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治理才是出路
一段时间来，媒体接连报道了多起中小学男教师强奸猥亵女学生的案件，人们纷纷把目光关注在管理体制和教育方式上。而本文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教师的心理问题和性教育、家庭教育的问题，提出——综合治理才是出路
一段时间来，媒体接连报道了多起中小学男教师强奸猥亵女学生的案件，最近沈阳某小学教师程世俊公然在课堂上强奸女学生案曝光后，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先是有人提出要尽快制定一部《校园法》；然后有人指出，长期以来“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这一核心理念无形中帮助教师树立了过高的权威地位(《南方周末》5月22日)，而现在的自上而下式的学校管理体制使得“老师就是学校的统治者”，“导致学生没有意识、没有勇气发出质疑的声音，导致了学生变得胆小和怯弱”，因此“要想彻底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必须从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入手”(《南方都市报》5月17日)；现在又有人说要制衡老师，要大声告诉孩子们有对老师说“不”的权利，要组织“我们自己的学生权利保护委员会”(《南方都市报》6月2日)。笔者以为，立法或许是必要的，但不是当务之急；管理体制和方式固然有欠妥之处，绝对的“师道尊严”也必须要批判，却非问题症结之所在——“师道尊严”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亦与新中国同龄，为什么案件都集中在近几年？笔者以为，在寻找解决之法以前，我们实在有必要来分析一下案件发生的原因。
, 百拇医药
首先，所有这些案件中的教师，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变态甚至恋童癖嫌疑。
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性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促使他们寻找与自己年龄相近的性伴侣，但性变态者的性价值取向发生严重偏差，他们不按常理决定自己的性发泄对象。以儿童为性发泄对象的人，往往有着严重的自卑心理——这导致他们缺乏与同龄异性交往的勇气，最终通过对儿童发泄性欲来获得征服感和满足感。而且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往往拥有双重人格，他们在不同的时机与场合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通俗地说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从报道中看，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在同事眼里基本上都属于不善交际、不惹是生非的人，很难与“禽兽”联系起来——沈阳一案中的程世俊在学生时代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母亲说他“从没撒过谎”，在同学眼里是“最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而且“从没见他与哪个女生‘打得火热’”。(《法制日报》5月29日)
我们一直关注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却经常忽视个体的心理健康——在绝大多数行业，入行前没有心理遴选，入行后没有心理监测。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的道德教育对心理变态者的效果几乎为零，而心理的异常除了专业的心理测量，旁人是很难发现的，这使得现有的行政管理措施难以防患于未然。
, 百拇医药
其次，这是以往的性教育缺失和滞后结下的恶果。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期正值他们的青春期，大量健康的、不健康的性信息已经在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但正规的性教育却严重缺位，这使得他们的性价值取向在萌动期即出现偏差，愈演愈烈之后终酿大祸。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受害学生的身上，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她们根本不知道所遭受的是性侵害，也无法正确地表述，从而无从抗拒与防范——一名遭老师性侵害的小学生在事后对父母说：“老师往我的尿里尿尿。”家长听了一头雾水，以为是小孩胡说而未予理会，结果导致侵害的继续升级与扩散。
前段时间，媒体就在中小学生中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时机、程度和利弊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反对的人们总有万千理由，但性侵害却已经真真切切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始了。
再次，案件的初次发生虽然具有不可预见性，但罪恶得以继续却缘于家长与子女的交流严重不足。学校、老师在学生心中有着权威地位，而这种等级观念的形成却是社会、学校以及家庭教育的共同结果。有人戏言，中国人在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后听领导的，从来就不能听自己的。可以说，没有反抗意识，不仅仅是学生中才存在的问题。我们抨击现在的学校管理体制导致学生“没有意识、更没有勇气发出质疑的声音”，可又有几个家庭给予了孩子平等的发言权？我们不能指望在家庭专制下成长的孩子能在学校成为民主的践行者。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的、经常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家长对前述恶性事件的及时发现，更有利于孩子独立、健康的人格形成，使民主的种子有生根发芽之地。
笔者以为，要真正避免类似惨剧的继续上演，必须走综合防治之路——加强教师队伍的心理遴选和日常的心理监测(早期发现心理异常者并及时进行心理治疗)、学生(儿童)的性教育(使之具有识别能力以增强自我保护)以及家长与孩子的交流(及时发现罪恶并阻止其进一步发展)，共同织成一张强大的防护网，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一军医大学 梁剑芳, 百拇医药(梁剑芳 )
