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美国有人专管医患纠纷
医院的伦理委员做双方工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患者被查出患了绝症，医生是应该直接告诉患者本人，还是告诉患者家属，这种事谁说了算？当患者从医学上讲已经“脑死亡”，如果家属不出面，那么呼吸机是拔还是不拔，这又由谁来决定？目前在中国，出现以上问题时，没有机构能够为此负责。而在美国，每家医院里都设有伦理委员会，这类事情都由该机构协商解决。
如何告诉病人病情
日前，记者专程走访了位于华盛顿东部的斯伯利纪念医院，该医院于7年前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退休牧师威廉·霍尔姆斯先生对记者说，顾名思义，伦理委员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解决在医疗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负责制定医院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有关伦理方面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伦理委员会将与病人家属一起商量什么时候拔除病人的呼吸机。如果此时找不到患者的任何家属，就必须由伦理委员会作出决定。还有一些病人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不愿意接受输血，而不输血就意味着生命危险。这时候伦理委员就会出面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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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如何告诉病人病情以及解决医患纠纷是伦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霍尔姆斯先生说。为了更生动地向记者描述他们的日常工作，霍尔姆斯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例。
约翰今年58岁，3月份他在该医院被查出已是肺癌晚期。检查结果出来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告诉患者病情的问题。根据美国《病人权利典章》规定，伦理委员会首先必须明确询问患者，是否希望知道真实病情，如果他不想知道，医生就不能告诉他，而是通知他的家属。由于约翰的老伴已经去世，他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因此约翰选择了自己直接知道病情，因此委员们经过几次协商，决定告诉约翰。约翰在得知真实的病情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治疗并保持情绪稳定。现在手术后他已经平稳度过了5个月，而不是像当初医生预计的——最多只能活3个月。
解决医患纠纷有高招
处理医患纠纷是伦理委员会的另一重要功能。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主席盖尔·托瓦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处理医患冲突是伦理委员会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总的说来，由于医生和患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发生医患冲突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委员会就得出面，充当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调解人和缓冲者的角色。一句话，就是让患者满意，让医生高兴。
, 百拇医药
托瓦尔举例说，从医生和医院的角度看，某些病人已经彻底丧失了救治的希望，但病人的家属却往往希望奇迹能够出现。这个时候，医生与患者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这时，就需要伦理委员会出面，做医生和患者家属双方的工作。伦理委员会通常会对医生说，“病人家属有权力相信奇迹会出现”。同时，伦理委员会又会对病人家属说，“医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医院毕竟不是教堂，他们不相信奇迹会出现是自然的。”尽量使双方能更客观地看待问题。
托瓦尔说，在充当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调解人时，伦理委员会必须要特别有耐心。很多时候，伦理委员会并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只要认真和耐心地倾听病人及其家属的倾诉就够了。一次，一个名叫爱德华的病人跟某个医生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爱德华气冲冲地找到了伦理委员会。我们全体委员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倾听他发牢骚。2个小时过去，爱德华脸上的怒气明显少了，后来爱德华主动和那位医生握手言和。其实，“我们在倾听”这个事实本身对病人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安慰力量。
“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在成立伦理委员会以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托瓦尔介绍说，1987年，医院被一名病人告上法庭，打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官司，闹得连《华盛顿邮报》都报道了，医院很被动。自从医院设立了伦理委员会，医患关系好多了。后来又出现过几次医患纠纷，都被委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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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都是志愿者
在向记者介绍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背景时，霍尔姆斯用了“多元化”这个词。他说，他们医院的委员会目前有17名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工作者、律师，其中有3名成员同时也是医院的理事会成员。
霍尔姆斯对记者说，伦理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所以它只是提供建议给医生、病人和家属，而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这些建议。
另外，伦理委员会在向病人提供咨询服务时是免费的。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他们是作为志愿者在委员会工作的，不仅从医院那里拿不到一分钱的额外收入，而且还要搭进去很多时间。托娃尔说：“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人们是不会自寻烦恼找这个差使的”。(记者 唐勇), 百拇医药
