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热心于艾滋病与性病防治的高耀洁访谈
作者：刘小军
《一万封信》是年逾古稀的高耀洁继《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推出的第五本书。老人从这些年她收到的一万多封来信中选出有代表性的200多封，分类编辑，并加按语。这些从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寄来的信件，以一种渺小的、被动的、痛苦的方式，绘出了艾滋病在各地的一个分布图，刻画出社会潜在的灾难。引人注目的是，高耀洁把“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放在了第一部分。这部分，是一些愿意助人者从高耀洁这里受到感动与鼓励，征询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来信。我们从高耀洁的这个举动中，看到老人是怎样珍惜这些星星之火。“仁者爱人”，是她心目中“人”的起码定义，这些关怀他人的人，是她心中的希望。
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的希望所在？
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临界点，疫情已经波及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我国艾滋病形势严峻。这召唤着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了解、关注。11月2日，高耀洁刚从人民大会堂领到“内藤婴儿奖”，我便对她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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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军(以下简称刘)：我以前曾经听说过河南有些艾滋病村，整个村子在卖血。而真正对“血祸”的认识是从一篇关于小伉伉的报道，那是个因患病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可爱的男孩。当时朋友给我看了报道之后，我很难过，在心里默默为小伉伉祈祷。前段时间从《一万封信》中，才得知小伉伉已经去世。
高耀洁(以下简称高)：伉伉爸爸那天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哭湿了两块毛巾，突然觉得浑身酸痛，老伴还一个劲地劝我，要注意身体。多可爱的一个孩子呀，我出《一万封信》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把小伉伉写进去，把伉伉爸爸的三封信也收录进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血祸”给一个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小伉伉那样一个年仅4岁的无辜生命，因为村里的医生为了赚150块钱，找了个卖血的，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就直接给他输血，后来才发现输的血带艾滋病病毒，不到一年年仅四岁的可爱的小伉伉就离开了人世。小伉伉还没有死的时候，很懂事，怕传染给母亲，还要分床睡，村里的小朋友也不和他玩，整天和家里养的狗为伴。所以当我目睹了这些事情后，我就不自觉地意识到，我必须去帮助他们，让那些无辜的生命不要再遭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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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伉伉因为患“肠炎”而被输入艾滋病病人的血，失去了生命。在《一万封信》中我还看到像井宝宝，出生三天因“脐炎”，医院给输入了带艾滋病病毒的血浆，造成直接死亡，这一切都让我痛心。
高：像这样因为非法卖血、非法采血，以及医院的非法输血，直接被夺去生命的无辜者最让人痛心。而我所报道的只是众多无辜者中的典型事例，那么多坏血必将要流入到健康人的身体内。像井宝宝家人手中即便握有住院时的输血单，但和医院打了四年的官司，而到现在也仍然没有结果。像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信，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都会有求救的本能反应，这些年我经常去那些艾滋病村，给艾滋病病人发书，发报纸，送药，接触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及家属，他们都认识我。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的病人们现在很困难，得不到任何帮助，很多人就把给我写信作为他们惟一的诉苦和求助方式。
刘：对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人来讲，最大的痛苦或许不是来自病毒对身体的侵害，也不是死亡的日益逼近，而是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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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从毫无思想准备地走上“防艾”这条路，到今天已经快8个年头了，我目睹了“血祸”给一些村子带来的成片的新坟，简直就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样的村子在河南很多。一次次地目睹这些场景，也认识到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把这些信编纂起来出书，就是想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能读到艾滋病患者的心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艾滋病患者的现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患者。但确实没想到会引起社会各界如此大的反响。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上的人们还是具有“仁者爱人”的精神。
刘：《一万封信》让人接触到一般资料中少见的事实，比如假药和医骗子的问题。
高：医骗子的确让人痛心，有一些自称老中医、老专家的所谓“神医”，利用艾滋病病人求医若渴的心理欺骗病人。1997年5月，一自称“神医”的陈姓村医给艾滋病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热，弄得病人大汗淋漓，不久便离开人世。有的还声称他们的治艾滋病药物是祖传秘方，有两百多年历史。艾滋病从出现到现在才多少年？而且在中国就更短，按理说有一点知识的人就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但是对于广大艾滋病患者来说，知识层面较低，特别是人在那种绝望的境地，一丁点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就是根救命稻草。经过我调查，掌握了大量医药骗子的材料，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那时还接到许多恐吓电话，有人甚至威胁要杀全家。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更何况我都快80的老太太了。再说我是按良心做事，我不怕。当你面对病人的痛苦，那种无助、绝望，倘若你仍然无动于衷，那我就觉得你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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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谈一谈这些年你关注最多的艾滋病孤儿。
