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调查：“便衣”蹲点抓医药代表遭质疑 医院：拒绝医药代表进入 药厂：为何脏水和孩
“医药代表现在见医生一面真不容易，医生不敢见我们。工作组蹲点不知何时结束，全国媒体都在捕捉敏感事件，7月，对于药厂来说，不好过。”一家药厂的中层负责人对记者说。
据了解，卫生部5月开始实施的“纠正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专项方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治理红包和回扣。北京、上海等地的医院纷纷出台规定，并“鼓励举报”，查实一次，责令暂停工作；重犯者，吊销执业证书。医院目前万分小心，很多医院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拒绝医药代表入内”。但让厂家和医药代表恐慌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医院里新添的“便衣”，这些便衣其实是进驻医院的来自政府部门的检查组成员，他们专门抓进入医院各科室的医药代表。之所以称为“便衣”，是因为工作组成员工作隐秘，据说已经有医药代表“中招”，被顺藤摸瓜，找到了药厂。
另一位知情者则向记者表示：“有关部门可能酝酿将‘拒绝医药代表进入医院’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传闻属实，此事就值得商榷。”医药代表是否是回扣的根源？医药代表不与医生见面能否使医疗机构恢复廉洁？医药代表这个职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医院里“便衣”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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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抓医药代表
“眼下医药代表在医院里的工作非常难做，因为院方或者卫生部门的工作组成员在医院里进行监督检查。”知情者告诉记者。最令医药代表恐慌的是，这些成员看上去与患者无异，像“便衣警察”一样隐秘，连医生也分不清楚，便衣对重点科室出现的某个销量好的药品特别“关注”。
浙江瑞安的“医生集体受贿”事件尚在争论之中，南京又出现了“工商部门接到举报，查处广东某医药公司行贿案”，在重庆发生了“教授违规接触医药代表被医院解除劳动合同”，而贵州人民医院则“与所有药品供应企业签订协议，严禁医药代表进入医院促销”。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制药巨头默沙东公司正在遭受公关危机的“裁员风波”，也与其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交往有着密切关系。
据了解，在医院，目前从院长到普通医生，全都“避嫌”，惟恐和医药代表发生联系，新的医生一听“医药代表”立刻会拒绝，熟悉的医生会想方设法避开与医药代表见面，因为“出了事，你说也说不清。”而医药代表一旦被“便衣”抓住，就会发生搜包等行为，“要命的是‘顺藤摸瓜’，找到生产企业，找到有关处室。一旦被媒体曝光，你就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这位人士有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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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业内人士担心：药品推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哪个商品不需要推广宣传？政府如此强硬地对待这个行业，会引致公众也产生抵制心理，连正常的药品推介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工作难以开展，舆论压力巨大，会使医药代表人才大量流失。 医药代表在国外受人尊重
在国内却令人头痛
全国有多少医药代表？一个估测的数字是“中国总数5000万人的营销人员中，医药营销人员占了其中的5%”，即250万人。记者在googke上输入“医药代表”，出现了52万余条搜索结果。记者按照次序查阅了数十篇有关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报道。医药代表目前几乎成了“回扣”的代名词。
“医药代表是一种‘垃圾快餐’式工作，没有什么前途，这个工作的生命周期短暂，刚入行的医药代表，来自社会和工作的压力巨大，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员流动较为频繁。”一位曾做过3个月医药代表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专业是化学，前年毕业的时候，他通过一家药企的3次考试成为了一名医药代表，经过培训后，便跟着老员工“做”医院，“拜访”医生、提单子、“培训”医生、“统方”、结算“开发费”、按月给医生“临床观察费”。很快他便厌烦了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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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医药代表在国外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由具备医药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他们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到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但到中国就变了味儿。在某些医生的诊室里，据说“看病的挤不过卖药的，”医药代表看着医生开处方，一天天地泡在医院里。
