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受益——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
作者：记者 季桂保 来源：上海《文汇报》2004-8-23报道
美国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日前来沪，出席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启示”的演讲。8月19日，刘遵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刘教授，您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作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也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高度关注。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多种不同版本的诊断。对中国经济发展，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刘遵义：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有些泡沫总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住泡沫、不使之影响整个大局。控制不好，可能就会出现日本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资本率下降，使整个经济陷入低迷，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才开始有所复苏，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出口增加所带来的复苏。2000年，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也出现了泡沫，许多公司并没有业绩就上市了，只要它是.com公司。这些公司后来都垮了，好在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整个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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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的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房地产的价格是否合理有诸多评判标准。上世纪后期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高升，一对大学毕业并都有职业的夫妇要把收入中的70%用来维持购房的每月费用，表明这样的房价已经不合理。房地产价格使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话，说明问题就大了。另一个指标就是看房地产市场中究竟有多少空户，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到电力公司查一查，每月一度或以下的用电户有多少。
泡沫何时破灭很难说清。政府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泡沫太大，或者是泡沫破灭以后不要对经济产生过大影响。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调控已经初见成效，今后要做的是更多的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市场手段主要有哪些？
刘遵义：利率肯定是一种市场手段；比如说负利率长期来看就是不健康的。然而，利率在现时来说，却并非最有效的或唯一的市场手段。
, 百拇医药 要有效地遏止盲目投资或虚假投资，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要求投资者在投资时，个人的资本金必须先到位，同时至少不得少于30%的比例。中国的银行现在也都提出了相似的资本金要求，但这些要求大多都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未能有效落实。自备资本金需要先全数交给贷款银行，然后由银行按进度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和承包商，等自备资本金用完之后，才开始支用银行贷款，也是由银行按进度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和承包商。另外，银行要对投资项目做出很好的评估，否则，不良贷款便很难降下来。坏的投资项目往往会和好的项目竞争资源，因而提高成本，会把好的项目拖垮，最终也会把银行拖垮。因此，必须把好项目与坏项目严格区分开来。控制好银行的信贷，也就能够避免一些经常出现的重复建设问题。
记者：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融进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后发的中国，优势与劣势同时并现，经济学家们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您怎么看中国的后发问题？
刘遵义：对于中国而言，后发劣势是一个事实。西方先进国家科技发达，拥有广泛的知识产权，必然具有自身的先发优势。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利润总是分配给那些创新者的。只有努力创新，才能在全球市场中获取到利益。但创新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久地培养人才，鼓励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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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发的国家，其优势在于自己能够在许多时候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直接从VCR跳跃到VCD、DVD，从TELEX跳跃到FAX，就是最好的案例。后发同时可以使一个国家不必重蹈先发国家的错误。
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市场够大，极其广阔。总体而言，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劣势。重要的是必须保护好知识产权，否则，不但国外投资者可能不会来，同时本国人也不会积极创新。从短期来看，在有形的资产上投资可能会带来较快的回报，但从长期来看，在研发和知识产权上加大投资，其回报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且会使人享用不尽。10多年前，台湾地区和韩国在美国获取的专利权数量微乎其微，然而现在，它们每年在美国获取的专利权都差不多上万。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表明，西方工业国家的领头地位一直在变化，开始在英国，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后来在美国(和日本)。如果后发只是一种劣势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情形。
记者：全球化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此问题上，把您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做一个比较，也许是有趣的。与斯蒂格里茨一样，您也曾经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机构中任过职，但对于全球化，您是不遗余力地唱赞美之歌，而斯蒂格里茨则凭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而对全球化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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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斯蒂格里茨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把全球化的负面问题放大了提出来，以便提请人们的注意。
全球化当然有其负面性。归根到底，全球化是一个分工过程，对后发国家而言是有利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全球化的负面性主要源于短期资本、或者说“热钱”的流动；短期资本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需要的是长期资本而不是“热钱”。经历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资本绝对不值得鼓励。一个国家有能力吸引到长期投资，表明这个国家有竞争力。就此而言，斯蒂格里茨与我是一致的。
记者：由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所引导的发展路径，使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困境。对此，经济学界做出了深刻反思。在您看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避免“拉美陷阱”？
刘遵义：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太低，资本累积太慢，只能依靠巨大的外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样就相当危险；而中国的储蓄率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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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美许多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加之工会势力极其强大，劳动力的工资应当低下来的时候低不下来，劳动力成本高，对外国投资者产生不了吸引力，唯有借助通货膨胀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中国目前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还不至于出现工资上升的压力。