高：前些天广西还有一个因卖血得艾滋病的妇女打电话过来，她说她快要死了，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想把孩子托付给我。我说那你就送来吧。她说她现在连车费也没有。我说那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你汇钱过去。后来她问我现在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快80了。她说80岁的老人怎么能养活孩子呢？我说你把地址告诉我，再远我也派人去把孩子接过来。她也不告诉我，后来也没有打电话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孤儿是艾滋病制造的，是无辜的，但是他们却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基本上一个成年艾滋病病人死去，就会留下一个艾滋病孤儿，小的几岁，大的十几岁。他们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从身体上讲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他们却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不但将面临生存问题，而且还要遭受到人们的歧视。由此便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教育问题。而且这些孤儿的数量那么大，他们现在不接受教育，就是文盲，文盲变成法盲，将来就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问题。社会现在不去管他们，他们势必会仇视社会，必将给社会带来伤害，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而这也并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它将会波及全国，因为他们会流动。我曾亲眼看见一个12岁男孩的左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触目惊心的字样，他说要向给他父亲输血的医生报复。这些孩子如果没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长大后将走向何处？有人建议集中收养，但集中收养并不有利于艾滋病孤儿的今后成长，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个特殊的群体。我觉得应该分散，让社会上有爱心有能力的家庭来收养他们，让他们远离歧视，生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我也联系了很多地方需要孩子的家庭，也让他们收养了一部分。前年我把一个孩子联系到广东的一户人家，现在孩子在那边一家贵族学校上学，成绩不错。但目前得到领养的艾滋病孤儿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没办法，能救一个是一个。我现在在搜集旧衣服，因为天冷了，那些艾滋病孤儿很多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得为那些孩子准备些过冬的衣服。可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连吃饭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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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据我所知，《一万封信》这本书现在在一些地方不太受欢迎。
高：我知道这本书在一些地方不受欢迎，但国家并没有禁我这本书，证明政府是支持我做这件事的，这次我上人民大会堂领这个“内藤婴儿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一万封信》在很多大城市还卖得特别好，我前几天在北京西单的图书大厦还签名售书了，最多的读者一下就买了七本让我给他签名，说是要送给朋友。国家还是很重视艾滋病问题的，北京是什么地方，北京是首都，首都都不禁我这本书，你地方政府尽在瞎弄，纸能包得住火吗？那些地方政府不让当地的新华书店出售，那些地方的盗版反而越厉害，证明这些地方是最需要看到这本书的。
刘：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会干什么？
高：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干了一辈子的医生，救治的病人也成千上万，没退休的时候就想，退休后和老伴安度晚年，走得动的时候也出去转转。而干上了这项工作，目睹了那么多的艾滋病惨剧，人是有血有肉的，很自然地就会去救助他们，这也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吧。而艾滋病不是“非典”，过去就过去了，疫情在不断地扩散，不断地传播，它还将留下艾滋病孤儿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更感觉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任重道远，只要我走得动，我是绝不会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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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有很多人认为你“防艾”是一个人的战争，是“孤军作战”。你是不是觉得很无助？你有没有尝试着走出“民间”，寻找更多的支持？
高：我并不觉得孤独，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我现在一刻也停不下来。尽管我在某些地方不太受欢迎，但是我在其他的地方很受欢迎，在国外我更受欢迎。上次去上海，我就感觉到他们特别欢迎我，而且最近我得到了上海很多关注艾滋病的人们给予我工作的帮助。这次来北京，也明显感觉到了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这件事了。还有很多的基金会也在关注这件事，像香港的杜聪和他的杜聪基金会，就解决了很多艾滋病孤儿的上学问题，解决了很多切实问题。光九月份我陪他去登封王楼，一下就解决了46个小孩的新学年学费问题。我认为社会上也将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孤儿，防治艾滋病已经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了。
