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研发”模式呼之欲出
产业化是一种高集成度市场化的模式。通常，一个领域的产业化，表面上意味着市场操作手段的全面介入以及经济效益的终极衡量，但其背后，还暗示着生产结构优化以及成本最小化等经营观念的改变。
是否成功地实现产业化，其实就是衡量一个领域是否成功地完成市场化的指标。
生物技术领域多年来一直不断进行着产业化的尝试。目前的情况是，生物芯片已经成为股市大盘中的潜力股、绩优股，甚至是龙头股，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依然更多地停留在概念股的阶段。
问题出在产业化模式本身。
就我国多数传统生产领域而言，它们的产业化概念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经营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直接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以规模化完善产业链，这是最主要最传统的产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兼容性强，可以有效保证生产的连续性；生产物的标准化。但它的缺点是准备阶段过长，牵扯头绪过多而缺乏机动性，对于求新求变的新兴行业而言，并不适用。
北京中关村一直流传着“3个企业家+3个科学家=3个著名企业”的故事。当年，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张玉峰找到王选、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分别开发出联想汉卡、方正激光照排、四通打字机。后来，联想、方正、四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计算机企业，托起中国的IT产业。这个故事讲的是产业化的第二种模式，即新经济时代“知本+资本”的风险投资模式。高速度带来高效益，短期资本介入以及运转环节简化是这种高速的必要前提。
与IT产业相比，同属高科产业的生物芯片的生产增加了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此时，资本已退居运作层面。以生命科学为核心，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否顺利对接和有效运作，成为可行性的关键。比如说，基因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直接得益于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和照相平板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引入。芯片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就其制作涉及的每项技术而言，我国已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如何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是我国发展生物芯片的难点，对我国精密机械、微加工等相关工业技术则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在这种状况下，试图以传统的产业链模式，或者新经济的风险投资模式来完成生物芯片的产业化，自然困难重重。生物技术的产业化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同时完成相关的标准、材料、技术、资金、研发方向等因素的组合运作，而上述两种模式均无法满足这种高度集成化的要求。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产业化的科研机构。这种科研机构类似国外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心，与企业与市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可以用最单纯的市场手段，解决在生物芯片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人才、标准、跨学科合作、技术应用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
这就是产业化的第三种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超研发”模式。超研发是多学科交叉领域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它得以跳脱传统经济学原理所描述的生产结构，而将目光直指市场价值的最高端，同时为随之而来的风险投资的进入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而目前我国民间研究机构力量的极度薄弱的情况，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成为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高新科技产业化的不利因素。就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生物芯片的生产真的如预测那样成为人类技术革命的第四次浪潮，那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也许就是计划体制遗留下的旧的科研体制。
文/石竹(石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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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领域多年来一直不断进行着产业化的尝试。目前的情况是，生物芯片已经成为股市大盘中的潜力股、绩优股，甚至是龙头股，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依然更多地停留在概念股的阶段。
问题出在产业化模式本身。
就我国多数传统生产领域而言，它们的产业化概念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经营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直接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以规模化完善产业链，这是最主要最传统的产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兼容性强，可以有效保证生产的连续性；生产物的标准化。但它的缺点是准备阶段过长，牵扯头绪过多而缺乏机动性，对于求新求变的新兴行业而言，并不适用。
北京中关村一直流传着“3个企业家+3个科学家=3个著名企业”的故事。当年，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张玉峰找到王选、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分别开发出联想汉卡、方正激光照排、四通打字机。后来，联想、方正、四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计算机企业，托起中国的IT产业。这个故事讲的是产业化的第二种模式，即新经济时代“知本+资本”的风险投资模式。高速度带来高效益，短期资本介入以及运转环节简化是这种高速的必要前提。
与IT产业相比，同属高科产业的生物芯片的生产增加了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此时，资本已退居运作层面。以生命科学为核心，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能否顺利对接和有效运作，成为可行性的关键。比如说，基因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直接得益于探针固相原位合成技术和照相平板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技术的引入。芯片技术原理并不复杂，就其制作涉及的每项技术而言，我国已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如何实现各种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是我国发展生物芯片的难点，对我国精密机械、微加工等相关工业技术则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在这种状况下，试图以传统的产业链模式，或者新经济的风险投资模式来完成生物芯片的产业化，自然困难重重。生物技术的产业化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同时完成相关的标准、材料、技术、资金、研发方向等因素的组合运作，而上述两种模式均无法满足这种高度集成化的要求。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产业化的科研机构。这种科研机构类似国外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心，与企业与市场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可以用最单纯的市场手段，解决在生物芯片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人才、标准、跨学科合作、技术应用方向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
这就是产业化的第三种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超研发”模式。超研发是多学科交叉领域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它得以跳脱传统经济学原理所描述的生产结构，而将目光直指市场价值的最高端，同时为随之而来的风险投资的进入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而目前我国民间研究机构力量的极度薄弱的情况，将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成为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高新科技产业化的不利因素。就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生物芯片的生产真的如预测那样成为人类技术革命的第四次浪潮，那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也许就是计划体制遗留下的旧的科研体制。
文/石竹(石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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