一段时间来，媒体接连报道了多起中小学男教师强奸猥亵女学生的案件，最近沈阳某小学教师程世俊公然在课堂上强奸女学生案曝光后，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先是有人提出要尽快制定一部《校园法》；然后有人指出，长期以来“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这一核心理念无形中帮助教师树立了过高的权威地位(《南方周末》5月22日)，而现在的自上而下式的学校管理体制使得“老师就是学校的统治者”，“导致学生没有意识、没有勇气发出质疑的声音，导致了学生变得胆小和怯弱”，因此“要想彻底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必须从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入手”(《南方都市报》5月17日)；现在又有人说要制衡老师，要大声告诉孩子们有对老师说“不”的权利，要组织“我们自己的学生权利保护委员会”(《南方都市报》6月2日)。笔者以为，立法或许是必要的，但不是当务之急；管理体制和方式固然有欠妥之处，绝对的“师道尊严”也必须要批判，却非问题症结之所在——“师道尊严”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亦与新中国同龄，为什么案件都集中在近几年？笔者以为，在寻找解决之法以前，我们实在有必要来分析一下案件发生的原因。
, 百拇医药
首先，所有这些案件中的教师，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变态甚至恋童癖嫌疑。
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性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促使他们寻找与自己年龄相近的性伴侣，但性变态者的性价值取向发生严重偏差，他们不按常理决定自己的性发泄对象。以儿童为性发泄对象的人，往往有着严重的自卑心理——这导致他们缺乏与同龄异性交往的勇气，最终通过对儿童发泄性欲来获得征服感和满足感。而且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往往拥有双重人格，他们在不同的时机与场合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通俗地说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从报道中看，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在同事眼里基本上都属于不善交际、不惹是生非的人，很难与“禽兽”联系起来——沈阳一案中的程世俊在学生时代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母亲说他“从没撒过谎”，在同学眼里是“最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而且“从没见他与哪个女生‘打得火热’”。(《法制日报》5月29日)
我们一直关注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却经常忽视个体的心理健康——在绝大多数行业，入行前没有心理遴选，入行后没有心理监测。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的道德教育对心理变态者的效果几乎为零，而心理的异常除了专业的心理测量，旁人是很难发现的，这使得现有的行政管理措施难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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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是以往的性教育缺失和滞后结下的恶果。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期正值他们的青春期，大量健康的、不健康的性信息已经在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但正规的性教育却严重缺位，这使得他们的性价值取向在萌动期即出现偏差，愈演愈烈之后终酿大祸。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受害学生的身上，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她们根本不知道所遭受的是性侵害，也无法正确地表述，从而无从抗拒与防范——一名遭老师性侵害的小学生在事后对父母说：“老师往我的尿里尿尿。”家长听了一头雾水，以为是小孩胡说而未予理会，结果导致侵害的继续升级与扩散。
前段时间，媒体就在中小学生中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时机、程度和利弊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反对的人们总有万千理由，但性侵害却已经真真切切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始了。
再次，案件的初次发生虽然具有不可预见性，但罪恶得以继续却缘于家长与子女的交流严重不足。学校、老师在学生心中有着权威地位，而这种等级观念的形成却是社会、学校以及家庭教育的共同结果。有人戏言，中国人在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后听领导的，从来就不能听自己的。可以说，没有反抗意识，不仅仅是学生中才存在的问题。我们抨击现在的学校管理体制导致学生“没有意识、更没有勇气发出质疑的声音”，可又有几个家庭给予了孩子平等的发言权？我们不能指望在家庭专制下成长的孩子能在学校成为民主的践行者。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的、经常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家长对前述恶性事件的及时发现，更有利于孩子独立、健康的人格形成，使民主的种子有生根发芽之地。
笔者以为，要真正避免类似惨剧的继续上演，必须走综合防治之路——加强教师队伍的心理遴选和日常的心理监测(早期发现心理异常者并及时进行心理治疗)、学生(儿童)的性教育(使之具有识别能力以增强自我保护)以及家长与孩子的交流(及时发现罪恶并阻止其进一步发展)，共同织成一张强大的防护网，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一军医大学 梁剑芳, 百拇医药(梁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