结束语：高教授如今是个不能停住一刻的人，这位“感动中国”的老人就像一个鞭子抽着的陀螺，活动日多，因为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日多，她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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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国，特别是经历了“非典”后，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公共卫生事业可以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让我们共同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关注艾滋病，关爱艾滋病病人及家庭。
临走前，她还一再地叮嘱我，一定要在报纸上登她的地址，以便读者(特别是病人)向她索取《艾滋病/性病防治》一书。信封内请附上邮票(一本为4.0元，两本为5.0元，三本为5.5元。有大量需求者，可带上单位介绍信去高教授处免费索取)。通信地址：河南郑州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高耀洁。邮编450003。
[人物简介]
高耀洁 77岁，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教授。1996年开始自费印刷“防艾”宣传品，给艾滋病人送医送药，救助艾滋病孤儿。最早向媒体揭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村”之谜的第一人，她揭发了文楼艾滋病血祸真相，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 http://www.100md.com
《一万封信》是年逾古稀的高耀洁继《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推出的第五本书。老人从这些年她收到的一万多封来信中选出有代表性的200多封，分类编辑，并加按语。这些从全国各地各个角落寄来的信件，以一种渺小的、被动的、痛苦的方式，绘出了艾滋病在各地的一个分布图，刻画出社会潜在的灾难。引人注目的是，高耀洁把“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放在了第一部分。这部分，是一些愿意助人者从高耀洁这里受到感动与鼓励，征询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来信。我们从高耀洁的这个举动中，看到老人是怎样珍惜这些星星之火。“仁者爱人”，是她心目中“人”的起码定义，这些关怀他人的人，是她心中的希望。
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社会的希望所在？
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临界点，疫情已经波及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我国艾滋病形势严峻。这召唤着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了解、关注。11月2日，高耀洁刚从人民大会堂领到“内藤婴儿奖”，我便对她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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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军(以下简称刘)：我以前曾经听说过河南有些艾滋病村，整个村子在卖血。而真正对“血祸”的认识是从一篇关于小伉伉的报道，那是个因患病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可爱的男孩。当时朋友给我看了报道之后，我很难过，在心里默默为小伉伉祈祷。前段时间从《一万封信》中，才得知小伉伉已经去世。
高耀洁(以下简称高)：伉伉爸爸那天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哭湿了两块毛巾，突然觉得浑身酸痛，老伴还一个劲地劝我，要注意身体。多可爱的一个孩子呀，我出《一万封信》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把小伉伉写进去，把伉伉爸爸的三封信也收录进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血祸”给一个无辜生命带来的伤痛。小伉伉那样一个年仅4岁的无辜生命，因为村里的医生为了赚150块钱，找了个卖血的，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就直接给他输血，后来才发现输的血带艾滋病病毒，不到一年年仅四岁的可爱的小伉伉就离开了人世。小伉伉还没有死的时候，很懂事，怕传染给母亲，还要分床睡，村里的小朋友也不和他玩，整天和家里养的狗为伴。所以当我目睹了这些事情后，我就不自觉地意识到，我必须去帮助他们，让那些无辜的生命不要再遭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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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伉伉因为患“肠炎”而被输入艾滋病病人的血，失去了生命。在《一万封信》中我还看到像井宝宝，出生三天因“脐炎”，医院给输入了带艾滋病病毒的血浆，造成直接死亡，这一切都让我痛心。
高：像这样因为非法卖血、非法采血，以及医院的非法输血，直接被夺去生命的无辜者最让人痛心。而我所报道的只是众多无辜者中的典型事例，那么多坏血必将要流入到健康人的身体内。像井宝宝家人手中即便握有住院时的输血单，但和医院打了四年的官司，而到现在也仍然没有结果。像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收到这么多信，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都会有求救的本能反应，这些年我经常去那些艾滋病村，给艾滋病病人发书，发报纸，送药，接触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及家属，他们都认识我。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的病人们现在很困难，得不到任何帮助，很多人就把给我写信作为他们惟一的诉苦和求助方式。
刘：对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病人来讲，最大的痛苦或许不是来自病毒对身体的侵害，也不是死亡的日益逼近，而是他们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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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从毫无思想准备地走上“防艾”这条路，到今天已经快8个年头了，我目睹了“血祸”给一些村子带来的成片的新坟，简直就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样的村子在河南很多。一次次地目睹这些场景，也认识到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把这些信编纂起来出书，就是想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能读到艾滋病患者的心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艾滋病患者的现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患者。但确实没想到会引起社会各界如此大的反响。这也反映了我们社会上的人们还是具有“仁者爱人”的精神。