北京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周彦平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精通医药行业的资深咨询师之一，他在从事咨询行业之前，曾是一家大型国有医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给记者分析了医药代表的产生及发展脉络。医药代表在国际上很早便有，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杨森、施贵宝等外资药企的进驻，将这种做法带入中国。“当时的医药代表不是现在这种状态。”周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医药生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缺医少药，“医院要送礼才能从医药公司拿到药物”；到了90年代，购销体系初步放开，各地纷纷建起药厂，“当县长开药厂”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火爆场面，很快药品生产低水平地满足了需求，并出现过剩，毫无差异性的产品怎么卖出去？此时，最先进驻中国的外资药企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医药代表，当他们再次回流入国企、民企之后，这个职业的性质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一笔回扣到底是谁给医生的”已经难以考证。这种“立竿见影”的营销模式很快得到了企业的青睐，包括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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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朋友找到一位某药厂的区域经理，他是从医药代表一步步做起来的。“没有办法，别的公司也这样做，你不来医院，他来医院。”至于工作的时候“考不考虑会给患者带来额外负担”，他表示“已经麻木了，这就是国内的现实”。据他介绍，在门诊拜访医生，有时候也会遇见其他厂家的医药代表，他们之间关系比较融洽，有时候他们也开玩笑“一齐罢工，谁也不做了，这样比较公平”。 医药代表一概拒之门外
是“脏水孩子一起泼”？
“如果政府将‘严禁医药代表进入医院’形成文字，无异于‘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某跨国制药集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位人士坦承：“目前确实有一些企业借医药代表之名，行‘不实之事’，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医药代表的名声，违背了医药代表的行为准则。但是绝非所有的医药代表进医院都是‘送钱’。”
这位人士坦言，目前医药代表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的滞后，医药代表在十几年前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或者媒体和政府可以去调查，以前的医药代表和现在的医药代表有什么差别？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医药代表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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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跨国医药巨头企业的人士则向记者表示：“医生也有了解新知识的需求，一种新的药物上市，有一摞临床资料，医药代表是医生获悉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她认为，目前“信用”二字在医药行业极度缺乏，病人与医生之间缺乏信任，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也缺乏信任，对医药代表的高压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政府决策应该尊重市场。据了解，美国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73%来源于医药厂家；而国内市场调研也发现，医生对新药知识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医药代表的介绍和厂家的宣传。 回扣不仅仅来自药品
封杀医药代表难保医院清廉
“作为一名医生，我尊重医药代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刘昕曜表示，不是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国内的医药代表需要培训和加强自律。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在国外非常正当，而且国内也少不了医药代表，他们可为医生提供新的用药信息。
“这种措施可能在形式上会使回扣交易暂时有所收敛，但很难解决根本问题，目前医院的回扣不仅仅来自药品，仪器检查、化验所用的试剂都有回扣。”朝阳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医药代表即使不来医院，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医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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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平对此也持保留态度：“医药代表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是医疗体制原因造成的。”
他表示，“在我国，国家允许医院给加价15%免税销售药品，药品差价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回扣产生的重要条件。” 周彦平分析。如此看来，似乎“医药分业”是解决办法，但是包括周彦平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近期内医药分业很难实现”，其重要原因就是医院虽然属于国家企事业单位，但财政补贴并不到位、医疗技术服务收费(如手术费)难及成本，医院要想生存，就不得不依靠药品差价和仪器检查费。
“目前媒体和舆论更多地把焦点锁定在药品回扣上，但仪器检查费、试剂回扣是更令人吃惊的一块，普通公众难以了解医疗界深层次的问题。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牵涉多个利益层面：医疗保障体制和医疗商业保险如何完善，公立医院补贴机制如何建立，医生收入如何调整，医药分业可不可行等等。即使拿掉药品回扣，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周彦平强调。