记者：经济学一直被视为“显学”。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一帖又一帖药方来对付经济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先前的经济学家们的方案所带来的。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刘遵义：经济学肯定有其作用，不过经济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中国要持续发展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能源、交通和环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单靠经济学是无法解决的。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国不应当像美国加州那样发展，而要参考英、法、俄等国家的经验。为解决中国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可以鼓励买车，但不能鼓励开车。要将此作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做出不懈的努力。甚至可以考虑提高汽油税来限制人们开车。要使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像纽约、伦敦、巴黎或莫斯科的人那样，充分意识到没有汽车也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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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大学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个多月前，您刚刚履新，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做一个经济学家，与做一个大学校长，感受肯定不一般。那么，您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一个多月来做大学校长的感受？
刘遵义：一句话，大学校长共通的问题就是非常忙。甚至连学生宿舍有了小偷之类的问题，校长都得管。
经济学的训练，对于大学校长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经济学家和大学校长面对的都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次，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是如何找到双赢的途径来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双赢的方式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巨大发展与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了双赢。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拉近差距主要不是依靠再分配，而是需要研究如何让资本尤其是民间或私人资本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到内地去，同时中央政府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资助。拉近贫富差距的最有效途径是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再分配只是治标的方法，而授人以渔才能真正治本。从全球范围来看，拉近教育差距一向是拉近贫富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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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刘遵义，广东潮阳人，1944年12月出生于遵义，196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经济政策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东亚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著述丰富。发表了论文、论著二百多篇，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先后被国内外多所著名高校、研究所聘为名誉教授，并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国际发展署、亚洲发展银行等美国和国际机构担任顾问、咨询员等职。, http://www.100md.com
美国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日前来沪，出席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启示”的演讲。8月19日，刘遵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刘教授，您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同时作为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也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高度关注。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多种不同版本的诊断。对中国经济发展，您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刘遵义：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有些泡沫总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住泡沫、不使之影响整个大局。控制不好，可能就会出现日本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资本率下降，使整个经济陷入低迷，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才开始有所复苏，而且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出口增加所带来的复苏。2000年，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也出现了泡沫，许多公司并没有业绩就上市了，只要它是.com公司。这些公司后来都垮了，好在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整个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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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的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房地产的价格是否合理有诸多评判标准。上世纪后期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高升，一对大学毕业并都有职业的夫妇要把收入中的70%用来维持购房的每月费用，表明这样的房价已经不合理。房地产价格使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话，说明问题就大了。另一个指标就是看房地产市场中究竟有多少空户，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到电力公司查一查，每月一度或以下的用电户有多少。
泡沫何时破灭很难说清。政府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泡沫太大，或者是泡沫破灭以后不要对经济产生过大影响。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调控已经初见成效，今后要做的是更多的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市场手段主要有哪些？
刘遵义：利率肯定是一种市场手段；比如说负利率长期来看就是不健康的。然而，利率在现时来说，却并非最有效的或唯一的市场手段。
, 百拇医药 要有效地遏止盲目投资或虚假投资，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要求投资者在投资时，个人的资本金必须先到位，同时至少不得少于30%的比例。中国的银行现在也都提出了相似的资本金要求，但这些要求大多都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未能有效落实。自备资本金需要先全数交给贷款银行，然后由银行按进度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和承包商，等自备资本金用完之后，才开始支用银行贷款，也是由银行按进度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和承包商。另外，银行要对投资项目做出很好的评估，否则，不良贷款便很难降下来。坏的投资项目往往会和好的项目竞争资源，因而提高成本，会把好的项目拖垮，最终也会把银行拖垮。因此，必须把好项目与坏项目严格区分开来。控制好银行的信贷，也就能够避免一些经常出现的重复建设问题。
记者：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融进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后发的中国，优势与劣势同时并现，经济学家们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您怎么看中国的后发问题？