刘：《一万封信》让人接触到一般资料中少见的事实，比如假药和医骗子的问题。
高：医骗子的确让人痛心，有一些自称老中医、老专家的所谓“神医”，利用艾滋病病人求医若渴的心理欺骗病人。1997年5月，一自称“神医”的陈姓村医给艾滋病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热，弄得病人大汗淋漓，不久便离开人世。有的还声称他们的治艾滋病药物是祖传秘方，有两百多年历史。艾滋病从出现到现在才多少年？而且在中国就更短，按理说有一点知识的人就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但是对于广大艾滋病患者来说，知识层面较低，特别是人在那种绝望的境地，一丁点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就是根救命稻草。经过我调查，掌握了大量医药骗子的材料，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那时还接到许多恐吓电话，有人甚至威胁要杀全家。人总是要死的，关键是要死得其所，更何况我都快80的老太太了。再说我是按良心做事，我不怕。当你面对病人的痛苦，那种无助、绝望，倘若你仍然无动于衷，那我就觉得你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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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前些天广西还有一个因卖血得艾滋病的妇女打电话过来，她说她快要死了，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想把孩子托付给我。我说那你就送来吧。她说她现在连车费也没有。我说那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你汇钱过去。后来她问我现在多大岁数了，我说我快80了。她说80岁的老人怎么能养活孩子呢？我说你把地址告诉我，再远我也派人去把孩子接过来。她也不告诉我，后来也没有打电话来。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孤儿是艾滋病制造的，是无辜的，但是他们却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基本上一个成年艾滋病病人死去，就会留下一个艾滋病孤儿，小的几岁，大的十几岁。他们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从身体上讲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他们却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不但将面临生存问题，而且还要遭受到人们的歧视。由此便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教育问题。而且这些孤儿的数量那么大，他们现在不接受教育，就是文盲，文盲变成法盲，将来就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问题。社会现在不去管他们，他们势必会仇视社会，必将给社会带来伤害，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而这也并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它将会波及全国，因为他们会流动。我曾亲眼看见一个12岁男孩的左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触目惊心的字样，他说要向给他父亲输血的医生报复。这些孩子如果没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长大后将走向何处？有人建议集中收养，但集中收养并不有利于艾滋病孤儿的今后成长，他们会觉得他们是个特殊的群体。我觉得应该分散，让社会上有爱心有能力的家庭来收养他们，让他们远离歧视，生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我也联系了很多地方需要孩子的家庭，也让他们收养了一部分。前年我把一个孩子联系到广东的一户人家，现在孩子在那边一家贵族学校上学，成绩不错。但目前得到领养的艾滋病孤儿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没办法，能救一个是一个。我现在在搜集旧衣服，因为天冷了，那些艾滋病孤儿很多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得为那些孩子准备些过冬的衣服。可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连吃饭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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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据我所知，《一万封信》这本书现在在一些地方不太受欢迎。
高：我知道这本书在一些地方不受欢迎，但国家并没有禁我这本书，证明政府是支持我做这件事的，这次我上人民大会堂领这个“内藤婴儿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一万封信》在很多大城市还卖得特别好，我前几天在北京西单的图书大厦还签名售书了，最多的读者一下就买了七本让我给他签名，说是要送给朋友。国家还是很重视艾滋病问题的，北京是什么地方，北京是首都，首都都不禁我这本书，你地方政府尽在瞎弄，纸能包得住火吗？那些地方政府不让当地的新华书店出售，那些地方的盗版反而越厉害，证明这些地方是最需要看到这本书的。
刘：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会干什么？
高：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干了一辈子的医生，救治的病人也成千上万，没退休的时候就想，退休后和老伴安度晚年，走得动的时候也出去转转。而干上了这项工作，目睹了那么多的艾滋病惨剧，人是有血有肉的，很自然地就会去救助他们，这也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吧。而艾滋病不是“非典”，过去就过去了，疫情在不断地扩散，不断地传播，它还将留下艾滋病孤儿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更感觉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任重道远，只要我走得动，我是绝不会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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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 77岁，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教授。1996年开始自费印刷“防艾”宣传品，给艾滋病人送医送药，救助艾滋病孤儿。最早向媒体揭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村”之谜的第一人，她揭发了文楼艾滋病血祸真相，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