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是这样炼成的
院士是这样炼成的
——访全国著名眼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教授
采访谢立信教授的那天下午，济南南郊宾馆的宴会厅里挤满了我的同行，从他们的脸上，我当然能看出：记者，都无法拒绝现场的诱惑。这时的谢教授是理所当然的新闻人物，但在我看来，他和我们的关系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在接受大家的问候。落座以后，稍事寒喧，我就把准备好的问题递给了他，而教授的话语，就像窗外的落叶一样多，一样精彩，积淀着激情和信念。
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平台
我们的话题就从南郊宾馆开始。谢教授说那还是在1989年，他刚刚学成归国，也是在这儿，受到当时还是山东省省长的赵志浩同志的亲切接见。在合影的时候，赵省长特意把他安排在前排中间和自己挨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再也没有离开过山东这片土地。”回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一幕，谢教授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他说：“这次能够当选院士，首先是对我学术成就的认可。当年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到今天能够当选院士，更不是为了院士而回来，当时只是为了一种信念。有人曾经说过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然而，只要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我想这也是我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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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动的心情稍稍平整后，谢教授显现出理性的一面。他说，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一个平台，就拿山东来说吧，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医疗界直到今年才产生院士，这说明我们的尖子人才太缺乏，这于大省的地位太不相称了。
谢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九运会结束时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的话：山东是体育大省，但就是缺乏尖子，这不仅限制了山东体育走出国门，而且对其长远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俗话说：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那么照此说来，院士也宁有种乎？
“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机制问题，”谢教授如是分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不是缺乏天才，而是少了天才成长的土壤。在前些年，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重奖科技人才吧。你奖5万，我就奖10万，他可能奖20万。当然，政府和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关怀是值得提倡的，但我认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平台可能更重要。但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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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谢教授谈到了他的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创建时的情景。
学习力是一个团队发展的主要因素
“刚建所的时候，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眼科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和政府、医科院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教授如是介绍，“在我的思维里，一个团体可以不求大，但必须要深、要精。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医院的规模可以不大，但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才能寓无尽于有限。而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团队学习力的问题。”
谢教授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是33岁。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对年轻人的使用教授说应该鼓励他们冒尖，过多的条条框框会抑制青年人的创造力，孔孟之道虽然体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但它并非完美的学说。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他曾经把多名年轻医生送出国门培训，虽然花费不菲，但他觉得值，他还把年轻人送到管理岗位上，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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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谢教授：“你把他们送出去，不怕他们不回来吗？”他笑了，能看得出，那是非常自信的笑容。他是这样回答的：从财力上讲，可能我们不如国外先进的研究机构，但我能提供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每个周六，我们所都要开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让每一个人都谈谈过去的一周读过的论文，看过的病例，吸收的信息，经历的新奇、有意义的事，甚至小说都可以谈，大家畅所欲言。我每次出国，都要把一些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录下来，放给我的学生们听，这不仅仅是培养他们好的语感，更重要的是一种艺术和性情的熏陶。我们在商讨病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讨论，当然也包括反对意见，但最后定下来了，谁都得去执行，不能有丝毫马虎。我们对年轻人的赞美，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言谈中，让他们觉得那是在谈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是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中。学习力和团队精神的培养，是我们成功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奋斗的过程比院士更重要
谢教授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等他老了的时候，所有的头衔都可以不要，只保留一个“教育家”就足够了。从1965年毕业至今，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行当。对此教授这样解释：所有热闹的场景，过后都有一种虚无，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心里才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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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他在潍坊医学院干眼科时，10年只有他一个大夫。虽然角膜移植干出了些名堂，但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听不懂、说不出，那种尴尬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当他1986年获美国国家防盲研究会奖学金走出国门的时候，连自动售货机和可口可乐都没见过，正是因为这些，在以后几年的学习中，他都玩命地干，并被美国导师誉为平生见过的最能干的学生。
谢教授说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就是想学学语言，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当他首次代表中国医生参加国际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的手术时，看见人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就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回国后的十多年里，教授每年都要做1500多台手术，有时手术多了，中午都不休息。对此他开玩笑似地说，中午再睡觉就苍烟落照，从此湮没无闻了。
说实话，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临床医学的尖端技术并不差，但基础研究差，总体上不如人家。江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这正是在给我们的科研“垒平台”。这比物质奖励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丰富得多。
谈起今后的打算，谢教授的目光中充满了憧憬，他打算用政府的奖励再加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设一个基金，来致力于山东乃至全国的眼科发展研究，他想起院士评比结束后一位前辈的话——你现在是全国惟一的眼科院士，你不仅属于你的研究所、属于山东，你还属于全国。
评上院士的谢教授算是过来人，他很想对中国的年轻大夫们说几句话：中国的大夫要取得成绩，需要时间，需要在冷静、不急躁的整体氛围中健康成长，这是能不能蟾宫折桂的前提条件。或许，一个奋斗的过程远比把一个院士的头衔作为目标更为重要。, 百拇医药