刘遵义：对于中国而言，后发劣势是一个事实。西方先进国家科技发达，拥有广泛的知识产权，必然具有自身的先发优势。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利润总是分配给那些创新者的。只有努力创新，才能在全球市场中获取到利益。但创新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久地培养人才，鼓励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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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发的国家，其优势在于自己能够在许多时候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直接从VCR跳跃到VCD、DVD，从TELEX跳跃到FAX，就是最好的案例。后发同时可以使一个国家不必重蹈先发国家的错误。
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市场够大，极其广阔。总体而言，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劣势。重要的是必须保护好知识产权，否则，不但国外投资者可能不会来，同时本国人也不会积极创新。从短期来看，在有形的资产上投资可能会带来较快的回报，但从长期来看，在研发和知识产权上加大投资，其回报会逐步显现出来，而且会使人享用不尽。10多年前，台湾地区和韩国在美国获取的专利权数量微乎其微，然而现在，它们每年在美国获取的专利权都差不多上万。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也表明，西方工业国家的领头地位一直在变化，开始在英国，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后来在美国(和日本)。如果后发只是一种劣势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情形。
记者：全球化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此问题上，把您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做一个比较，也许是有趣的。与斯蒂格里茨一样，您也曾经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机构中任过职，但对于全球化，您是不遗余力地唱赞美之歌，而斯蒂格里茨则凭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而对全球化表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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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斯蒂格里茨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只是把全球化的负面问题放大了提出来，以便提请人们的注意。
全球化当然有其负面性。归根到底，全球化是一个分工过程，对后发国家而言是有利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全球化的负面性主要源于短期资本、或者说“热钱”的流动；短期资本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需要的是长期资本而不是“热钱”。经历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资本绝对不值得鼓励。一个国家有能力吸引到长期投资，表明这个国家有竞争力。就此而言，斯蒂格里茨与我是一致的。
记者：由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所引导的发展路径，使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困境。对此，经济学界做出了深刻反思。在您看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避免“拉美陷阱”？
刘遵义：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太低，资本累积太慢，只能依靠巨大的外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样就相当危险；而中国的储蓄率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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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拉美许多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加之工会势力极其强大，劳动力的工资应当低下来的时候低不下来，劳动力成本高，对外国投资者产生不了吸引力，唯有借助通货膨胀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中国目前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还不至于出现工资上升的压力。
记者：经济学一直被视为“显学”。经济学家们开出了一帖又一帖药方来对付经济问题，而这些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先前的经济学家们的方案所带来的。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刘遵义：经济学肯定有其作用，不过经济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中国要持续发展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能源、交通和环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单靠经济学是无法解决的。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国不应当像美国加州那样发展，而要参考英、法、俄等国家的经验。为解决中国大城市的交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可以鼓励买车，但不能鼓励开车。要将此作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做出不懈的努力。甚至可以考虑提高汽油税来限制人们开车。要使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像纽约、伦敦、巴黎或莫斯科的人那样，充分意识到没有汽车也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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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大学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个多月前，您刚刚履新，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做一个经济学家，与做一个大学校长，感受肯定不一般。那么，您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一个多月来做大学校长的感受？
刘遵义：一句话，大学校长共通的问题就是非常忙。甚至连学生宿舍有了小偷之类的问题，校长都得管。
经济学的训练，对于大学校长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经济学家和大学校长面对的都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次，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是如何找到双赢的途径来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双赢的方式配置资源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巨大发展与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了双赢。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在目前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拉近差距主要不是依靠再分配，而是需要研究如何让资本尤其是民间或私人资本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到内地去，同时中央政府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资助。拉近贫富差距的最有效途径是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再分配只是治标的方法，而授人以渔才能真正治本。从全球范围来看，拉近教育差距一向是拉近贫富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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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刘遵义，广东潮阳人，1944年12月出生于遵义，196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经济政策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应用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东亚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越，著述丰富。发表了论文、论著二百多篇，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先后被国内外多所著名高校、研究所聘为名誉教授，并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国际发展署、亚洲发展银行等美国和国际机构担任顾问、咨询员等职。,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