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吕炳奎
功德盖世垂青史 风范长存励后人
中国中医研究院 路志正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吕老离开我们倏已一年。在这永别的日子里，我时常陷入悲痛与回忆之中，脑海中总浮现出他的身影，令人难忘。我有幸与他共事20余年，对他为中医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十分敬佩。几十年来，他为捍卫党的中医政策，一直激战在最前线，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不愧为中医事业的奠基人、中医泰斗。
我和吕公住在同一院内，上下班接触机会较多，因此对他的为人处世、工作作风有较深了解。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谋私利，刚正不阿。
吕公1914年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染重疾，生死难卜，幸遇走方郎中而起沉疴，立志学医。15岁拜师，20岁悬壶济世，名噪当时。5年后，日寇侵华，烽烟四起，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保卫祖国，吕公毅然弃医从戎而参加革命，屡建奇功，后在战斗中负伤致腿疾，解甲归来，重返医门，后调入卫生部，成为中医事业的带头人，为中医事业的创建、医教研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 百拇医药
无私无畏何所惧，光明磊落炳千秋
吕公1954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时，首创中医开门办学，办中医院，从而开辟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新纪元。他就地组织人力、物力、资金开门诊，编教材，定计划，培养出大批中医精英和师资骨干，为后来到北京、河北等地办中医学院输送了大量人才。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皆出自当时的江苏中医学校。
吕公在江苏办医、办学的先进事迹深受中央的首肯和嘉奖，于1956年调到卫生部任中医司司长，成为我国中医事业的掌舵人。初到卫生部，面临如何创办中医学院、中医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既无章可循，又无现成经验可鉴的情况下，他勇挑重担，迎难而上，现仅举一二，即可窥见一斑。
为救院校急上书，总理决策展宏图
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建起20多所中医院校，正当中医界兴高采烈庆贺中医事业进入新纪元之际，我国却逢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决定缩减开支，教育亦不例外，全国高等院校要砍掉40%，中医院校只留5所。吕公听后十分震惊。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给总理上书，据理力争。他在信中指出，“中医学院的班子不太大，现在全部中医学院的人数只及两三个西医院校那么多”，在校的“学生学习情绪非常高涨，学习成绩好，与一般带徒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很多人反对办中医学院，认为办中医学院是笑话，这是不了解祖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医学院的建立对中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医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中医称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学院一旦被取消，对他们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这对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非常不利。因此砍掉十多个中医学院需从实际情况加以考虑，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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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对吕老的报告十分重视，经中央研究决定，二十几所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下来，为中医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教学质量，五老上书献良策
1962年，中医学院首届学生毕业了。但不少中医对中西医课程设置及毕业考核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在教学中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主要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章节没有让学生精读、背诵，以致印象不深；在课程设置上，应增加中医课程授课学时。北京中医学院以李重人、秦伯未、任应秋、于道济、陈慎吾为代表的5位老中医联名向中央上书，反映：“中医学院是培养高级中医师的殿堂，不是培育中西医兼备的学院。因此教材应以中医课程为主，西医课程为辅，即：中医课程占75%，西医课程占25%。同时在学校要大兴读书风，重要章节要求背诵，以能熟练掌握中医理论，用以指导临床，并为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础。”
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建议得到吕公的赞同与支持，原文向中央汇报，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为培育出德才兼备的高级中医药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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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正当吕司长沿着党的中医政策和路线向前迈进的时候，一场浩劫从天而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改革建议，也成了被打倒的“臭老九”的罪行，吕司长成了“牛鬼蛇神”的代表……
中医院校被砸了，中医司撤销了，中医队伍人员在急速减少。面对中医界的危急情况，吕司长十分痛心。他奋笔疾书，先后5次写信通过中央文革文教卫生组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事实，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7年1月5日，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人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使中医事业得到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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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消雾散安人心，高瞻远瞩定三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吕老恢复工作后，不顾身心的创伤，一心一意投人工作，在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与崔部长一起召开了衡阳会议。吕老考虑中医工作之所以困难的症结所在，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外，还有方针政策上的问题。1980年，经过吕老坚持不懈的努力，卫生部党组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并各自独立发展的方针。
离休余晖豪气壮，园圃育人谱新章
吕老肩挑重担，风风雨雨几十年，离任后本该颐养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逸，而是中医事业。他不顾年迈，与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一道，经过运筹，调动社会力量，自筹资金、校舍，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办的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和“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民主办学，既为国家储备了一批中医药人员，又给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事实证明，民办教育也是一有效培养人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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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春非典肆虐日，力主中医抗击时
去年春非典肆虐，吕老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之躯，依然组织学生成立非典战斗队，奔赴第一线，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并以他和我、焦老等几位老中医名义向温家宝总理写信，要求发挥中医善治瘟疫的优势，运用中医药防治非典。在北京中医药学会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于北京藏医院召开的中医防治非典座谈会上，他明确表示：“我们是中医，善治瘟疫、急性热性病，应积极参加，为国分忧、为民除害……”他的豪言壮语激发了与会代表的无限热情，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战胜非典，消灭病魔，为民除害。当吕老看到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医药人员参与抗击非典的战斗，并取得较好疗效之后，感到十分欣慰。
中医事业又逢春 告慰吕老在天灵
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医药工作，吴仪副总理多次对中医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新一届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进一步确立了中医工作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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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中医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体系。在基本医疗方面，中医医疗机构的总体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大幅度提高，中医受众越来越多。中央重视、队伍壮大、人才济济，新一代全国名中医正脱颖而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中医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医国际交流日趋活跃，国际合作更加紧密，中医援外，传递友谊。中医药防治SARS等急性传染病，成效显著，已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去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今年11月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盛况空前。这是继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后，又一次以我国为首的盛会，您若九泉有知，当可欣慰矣!您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业绩将永载史册，流芳千古!
