是这一思想、志向的表白，正如其《起用杜诗戏作》一诗所言：“利他不道苦，自愧未能工。”他在明亡后之所以“以余事”从医，就是因为医药可以利他。此亦即宋儒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由于傅山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其所愿救、利之“他”并非泛指一切“小大生民”，而是有其一定范围的。大致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人们：一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二是抗清之士；三是有正义感、同情心的士大夫。对于投敌卖国、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人，则拒绝为之服务。这是与其所坚持的民族大义是一脉相承的。凡属上述三方面的患者，无论其贫贱、富贵，均平等对待，认真诊疗，故受普遍欢迎和信赖。“登门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在他奔走抗清、流走各地或外出游览期间，老幼男女以疾请者，辄遮留不得去，从容诊治，多奇验。酬之金，不受也。这样好的医家当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传颂。所以傅山生前拥有众多的患者，其“擅医之名遍山，罔弗知者。”这是现今一些依恃报纸、电台、互联网等作虚假广告以招徕患者的医家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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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通过行医，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以致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对此也非常满足和欣慰，常常发之为诗，从现存《霜红龛集》中，可以读到此类内容之诗作。诸如：“火齐(剂)何曾解，冰台(艾蒿)偶尔藏。西邻分米白，东舍馈梨黄。食乞眼前足，医无《肘后方》。果然私捧腹，笑倒鹊山堂(原注：州有鹊山，山有越人之祠)。”在此诗中，傅山透露自己知医不多，诊疗水平有限。并非专职医家，只是偶尔收采药物和为人治病。既不能与著有《肘后方》的晋代名医葛洪相比，更要被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捧腹大笑，以致把鹊山上的越人祠堂震倒。但善良的病家却不嫌弃，并纷纷送给白米、黄梨等物，令人感动。从全诗的语气、内容来看，似是作于初始行医之时，约在甲申之变(公元1644年)后不久。此前傅山可能受家学影响，略通医药，只是为了养生，不曾准备行医，治病救人。当时大多数书香之家无不如此。正如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所说：“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甲申之变后，傅山为反清复明离家奔走，遂以医药为手段，一则掩护自己的政治活动，二则自给自存，三则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战乱导致疾疫流行，广大患者缺医少药，往往坐以待毙，略通医药的傅山，当然被视为救星。加之他不受酬金，平等待人，诊疗认真，又有“奇验”，必然受到群众出自肺腑的感激、爱护和关心，只要群众有吃的东西，就不会让他挨饿。傅山也投桃报李：“村翁问寒药，茶果致胡桃。”热情友好地接待求医的村翁。如此互助互爱、亲如家人的医患关系，无论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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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还有一首诗更具体地描述他与患者的亲密关系。其诗曰：“云林白马贵，花史黑驴闲。石径时遭坠，青鞋暂得完。长鸣红树里，缓蹀翠微间。生怕嫌吾俗，虚哦似有删。”诗后作者自注说：“花史母君得危疾，余设医愈之。每往来皆以其所爱黑驴驮之。”由此诗及注，可见病家母子对医者傅山的深厚情谊。为了报答治病救命之恩，不惜以所爱的黑驴让傅山代步。须知，驴是农家之宝，一般是舍不得骑坐的。但却让傅山骑坐往来，行走于山间危径，从事政治和诊疗活动。表明花史母子对傅山是何等信赖和支持。而傅山骑着花史母子无偿提供的黑驴，觉得胜过高贵的白马。不但使他免受脚力之苦，“青鞋暂得完”，而且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似乎黑驴深通人情，过红树，穿翠林，让人赏心悦目。甚至连鸣叫之声也加以控制，生怕让人嫌俗。由驴之情，可见其主人之情，如此真挚、美好之情是十分感人的。