“政府应该加以引导，使公众明白其中的问题与症结，不断地稳步深入进行改革，而不是只将矛头指向医院与医生，这样只会加深医患矛盾，不利于良性医疗秩序的建立，也不利于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如果出于迅速缓解公愤的目的而制定某项政策，可能这样的政策难以持久。”中华医院管理协会的一位专家如此评价。 J082商报记者 李国君/文并摄 声 音 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刘昕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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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代表不应该只是推销员，而应该是信息的传递者，是产品的专家。医药代表所担负的职责决定，其应具有医学、药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的专业知识。医药代表在国外是非常正当的职业，国内也少不了医药代表。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医生离不开药品，这是他们用以攻克疾病的武器之一，而医药代表正是为医生提供这些武器和信息的中介者，市场经济到哪里都需要中介者的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刘贞贤认为： 树立医药代表的良好形象，不只是医药代表自己的事，要靠全社会的努力。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有严格而具体的行业自律措施，建立中国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势在必行。研制开发制药企业协会的42家会员公司联合在京推出《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就是企业自律行为。如果某公司的医药代表违反了《准则》，公司老总间就会相互提醒，如果提醒得不到解决，就会提到协会去协调。虽然《准则》中没有罚款的规定，但这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大家都想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东盛集团副总裁关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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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代表的工作方式并非只有“拜访医生”一种，他们可以协助企业举办产品发布会、举办学术活动及进行售后临床服务等方式，来加强与医生的沟通。不进医院，医药代表的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医生得到药物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医药代表，但医生还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比如有关文献报道、学术交流活动等。 浙江康恩贝医药营销公司总经理曹旭东认为：
作为企业更应加强自律，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倡导以正常渠道和方式开展工作，为遏制药品回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康恩贝每年都举行一次大型的学术推广活动来配合医药代表的工作，去年举行了抗生素合理应用知识竞赛，今年又会同有关方面成功举办了药物制剂国际论坛，真正的学术活动总是受欢迎的。 吴太集团策划部经理耿光明认为：
回扣不仅侵害了患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通过规范使企业能够做正常的药品推介，对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抵制的是不正之风，而不是制药企业的正常工作。所以，走正当渠道推广产品，与医院建立正常和谐的关系，让医生了解自己的产品优势，对医药企业很关键，也应该是面对医院进行药品营销的正确之路。根据公开资料 整理 J082, 百拇医药
据了解，卫生部5月开始实施的“纠正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专项方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治理红包和回扣。北京、上海等地的医院纷纷出台规定，并“鼓励举报”，查实一次，责令暂停工作；重犯者，吊销执业证书。医院目前万分小心，很多医院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拒绝医药代表入内”。但让厂家和医药代表恐慌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医院里新添的“便衣”，这些便衣其实是进驻医院的来自政府部门的检查组成员，他们专门抓进入医院各科室的医药代表。之所以称为“便衣”，是因为工作组成员工作隐秘，据说已经有医药代表“中招”，被顺藤摸瓜，找到了药厂。
另一位知情者则向记者表示：“有关部门可能酝酿将‘拒绝医药代表进入医院’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传闻属实，此事就值得商榷。”医药代表是否是回扣的根源？医药代表不与医生见面能否使医疗机构恢复廉洁？医药代表这个职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医院里“便衣”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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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抓医药代表
“眼下医药代表在医院里的工作非常难做，因为院方或者卫生部门的工作组成员在医院里进行监督检查。”知情者告诉记者。最令医药代表恐慌的是，这些成员看上去与患者无异，像“便衣警察”一样隐秘，连医生也分不清楚，便衣对重点科室出现的某个销量好的药品特别“关注”。
浙江瑞安的“医生集体受贿”事件尚在争论之中，南京又出现了“工商部门接到举报，查处广东某医药公司行贿案”，在重庆发生了“教授违规接触医药代表被医院解除劳动合同”，而贵州人民医院则“与所有药品供应企业签订协议，严禁医药代表进入医院促销”。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制药巨头默沙东公司正在遭受公关危机的“裁员风波”，也与其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交往有着密切关系。
据了解，在医院，目前从院长到普通医生，全都“避嫌”，惟恐和医药代表发生联系，新的医生一听“医药代表”立刻会拒绝，熟悉的医生会想方设法避开与医药代表见面，因为“出了事，你说也说不清。”而医药代表一旦被“便衣”抓住，就会发生搜包等行为，“要命的是‘顺藤摸瓜’，找到生产企业，找到有关处室。一旦被媒体曝光，你就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这位人士有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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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业内人士担心：药品推介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哪个商品不需要推广宣传？政府如此强硬地对待这个行业，会引致公众也产生抵制心理，连正常的药品推介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工作难以开展，舆论压力巨大，会使医药代表人才大量流失。 医药代表在国外受人尊重