吕老虽逝，但风范长存，为寄托深切怀念之情，谨献诗一首，以慰在天之灵：
铁骨铮铮继岐黄，力挽狂澜指明航。开创先河重培育，杏林春暖颂吕郎!,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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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吕公住在同一院内，上下班接触机会较多，因此对他的为人处世、工作作风有较深了解。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谋私利，刚正不阿。
吕公1914年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染重疾，生死难卜，幸遇走方郎中而起沉疴，立志学医。15岁拜师，20岁悬壶济世，名噪当时。5年后，日寇侵华，烽烟四起，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保卫祖国，吕公毅然弃医从戎而参加革命，屡建奇功，后在战斗中负伤致腿疾，解甲归来，重返医门，后调入卫生部，成为中医事业的带头人，为中医事业的创建、医教研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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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1954年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时，首创中医开门办学，办中医院，从而开辟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新纪元。他就地组织人力、物力、资金开门诊，编教材，定计划，培养出大批中医精英和师资骨干，为后来到北京、河北等地办中医学院输送了大量人才。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皆出自当时的江苏中医学校。
吕公在江苏办医、办学的先进事迹深受中央的首肯和嘉奖，于1956年调到卫生部任中医司司长，成为我国中医事业的掌舵人。初到卫生部，面临如何创办中医学院、中医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既无章可循，又无现成经验可鉴的情况下，他勇挑重担，迎难而上，现仅举一二，即可窥见一斑。
为救院校急上书，总理决策展宏图
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建起20多所中医院校，正当中医界兴高采烈庆贺中医事业进入新纪元之际，我国却逢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决定缩减开支，教育亦不例外，全国高等院校要砍掉40%，中医院校只留5所。吕公听后十分震惊。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给总理上书，据理力争。他在信中指出，“中医学院的班子不太大，现在全部中医学院的人数只及两三个西医院校那么多”，在校的“学生学习情绪非常高涨，学习成绩好，与一般带徒弟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很多人反对办中医学院，认为办中医学院是笑话，这是不了解祖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医学院的建立对中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医的地位提高了，有的中医称中医学院是中医的‘命根子’”，“学院一旦被取消，对他们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这对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非常不利。因此砍掉十多个中医学院需从实际情况加以考虑，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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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医学院首届学生毕业了。但不少中医对中西医课程设置及毕业考核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在教学中存在着一定的质量问题。主要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章节没有让学生精读、背诵，以致印象不深；在课程设置上，应增加中医课程授课学时。北京中医学院以李重人、秦伯未、任应秋、于道济、陈慎吾为代表的5位老中医联名向中央上书，反映：“中医学院是培养高级中医师的殿堂，不是培育中西医兼备的学院。因此教材应以中医课程为主，西医课程为辅，即：中医课程占75%，西医课程占25%。同时在学校要大兴读书风，重要章节要求背诵，以能熟练掌握中医理论，用以指导临床，并为科研打下良好的基础。”
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建议得到吕公的赞同与支持，原文向中央汇报，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为培育出德才兼备的高级中医药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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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5日，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人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使中医事业得到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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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事业又逢春 告慰吕老在天灵
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重视中医药工作，吴仪副总理多次对中医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新一届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进一步确立了中医工作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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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虽逝，但风范长存，为寄托深切怀念之情，谨献诗一首，以慰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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