当患者被查出患了绝症，医生是应该直接告诉患者本人，还是告诉患者家属，这种事谁说了算？当患者从医学上讲已经“脑死亡”，如果家属不出面，那么呼吸机是拔还是不拔，这又由谁来决定？目前在中国，出现以上问题时，没有机构能够为此负责。而在美国，每家医院里都设有伦理委员会，这类事情都由该机构协商解决。
如何告诉病人病情
日前，记者专程走访了位于华盛顿东部的斯伯利纪念医院，该医院于7年前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退休牧师威廉·霍尔姆斯先生对记者说，顾名思义，伦理委员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解决在医疗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负责制定医院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有关伦理方面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伦理委员会将与病人家属一起商量什么时候拔除病人的呼吸机。如果此时找不到患者的任何家属，就必须由伦理委员会作出决定。还有一些病人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不愿意接受输血，而不输血就意味着生命危险。这时候伦理委员就会出面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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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如何告诉病人病情以及解决医患纠纷是伦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霍尔姆斯先生说。为了更生动地向记者描述他们的日常工作，霍尔姆斯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例。
约翰今年58岁，3月份他在该医院被查出已是肺癌晚期。检查结果出来后，医院伦理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告诉患者病情的问题。根据美国《病人权利典章》规定，伦理委员会首先必须明确询问患者，是否希望知道真实病情，如果他不想知道，医生就不能告诉他，而是通知他的家属。由于约翰的老伴已经去世，他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因此约翰选择了自己直接知道病情，因此委员们经过几次协商，决定告诉约翰。约翰在得知真实的病情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治疗并保持情绪稳定。现在手术后他已经平稳度过了5个月，而不是像当初医生预计的——最多只能活3个月。
解决医患纠纷有高招
处理医患纠纷是伦理委员会的另一重要功能。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主席盖尔·托瓦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处理医患冲突是伦理委员会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总的说来，由于医生和患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发生医患冲突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委员会就得出面，充当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调解人和缓冲者的角色。一句话，就是让患者满意，让医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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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瓦尔举例说，从医生和医院的角度看，某些病人已经彻底丧失了救治的希望，但病人的家属却往往希望奇迹能够出现。这个时候，医生与患者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这时，就需要伦理委员会出面，做医生和患者家属双方的工作。伦理委员会通常会对医生说，“病人家属有权力相信奇迹会出现”。同时，伦理委员会又会对病人家属说，“医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医院毕竟不是教堂，他们不相信奇迹会出现是自然的。”尽量使双方能更客观地看待问题。
托瓦尔说，在充当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调解人时，伦理委员会必须要特别有耐心。很多时候，伦理委员会并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只要认真和耐心地倾听病人及其家属的倾诉就够了。一次，一个名叫爱德华的病人跟某个医生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爱德华气冲冲地找到了伦理委员会。我们全体委员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倾听他发牢骚。2个小时过去，爱德华脸上的怒气明显少了，后来爱德华主动和那位医生握手言和。其实，“我们在倾听”这个事实本身对病人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安慰力量。
“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在成立伦理委员会以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托瓦尔介绍说，1987年，医院被一名病人告上法庭，打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官司，闹得连《华盛顿邮报》都报道了，医院很被动。自从医院设立了伦理委员会，医患关系好多了。后来又出现过几次医患纠纷，都被委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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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都是志愿者
在向记者介绍伦理委员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背景时，霍尔姆斯用了“多元化”这个词。他说，他们医院的委员会目前有17名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工作者、律师，其中有3名成员同时也是医院的理事会成员。
霍尔姆斯对记者说，伦理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所以它只是提供建议给医生、病人和家属，而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这些建议。
另外，伦理委员会在向病人提供咨询服务时是免费的。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他们是作为志愿者在委员会工作的，不仅从医院那里拿不到一分钱的额外收入，而且还要搭进去很多时间。托娃尔说：“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人们是不会自寻烦恼找这个差使的”。(记者 唐勇),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