在国内却令人头痛
全国有多少医药代表？一个估测的数字是“中国总数5000万人的营销人员中，医药营销人员占了其中的5%”，即250万人。记者在googke上输入“医药代表”，出现了52万余条搜索结果。记者按照次序查阅了数十篇有关报道，几乎都是负面报道。医药代表目前几乎成了“回扣”的代名词。
“医药代表是一种‘垃圾快餐’式工作，没有什么前途，这个工作的生命周期短暂，刚入行的医药代表，来自社会和工作的压力巨大，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员流动较为频繁。”一位曾做过3个月医药代表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专业是化学，前年毕业的时候，他通过一家药企的3次考试成为了一名医药代表，经过培训后，便跟着老员工“做”医院，“拜访”医生、提单子、“培训”医生、“统方”、结算“开发费”、按月给医生“临床观察费”。很快他便厌烦了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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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医药代表在国外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由具备医药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医药代表的工作性质就像是一个纽带，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他们把药厂的最新研发动态带入到医院，再把医生用药的临床状况反映给药厂，例如药物的不良反应信息和治疗范围的变化等。但到中国就变了味儿。在某些医生的诊室里，据说“看病的挤不过卖药的，”医药代表看着医生开处方，一天天地泡在医院里。
北京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周彦平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精通医药行业的资深咨询师之一，他在从事咨询行业之前，曾是一家大型国有医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给记者分析了医药代表的产生及发展脉络。医药代表在国际上很早便有，是一种正当的职业。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杨森、施贵宝等外资药企的进驻，将这种做法带入中国。“当时的医药代表不是现在这种状态。”周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医药生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缺医少药，“医院要送礼才能从医药公司拿到药物”；到了90年代，购销体系初步放开，各地纷纷建起药厂，“当县长开药厂”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火爆场面，很快药品生产低水平地满足了需求，并出现过剩，毫无差异性的产品怎么卖出去？此时，最先进驻中国的外资药企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医药代表，当他们再次回流入国企、民企之后，这个职业的性质悄然发生了变化，“第一笔回扣到底是谁给医生的”已经难以考证。这种“立竿见影”的营销模式很快得到了企业的青睐，包括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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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朋友找到一位某药厂的区域经理，他是从医药代表一步步做起来的。“没有办法，别的公司也这样做，你不来医院，他来医院。”至于工作的时候“考不考虑会给患者带来额外负担”，他表示“已经麻木了，这就是国内的现实”。据他介绍，在门诊拜访医生，有时候也会遇见其他厂家的医药代表，他们之间关系比较融洽，有时候他们也开玩笑“一齐罢工，谁也不做了，这样比较公平”。 医药代表一概拒之门外
是“脏水孩子一起泼”？
“如果政府将‘严禁医药代表进入医院’形成文字，无异于‘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某跨国制药集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位人士坦承：“目前确实有一些企业借医药代表之名，行‘不实之事’，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医药代表的名声，违背了医药代表的行为准则。但是绝非所有的医药代表进医院都是‘送钱’。”
这位人士坦言，目前医药代表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的滞后，医药代表在十几年前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或者媒体和政府可以去调查，以前的医药代表和现在的医药代表有什么差别？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医药代表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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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跨国医药巨头企业的人士则向记者表示：“医生也有了解新知识的需求，一种新的药物上市，有一摞临床资料，医药代表是医生获悉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她认为，目前“信用”二字在医药行业极度缺乏，病人与医生之间缺乏信任，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也缺乏信任，对医药代表的高压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政府决策应该尊重市场。据了解，美国临床医生的新药知识73%来源于医药厂家；而国内市场调研也发现，医生对新药知识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医药代表的介绍和厂家的宣传。 回扣不仅仅来自药品
封杀医药代表难保医院清廉
