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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
http://www.100md.com 2005年1月31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2287期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杨振宁先生,您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我崇拜的偶像。但是,您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离开了物理学,您也许就离开了大师的太师椅,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做历史老人的小学生;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试卷面前,我们可能都不及格。既然我们都热爱中华文化,都关心中医,我们不妨“童言无忌”地议论一番。

    《周易》的起源也许很久,有伏羲划卦的传说,也有《连山》《归藏》的记载,但是我更相信杨荣国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说法,即《周易》应当成熟于商末周初。巨大的社会变革,个人荣辱的经历,使商代移民之中聪敏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潜龙毋用”、“亢龙有悔”,看到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了解到万事万物复杂的相互联系,因此有了以64卦为模型的“唯物辩证法”。

    首先,请允许我犯一个比您还大的错误,猜一猜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易经》的太极说,还是老子《道德经》的道本原说,都不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过去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我们一直不敢承认我国古人对于世界认识上的辩证唯物观,只是谦虚地说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道本原是唯心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人就很聪明,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因此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周易》、《老子》对世界本原的观点,与现代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几乎完全相同,完全基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演变规律,并无精神第一位、精神决定物质的思想。当大爆炸的初期,物质的密度和温度都非常高,许多原子元素尚未产生,世界几乎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未分的无极、太极状态,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无极”、“太极”、“道”是宇宙起源、有无相生的“理论母核”。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季),四象生八卦(变动的基本生活条件、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成败),吉凶成万物”。这一理论完全基于辩证唯物史观,是非常完美的关于世界起源、发展、变化的学说。《易经》这一学说与老子的“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过去认为,老子的“道”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唯心的,其实不然。“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谁能知道?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宇宙大爆炸之前就是“道”,就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似乎有,又似乎无,介于有和无之间忽变的瞬间,这其间哪里有唯心的成分?这是多么科学的假说,这是多么先进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一切传统的学问,都是基于这种辨证唯物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中医关于“阴阳之中复有阴阳”,阴阳无限可分的观点;关于“三阴三阳”、阴阳之内阴阳之气有多少的量的不同的观点,都是伟大智慧的结晶,甚至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所没有揭示的规律。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不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不能给中医提供探索未知领域的思想法则,这就说明了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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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认定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呢?发展是演绎,应用也是演绎。先秦诸子的著作虽然充满了故事,而这故事正是他们演绎古人理论、教育后人、解决现实问题的模板,这不是演绎吗?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也,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都是演绎古人理论的教材,“案例教学法”不是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主要方法吗?案例教学就是演绎。《内经》的理论是经典,像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样,一切后世的理论创新都是对《内经》理论的演绎。张仲景《伤寒论》的经方是来源于归纳、总结,而后世对于张仲景方药的继承发展、灵活运用,哪一个不是演绎呢?

    您怎么证明古语起源是双音节的呢?古人造汉字是为了记事,而最早的记事是“结绳记事”,长此以往,年长日久事多之后,记的事就容易忘记,因此黄帝命仓颉造字“以代结绳之政”。一个结,造一个字,每一个特殊的事物都有一个对应的汉字,形音义完美结合,“汉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是多么智慧的创造!

    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真是最先进的方法吗?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吗?能用这种方法说明、指导中医应用中药吗?中药无疑是中医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最重要因素,连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等也主张“废医存药”。最近还有人认为中医是用错误的理论指导了正确的用药经验。尽管在解放前就对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也提炼出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丹参酮、人参皂甙等不少疗效卓越的单体,但对于揭示中药方剂治疗有效的原因,以及指导中医临床使用中药复方,还有很远的距离,甚至还根本未入其门。一方面,单体不仅不能等于原药,更不能取代复方;另一方面,定性定量的化学分析方法,根本无法说清楚一包中药经过煎煮,什么成分煎出来了,什么成分没有煎煮出来;煎煮出来的成分占原药含量的多少,各种煎煮出来的化学成分相互之间发生了哪些化学变化,生成了哪些新物质?简直是面对一团乱麻,无从下手。再加上中医用药十分灵活,加减变化随时都会发生,调整用量、改变配伍、适当炮制、引经报使等都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可以说一直被现代科学奉为神明的定性定量分析,在极为复杂的中药面前失灵了,简直是“百无一用”的摆设。这是“现代科学”的幼稚无能,既不能说明中药汤中有什么成分,也不能说明是如何吸收、起效、代谢的。有的人不说现代科学“无能”,却指责中医不能自己阐明汤药的成分、吸收代谢过程、量效和构效的关系。笔者认为,也许正是因为中药成分的复杂和含量不纯,才构成了中药的安全性,以及它润物细无声似的调节治疗作用。试想,假如每一味中药都是纯度极高的单体,不用说用10克一味,就是用1克组成方剂,也许早就不是治病的药物,而是致病的毒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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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分析化学的思路管理中药,中药的使用势必越来越不合法,因为一味中药之中就有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已经很难说清是如何起作用的了,再将十余味中药生药混在一起共煎,其复杂性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它们的安全性、有效性、代谢过程都是未知数,因此说中药汤剂“完全不符合现代药理学”的要求,几乎具备了被禁止的全部理由。现在中医治病传统的丰富剂型丸散膏丹,在临床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产生新的丸散膏丹的难度几乎等于上青天。一般的中医、甚至是中医泰斗,也难于创制新的丸散膏丹。中医药的创新在古代是那样容易、方便,而在现代却举步维艰。我们虽然天天在喊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却将中医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医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创新?

    现在,我们对“证”的本质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活血化瘀证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大奖。但是有的人研究证的本质,不是证明证的客观性,而是为了用理化指标取代中医的传统名称。比如脾虚证有200项指标异常,希望用其中的“金指标”,甚至用全部的指标取代“脾虚”的名称。这样做虽然是希望用实证取替“虚浮”,使中医与现代科学挂上钩。但是这样做,却有烦琐哲学“科学装饰化”的味道,这就像买苹果、梨、桃,不再称它们的传统名称,而是各用一张表格写上其中所含的200种营养元素,让人更难得要领。有人将血流变的指标吸收到血瘀证之中,曾经导致血瘀证的扩大化,几乎形成“无证不血瘀,无药不活血”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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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怪您,杨振宁教授,尽管您触动了我的“中医情节”。因为按邓铁涛教授的话说,中医药在20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中医的头上、痛在中医人的心里。毛泽东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鲁迅对中医有偏见。此言不错,像鲁迅在《药》的小说之中影射中医用人心这个“血馒头”作药引子的故事,我们翻遍中医的古籍,也不会见到有如此恶毒的记载。中医向来是提倡仁心仁术的,怎能有如此残忍的“偏方”?西方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许多人都患上了“轻中重西”症,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潮泛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