傅山出狱后，医药是其主要生活来源。他不仅为人诊治疾病，也卖药。他与子、侄曾在太原城中开设卫生馆，诊病兼售药。又曾卖药四方，父子共挽车。晚年“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这一时期的医药活动，无疑具有商业性质。但傅山并非把医药当作谋利发财的手段，仅取其自给而已，仍以活人为首务。他有题为《儿辈卖药城市》的十二首五律，其中曰：“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瘥)安。”采储药物的目的是满足患者治病疗疾的需要，他们服药康复，如同己身之病获得痊愈一样。这种把他人之病看作己身之病的推人及己、推己及人的思想境界，把傅山与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严格区别开来了。他特别同情贫苦患者，常常免费提供医药。“禁方须万一，冷药满乾坤。若遇真人买，和笼价不论。”傅山喜游寺观，常遇羁旅无力求医的患者，痛苦呻吟。“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有的患者远在百里之外，傅山获悉后，不顾酷暑炎热或风雪严寒，跋山涉水，一心赴救。有时连续奔走几天几夜，时人为之动容。这种急病人所急，舍己救人的精神是医者最宝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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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傅山并非对任何人都能如此。其《医药论略》指出：“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这里所谓“奴人”，实指出卖灵魂，依恃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的豪强酷吏；所谓“胡人”，即指满清统治者。傅山从民族大义出发，对满清统治者及其爪牙，深恶痛绝，当然不愿为之诊治疾病。有一抚军之母病重，由县令说情，请求傅山诊治。傅见病者为老妪，准其所请，但抚军必须回避。还有一些官僚富豪患病，无从求得傅山诊疗，便乔装成贫苦难民，呆在傅山经过的道旁或寺观等处，以骗取同情和一张救命药方。傅山一旦识破其真相，则不再予以诊治。为此，他遭到一些恶人的嫉恨乃至报复，但他毫不畏惧和退缩。
傅山医名日著，“医术入神”，晋人称其为“医圣”、“仙医”，求诊者日众。虽以余事从医，其医学成就却超过其号称“三绝”的字、诗、画。王道平在《傅青主女科·序》中说：“世传先生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其人品又在“医”之上。其实，“医”与“人”是密切相关的。医德高尚之人，必然对医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以便治病救人，而医术精湛的大医、良医，往往是医德高尚之人。在傅山身上，二者的结合是相当完美的。高尚的人品、医德是其精研医理、医术的内在动力；精湛的医术则是其人品、医德的外在表现之一。, 百拇医药(薛公忱)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史书很难把先贤的真精神反映出来，甚至只表现糟粕。其实这是对自己身后的担忧。亦可把此诗之意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明末清初的名医傅山身上，其真精神在清代近300年内，受到压抑，不得伸张。后人如果只知其医术或诗、书、画艺术，也是很遗憾的。
傅山，山西阳曲县(今属太原市)人。初名鼎臣，后改为山，字青竹，后又称青主。别号多达54个，如公之它、公他、石道人、朱衣道人等。早年业儒，明亡时从事反清斗争，是著名的反清义士。曾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出狱后拒绝清朝的任何“功名”。在反清斗争的间隙及失败后致力于学术研究、诗书画创作和医药，在诸多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之一。
傅山本非专职医家，但其医名却非常卓著。清人张凤翔在《傅青主女科·序》中指出：“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而名即随之，抑可奇矣。且夫医亦何可易言？自后汉张仲景创立方书以来，二千年来，专门名家，罕有穷其奥者。先生以余事及之，遽通乎神。余读《兼济堂文集》并《觚剩》诸书，记先生轶事，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垣、丹溪诸人所能及者。昔人称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故以方术名。先生既擅高韵，又饶精思，贤者不可测，如是耶!”张氏在此段论述中，感叹怀抱“高尚之志”的傅山，本为“晦迹”、“逃名”而“以余事”及医，孰料“名即随之”，医名大著，“抑可奇矣”。他将傅山与医学上的“专门名家”进行比较，认为其诊断疾病微妙而妥当，遣药处方神奇而有法度，超过李东垣、朱丹溪等历史上的医学大家。即使与医圣张仲景比较起来，也有其不及之处。张仲景虽有“神思而乏高韵”，傅山则“既擅高韵，又饶神思”。这里所谓“神思”，显然指医术的精湛、神妙，“高韵”则指医德思想的高尚。通观张氏此段前后文之意，并非说张仲景医德不高尚，只是思想境界上有不及傅山之处。仲景生当汉末，天下大乱，人民死于战火众多。他虽有治病救人之心，却无救民于水火之志。傅山生当明、清之际，胸怀救民救国之志，反对异族统治，坚持民族气节，不为威武所屈，贫贱所移，名利所诱，千方百计逃避权势，行医治病仅是其伟大思想、高尚品格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所以同是名医，傅山的思想境界高过张仲景，反言之，仲景缺乏傅山之“高韵”。