“作为一名医生，我尊重医药代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刘昕曜表示，不是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国内的医药代表需要培训和加强自律。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在国外非常正当，而且国内也少不了医药代表，他们可为医生提供新的用药信息。
“这种措施可能在形式上会使回扣交易暂时有所收敛，但很难解决根本问题，目前医院的回扣不仅仅来自药品，仪器检查、化验所用的试剂都有回扣。”朝阳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医药代表即使不来医院，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医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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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平对此也持保留态度：“医药代表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是医疗体制原因造成的。”
他表示，“在我国，国家允许医院给加价15%免税销售药品，药品差价是医院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回扣产生的重要条件。” 周彦平分析。如此看来，似乎“医药分业”是解决办法，但是包括周彦平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近期内医药分业很难实现”，其重要原因就是医院虽然属于国家企事业单位，但财政补贴并不到位、医疗技术服务收费(如手术费)难及成本，医院要想生存，就不得不依靠药品差价和仪器检查费。
“目前媒体和舆论更多地把焦点锁定在药品回扣上，但仪器检查费、试剂回扣是更令人吃惊的一块，普通公众难以了解医疗界深层次的问题。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牵涉多个利益层面：医疗保障体制和医疗商业保险如何完善，公立医院补贴机制如何建立，医生收入如何调整，医药分业可不可行等等。即使拿掉药品回扣，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周彦平强调。
“政府应该加以引导，使公众明白其中的问题与症结，不断地稳步深入进行改革，而不是只将矛头指向医院与医生，这样只会加深医患矛盾，不利于良性医疗秩序的建立，也不利于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如果出于迅速缓解公愤的目的而制定某项政策，可能这样的政策难以持久。”中华医院管理协会的一位专家如此评价。 J082商报记者 李国君/文并摄 声 音 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刘昕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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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代表不应该只是推销员，而应该是信息的传递者，是产品的专家。医药代表所担负的职责决定，其应具有医学、药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的专业知识。医药代表在国外是非常正当的职业，国内也少不了医药代表。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医生离不开药品，这是他们用以攻克疾病的武器之一，而医药代表正是为医生提供这些武器和信息的中介者，市场经济到哪里都需要中介者的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刘贞贤认为： 树立医药代表的良好形象，不只是医药代表自己的事，要靠全社会的努力。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有严格而具体的行业自律措施，建立中国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势在必行。研制开发制药企业协会的42家会员公司联合在京推出《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就是企业自律行为。如果某公司的医药代表违反了《准则》，公司老总间就会相互提醒，如果提醒得不到解决，就会提到协会去协调。虽然《准则》中没有罚款的规定，但这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大家都想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东盛集团副总裁关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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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代表的工作方式并非只有“拜访医生”一种，他们可以协助企业举办产品发布会、举办学术活动及进行售后临床服务等方式，来加强与医生的沟通。不进医院，医药代表的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医生得到药物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医药代表，但医生还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比如有关文献报道、学术交流活动等。 浙江康恩贝医药营销公司总经理曹旭东认为：
作为企业更应加强自律，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倡导以正常渠道和方式开展工作，为遏制药品回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康恩贝每年都举行一次大型的学术推广活动来配合医药代表的工作，去年举行了抗生素合理应用知识竞赛，今年又会同有关方面成功举办了药物制剂国际论坛，真正的学术活动总是受欢迎的。 吴太集团策划部经理耿光明认为：
回扣不仅侵害了患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通过规范使企业能够做正常的药品推介，对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抵制的是不正之风，而不是制药企业的正常工作。所以，走正当渠道推广产品，与医院建立正常和谐的关系，让医生了解自己的产品优势，对医药企业很关键，也应该是面对医院进行药品营销的正确之路。根据公开资料 整理 J082,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