——访全国著名眼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教授
采访谢立信教授的那天下午，济南南郊宾馆的宴会厅里挤满了我的同行，从他们的脸上，我当然能看出：记者，都无法拒绝现场的诱惑。这时的谢教授是理所当然的新闻人物，但在我看来，他和我们的关系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在接受大家的问候。落座以后，稍事寒喧，我就把准备好的问题递给了他，而教授的话语，就像窗外的落叶一样多，一样精彩，积淀着激情和信念。
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平台
我们的话题就从南郊宾馆开始。谢教授说那还是在1989年，他刚刚学成归国，也是在这儿，受到当时还是山东省省长的赵志浩同志的亲切接见。在合影的时候，赵省长特意把他安排在前排中间和自己挨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再也没有离开过山东这片土地。”回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一幕，谢教授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他说：“这次能够当选院士，首先是对我学术成就的认可。当年回国的时候，我没想到今天能够当选院士，更不是为了院士而回来，当时只是为了一种信念。有人曾经说过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然而，只要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我想这也是我能取得今天这些成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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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动的心情稍稍平整后，谢教授显现出理性的一面。他说，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一个平台，就拿山东来说吧，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医疗界直到今年才产生院士，这说明我们的尖子人才太缺乏，这于大省的地位太不相称了。
谢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九运会结束时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的话：山东是体育大省，但就是缺乏尖子，这不仅限制了山东体育走出国门，而且对其长远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俗话说：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那么照此说来，院士也宁有种乎？
“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机制问题，”谢教授如是分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不是缺乏天才，而是少了天才成长的土壤。在前些年，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重奖科技人才吧。你奖5万，我就奖10万，他可能奖20万。当然，政府和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关怀是值得提倡的，但我认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更上一层楼的平台可能更重要。但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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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谢教授谈到了他的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创建时的情景。
学习力是一个团队发展的主要因素
“刚建所的时候，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眼科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和政府、医科院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教授如是介绍，“在我的思维里，一个团体可以不求大，但必须要深、要精。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医院的规模可以不大，但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才能寓无尽于有限。而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团队学习力的问题。”
谢教授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平均年龄是33岁。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对年轻人的使用教授说应该鼓励他们冒尖，过多的条条框框会抑制青年人的创造力，孔孟之道虽然体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但它并非完美的学说。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他曾经把多名年轻医生送出国门培训，虽然花费不菲，但他觉得值，他还把年轻人送到管理岗位上，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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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谢教授：“你把他们送出去，不怕他们不回来吗？”他笑了，能看得出，那是非常自信的笑容。他是这样回答的：从财力上讲，可能我们不如国外先进的研究机构，但我能提供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每个周六，我们所都要开一个小型的研讨会，让每一个人都谈谈过去的一周读过的论文，看过的病例，吸收的信息，经历的新奇、有意义的事，甚至小说都可以谈，大家畅所欲言。我每次出国，都要把一些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录下来，放给我的学生们听，这不仅仅是培养他们好的语感，更重要的是一种艺术和性情的熏陶。我们在商讨病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讨论，当然也包括反对意见，但最后定下来了，谁都得去执行，不能有丝毫马虎。我们对年轻人的赞美，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言谈中，让他们觉得那是在谈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是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中。学习力和团队精神的培养，是我们成功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奋斗的过程比院士更重要
谢教授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等他老了的时候，所有的头衔都可以不要，只保留一个“教育家”就足够了。从1965年毕业至今，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行当。对此教授这样解释：所有热闹的场景，过后都有一种虚无，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心里才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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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他在潍坊医学院干眼科时，10年只有他一个大夫。虽然角膜移植干出了些名堂，但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听不懂、说不出，那种尴尬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当他1986年获美国国家防盲研究会奖学金走出国门的时候，连自动售货机和可口可乐都没见过，正是因为这些，在以后几年的学习中，他都玩命地干，并被美国导师誉为平生见过的最能干的学生。
谢教授说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就是想学学语言，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当他首次代表中国医生参加国际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的手术时，看见人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就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回国后的十多年里，教授每年都要做1500多台手术，有时手术多了，中午都不休息。对此他开玩笑似地说，中午再睡觉就苍烟落照，从此湮没无闻了。
说实话，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临床医学的尖端技术并不差，但基础研究差，总体上不如人家。江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这正是在给我们的科研“垒平台”。这比物质奖励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丰富得多。
谈起今后的打算，谢教授的目光中充满了憧憬，他打算用政府的奖励再加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设一个基金，来致力于山东乃至全国的眼科发展研究，他想起院士评比结束后一位前辈的话——你现在是全国惟一的眼科院士，你不仅属于你的研究所、属于山东，你还属于全国。
评上院士的谢教授算是过来人，他很想对中国的年轻大夫们说几句话：中国的大夫要取得成绩，需要时间，需要在冷静、不急躁的整体氛围中健康成长，这是能不能蟾宫折桂的前提条件。或许，一个奋斗的过程远比把一个院士的头衔作为目标更为重要。,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