张凤翔的上述看法，虽有厚傅薄张之嫌，但大体言之成理，符合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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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的医德是其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特别是人生现，直接决定医德。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医德。傅山早年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利他”之志。其号“公他”、“公之它”就是这一思想、志向的表白，正如其《起用杜诗戏作》一诗所言：“利他不道苦，自愧未能工。”他在明亡后之所以“以余事”从医，就是因为医药可以利他。此亦即宋儒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由于傅山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其所愿救、利之“他”并非泛指一切“小大生民”，而是有其一定范围的。大致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人们：一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二是抗清之士；三是有正义感、同情心的士大夫。对于投敌卖国、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人，则拒绝为之服务。这是与其所坚持的民族大义是一脉相承的。凡属上述三方面的患者，无论其贫贱、富贵，均平等对待，认真诊疗，故受普遍欢迎和信赖。“登门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在他奔走抗清、流走各地或外出游览期间，老幼男女以疾请者，辄遮留不得去，从容诊治，多奇验。酬之金，不受也。这样好的医家当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传颂。所以傅山生前拥有众多的患者，其“擅医之名遍山，罔弗知者。”这是现今一些依恃报纸、电台、互联网等作虚假广告以招徕患者的医家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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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出狱后，医药是其主要生活来源。他不仅为人诊治疾病，也卖药。他与子、侄曾在太原城中开设卫生馆，诊病兼售药。又曾卖药四方，父子共挽车。晚年“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这一时期的医药活动，无疑具有商业性质。但傅山并非把医药当作谋利发财的手段，仅取其自给而已，仍以活人为首务。他有题为《儿辈卖药城市》的十二首五律，其中曰：“为人储得药，如我病差(瘥)安。”采储药物的目的是满足患者治病疗疾的需要，他们服药康复，如同己身之病获得痊愈一样。这种把他人之病看作己身之病的推人及己、推己及人的思想境界，把傅山与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严格区别开来了。他特别同情贫苦患者，常常免费提供医药。“禁方须万一，冷药满乾坤。若遇真人买，和笼价不论。”傅山喜游寺观，常遇羁旅无力求医的患者，痛苦呻吟。“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有的患者远在百里之外，傅山获悉后，不顾酷暑炎热或风雪严寒，跋山涉水，一心赴救。有时连续奔走几天几夜，时人为之动容。这种急病人所急，舍己救人的精神是医者最宝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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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傅山并非对任何人都能如此。其《医药论略》指出：“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这里所谓“奴人”，实指出卖灵魂，依恃权势，欺压人民群众的豪强酷吏；所谓“胡人”，即指满清统治者。傅山从民族大义出发，对满清统治者及其爪牙，深恶痛绝，当然不愿为之诊治疾病。有一抚军之母病重，由县令说情，请求傅山诊治。傅见病者为老妪，准其所请，但抚军必须回避。还有一些官僚富豪患病，无从求得傅山诊疗，便乔装成贫苦难民，呆在傅山经过的道旁或寺观等处，以骗取同情和一张救命药方。傅山一旦识破其真相，则不再予以诊治。为此，他遭到一些恶人的嫉恨乃至报复，但他毫不畏惧和退缩。
傅山医名日著，“医术入神”，晋人称其为“医圣”、“仙医”，求诊者日众。虽以余事从医，其医学成就却超过其号称“三绝”的字、诗、画。王道平在《傅青主女科·序》中说：“世传先生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其人品又在“医”之上。其实，“医”与“人”是密切相关的。医德高尚之人，必然对医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以便治病救人，而医术精湛的大医、良医，往往是医德高尚之人。在傅山身上，二者的结合是相当完美的。高尚的人品、医德是其精研医理、医术的内在动力；精湛的医术则是其人品、医德的外在表现之一。, 百拇医药(薛公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