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艾滋病，要“堵”更要“疏”
还记得大禹治水的故事吗？几千年前发大水，一开始是“堵”，结果一时水灾越闹越凶。而禹用“疏”的办法，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制服。把今天的艾滋病比作几千年前的洪水猛兽并不为过，我们该如何控制它呢？
中国的首例艾滋病发现于1985年，在那之前，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患者是一位来华旅游的美国人，他的AIDS患者身份是在死后才确认的。在得知他死于AIDS后，他生前所住的医院掀起了一阵恐慌：他住院期间所接触过的所有物品均被销毁，所有曾护理过他的护士都忧心忡忡，深恐自己已被传染，院内的所有人都在恐慌，在他们看来，似乎连空气都可以成为传播媒介。
超过60万感染者，只靠“堵”是不行了
从1985年到1994年，我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为云南的吸毒者和有过海外性经历的少数人。这就使我们长期把艾滋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吸毒和性乱联系起来，一段时间甚至把艾滋病称之为“爱资病”，并且贴上道德的标签，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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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中，对艾滋病进行围追堵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上策。艾滋病就应该在惩罚和镇压中斩草除根：严厉打击吸毒贩毒；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把随身携带避孕套当作卖淫嫖娼的罪证。这些“堵”的措施在“艾滋洪水”还不猛烈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厉的堵截和打击颇有成效。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艾滋病并没有如人所愿地销声匿迹。这些措施也使得那些另类丑陋的行为转入地下，变得更加肮脏和危险。一些人从事性服务，她们暗地里为了避免留下所谓的罪证而在性交时不使用避孕套；贪婪的吸毒者无法忍受毒瘾发作而不惜多人共用注射器。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员说，吸毒者毒瘾上来，哪怕在身体上割道口子也要把毒品放进去，更何况共用注射器。
1994年后，艾滋病迅速在全国扩散，专家估计当时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为3万，如今已超过60万。去年上半年，报告的感染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4%，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专家估计，如果没有妥善的控制措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将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可接近1000万人。更为可怕的是，艾滋病传播正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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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艾滋洪水”冲垮了堤坝，“堵”已经堵不住了。
“疏”，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走进21世纪，走进WTO的国人开始反思，并开始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开始“疏”。
9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采用“疏”的做法，在性活跃人群中广泛推广避孕套，在吸毒人群中开展“注射器交换计划”(即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向静脉药瘾者免费发放清洁注射器，倡导避免共用注射器)，已较有效地遏制了艾滋病的上升势头，在没有更有效的戒毒方法又面临艾滋病的传播时，这无疑可以有效地疏导“艾滋洪水”。反观中国，根据国情，我们除了严厉打击外，又该在艾滋病高发人群吸毒者中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呢？违法必究毋庸置疑，同时，探讨和运用“疏”的对策更有必要。
在某些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研究者们对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达成了一致，这就是严格筛选献血员，对血液及其制品进行严密筛查，广泛的开展性教育，尤其是在处于性活动十分活跃时期的青少年中，充分宣传安全性行为的意义，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由于目前性行为已成为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而只要在性活动中正确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绝大部分传染的发生，因此，各相关国家无不将对避孕套使用的推广作为防治艾滋病计划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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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也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疏”的重要性，认识到预防艾滋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部门的事，而是多领域多部门的共同职责。公安部门早已不把避孕套作为卖淫嫖娼的罪证；2001年11月13日～19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多领域、多部门的协调参与下，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国计划到2010年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之内。
然而，国家的态度摆正了，人们的心结还是“堵”着。
艾滋病近在咫尺，人们的心结“疏”开吧
人们的心结，在于对艾滋病的无知、偏见和没有根据的恐慌，以及由此产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冷漠和歧视，甚至一种可怕的仇恨。
人们皆知的“艾滋病村”——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是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1999年疫情曝光后，周围的人们开始把他们打入另类：他们的蔬菜没人买，子女嫁不出去，村民打工没人要。那里的村民开始扬言报复社会，到2000年夏天，上蔡县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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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医师黄宝童听了这个流言，感到非常可笑。他说，艾滋病，实际上是一种体液(血液、精液)传播的疾病，空气、饮食和(无伤的)皮肤接触都不会传播。即使艾滋病人的血液在西瓜里，艾滋病毒也不可能通过消化道传播。这个流言能引起极大的恐慌源自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片面。
山东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傅继华说，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只有三个：同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没有正确使用避孕套)；接受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以及母婴传播。艾滋病毒一旦离开血液和体液，在自然环境中抵抗力很弱，不具备传染性。
普通人只有正确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才能正视进而善待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关专家提醒，宣传教育是防治艾滋病的最佳办法。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发出呼吁：知识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疫苗。各国政府要通过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向他们提供与艾滋病作斗争的最好武器。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二○○一至二○○五年)》对提高公众预防意识、改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医疗服务等工作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全国70%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诊断、治疗、咨询与预防保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为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诊断、治疗、咨询与预防保健服务。全国至少有50%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能在社区和家庭获得医疗和生活照顾。
到2005年底，全民预防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在城市达到75%以上，在农村达到45%以上，在高危行为人群中达到80%以上。愿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能让人们已经“堵”了很久的心结早日“疏”开。, http://www.100md.com
中国的首例艾滋病发现于1985年，在那之前，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患者是一位来华旅游的美国人，他的AIDS患者身份是在死后才确认的。在得知他死于AIDS后，他生前所住的医院掀起了一阵恐慌：他住院期间所接触过的所有物品均被销毁，所有曾护理过他的护士都忧心忡忡，深恐自己已被传染，院内的所有人都在恐慌，在他们看来，似乎连空气都可以成为传播媒介。
超过60万感染者，只靠“堵”是不行了
从1985年到1994年，我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为云南的吸毒者和有过海外性经历的少数人。这就使我们长期把艾滋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吸毒和性乱联系起来，一段时间甚至把艾滋病称之为“爱资病”，并且贴上道德的标签，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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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中，对艾滋病进行围追堵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上策。艾滋病就应该在惩罚和镇压中斩草除根：严厉打击吸毒贩毒；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把随身携带避孕套当作卖淫嫖娼的罪证。这些“堵”的措施在“艾滋洪水”还不猛烈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严厉的堵截和打击颇有成效。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艾滋病并没有如人所愿地销声匿迹。这些措施也使得那些另类丑陋的行为转入地下，变得更加肮脏和危险。一些人从事性服务，她们暗地里为了避免留下所谓的罪证而在性交时不使用避孕套；贪婪的吸毒者无法忍受毒瘾发作而不惜多人共用注射器。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员说，吸毒者毒瘾上来，哪怕在身体上割道口子也要把毒品放进去，更何况共用注射器。
1994年后，艾滋病迅速在全国扩散，专家估计当时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为3万，如今已超过60万。去年上半年，报告的感染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4%，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专家估计，如果没有妥善的控制措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将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可接近1000万人。更为可怕的是，艾滋病传播正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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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艾滋洪水”冲垮了堤坝，“堵”已经堵不住了。
“疏”，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走进21世纪，走进WTO的国人开始反思，并开始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开始“疏”。
9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采用“疏”的做法，在性活跃人群中广泛推广避孕套，在吸毒人群中开展“注射器交换计划”(即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向静脉药瘾者免费发放清洁注射器，倡导避免共用注射器)，已较有效地遏制了艾滋病的上升势头，在没有更有效的戒毒方法又面临艾滋病的传播时，这无疑可以有效地疏导“艾滋洪水”。反观中国，根据国情，我们除了严厉打击外，又该在艾滋病高发人群吸毒者中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呢？违法必究毋庸置疑，同时，探讨和运用“疏”的对策更有必要。
在某些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研究者们对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达成了一致，这就是严格筛选献血员，对血液及其制品进行严密筛查，广泛的开展性教育，尤其是在处于性活动十分活跃时期的青少年中，充分宣传安全性行为的意义，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由于目前性行为已成为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而只要在性活动中正确使用避孕套就可以防止绝大部分传染的发生，因此，各相关国家无不将对避孕套使用的推广作为防治艾滋病计划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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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也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疏”的重要性，认识到预防艾滋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部门的事，而是多领域多部门的共同职责。公安部门早已不把避孕套作为卖淫嫖娼的罪证；2001年11月13日～19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在多领域、多部门的协调参与下，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国计划到2010年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之内。
然而，国家的态度摆正了，人们的心结还是“堵”着。
艾滋病近在咫尺，人们的心结“疏”开吧
人们的心结，在于对艾滋病的无知、偏见和没有根据的恐慌，以及由此产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冷漠和歧视，甚至一种可怕的仇恨。
人们皆知的“艾滋病村”——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是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1999年疫情曝光后，周围的人们开始把他们打入另类：他们的蔬菜没人买，子女嫁不出去，村民打工没人要。那里的村民开始扬言报复社会，到2000年夏天，上蔡县流传这样的话：“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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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医师黄宝童听了这个流言，感到非常可笑。他说，艾滋病，实际上是一种体液(血液、精液)传播的疾病，空气、饮食和(无伤的)皮肤接触都不会传播。即使艾滋病人的血液在西瓜里，艾滋病毒也不可能通过消化道传播。这个流言能引起极大的恐慌源自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片面。
山东省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傅继华说，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只有三个：同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没有正确使用避孕套)；接受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以及母婴传播。艾滋病毒一旦离开血液和体液，在自然环境中抵抗力很弱，不具备传染性。
普通人只有正确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才能正视进而善待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关专家提醒，宣传教育是防治艾滋病的最佳办法。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发出呼吁：知识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疫苗。各国政府要通过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向他们提供与艾滋病作斗争的最好武器。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二○○一至二○○五年)》对提高公众预防意识、改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医疗服务等工作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全国70%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诊断、治疗、咨询与预防保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为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诊断、治疗、咨询与预防保健服务。全国至少有50%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能在社区和家庭获得医疗和生活照顾。
到2005年底，全民预防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在城市达到75%以上，在农村达到45%以上，在高危行为人群中达到80%以上。愿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能让人们已经“堵”了很久的心结早日“疏”开。,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