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晓琦
近年，在国家社会政治理念与经济体制剧烈变化中，久被搁置的农村合作医疗又重新成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亮点，并得到很多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因此，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以及今天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有益于其稳步、健康发展。
一条主线的延续
尽管，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被称为新型合作医疗，完善了以往合作医疗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增强了一些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内容。例如，加强了 “保大病住院为主、兼保小病门诊”的保险性质。但它的本质，即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使农村群体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没有变；“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此，对于新、老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关系应该说，是一条主线的延续。为此，研究、发掘、弘扬早年农村合作医疗中一些重要的成功因素，例如深入探讨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用，对于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稳步、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巧合”
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有着两个重要的“共性”：都是“土生土长”于中国；又都是饱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几经沉浮而不灭。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首先，从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卫生部原医政司张自宽司长在他的著作中写到：“在1950年前后，为了解决广大农村无医无药的问题……原热河和松江省的一些农村地区发动农民群众以粮食、土豆和鸡蛋等实物入股投资，建立了一批医药合作社。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开始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即出现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实行看病收费，叫做‘合医合防不合药’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或称‘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对此，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或乡村医生，都比较满意。”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在中国农村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道主义思想为主体，要求人们相互友爱、互相帮助，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把亲子之爱、邻里之情扩大到整个社会，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渊源于孔孟思想中之“仁”，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行为的准则之一。因此，这与中医药先贤认为医乃“仁术”出自同源。
其次，从发展的历史背景看。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起落沉浮。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大起以及其后的大落。因此，对它的正面与负面评价也始终是此起彼伏或共存。而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在考察了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之后，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各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同时，尽管在农村合作医疗降到最低谷时期，也有上海一些郊区县、江苏南部的多个县、山东招远县、湖北广济县等5%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雷打不动”地存在并正常工作着。这与中医药的发展情况极其相似：尽管其不够完善和先进，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有其立足、生存，甚至发展的空间。这是源于一个简明而重要的道理――它们都为中国国情所需要。
“合理性”与重要性
而从现实角度，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紧密的“血脉相连”。因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就能明确地认识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年龄稍长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合作医疗提倡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最初级的中医药疗法――“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俗称“土方土法”。这也是当时农村合作医疗“主力军”――“赤脚医生”使用的主要治疗手段。例如，张自宽于1965年月10月13日，在湖北省麻城县区卫生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加强合作医疗管理时曾说：“坚持实行“两减一保”，也就是要减轻群众负担，减少以至杜绝药品浪费，保证合作医疗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公社卫生所都要做到：不该用的药，坚决不用；不该买的无效药品，坚决不买；能用土方土法治疗的，就坚决采用土方土法，并且要大力提倡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诊治疾病，要对症下药……县、区医院更要坚决改变乱用药、乱做不必要的检查、乱输血输液、人为地拖长手术等候时间、拖长住院日的现象……我们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的十几个医疗组，平均每张门诊处方，一般都不超过0.2元钱，作一次较大手术，也不过是几元钱。”至今，他提起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时，还是那么动情地说：“中医药当然很重要!当年如果没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我们怎么搞合作医疗？”
而当时，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作用及其中医药的效果，在1966年1月出版的第四期《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简报》中，就有一个生动的报道：“实行合作医疗是解决社员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好办法。院子公社近三年内转院抢救的宫外孕、卵巢囊肿、剖腹产、肠梗阻、嵌顿疝、阑尾炎等危重病人就有52人，其中50人都是贫下中农。这些人都已恢复了健康。王福店公社一大队贫农社员陶守耀，在农业合作化前，因治疗胃病，先后卖了2000多斤粮食，还卖了一口大肥猪，搞得倾家荡产，才把病治好。去年旧病复发，病情比过去还重，治疗了一个多月，吃了20多服药，只花了块把钱的挂号费就把病治好了。他激动地说：‘多亏党领导我们办了合作医疗，穷人治病有办法了。否则，我还得破产治病。’”
事实上，在很多地区，无论合作医疗的形式存在与否，由其所开辟的农村中医药工作一直未曾停止过。不久前，笔者到北京市房山区采访，其卫生局张建国局长就说：“当年合作医疗培养的‘赤脚医生’现今都五六十岁了，凡是一直在农村坚持医疗工作的，现在都已成为闻名四里八乡的‘名老中医’了，连河北省的病人都来找他们看病。”
二、“图腾”作用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一书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结果，即就医者在选择医疗方式时：按文化程度分析，不识字、识字少、小学文程度三者选择中医治疗的比例最高，约占32%；对选择中医治疗者进行原因分析，以“信任中医”为原因的比例最高，约占51%。深入探究上述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相当多的选择中医治疗者特别是农民，是出于其心理所承传的社会文化与习俗。事实更是如此。笔者在北京市大兴区解洲营社区卫生服务站采访时，向一位候诊的中年妇女询问：“你怎么了？”答：“我肾虚。”问：“怎么肾虚？”答：“腿肿，腰痛，没劲儿。”问：“西医说你是什么病？”答：“我不看西医。”问：“为什么？”答：“西医不去‘病根儿’，看中医去‘病根儿’。”不难看出，作为就医患者，她首先需要满足自己内心对中医药“笃信不移”的依赖。这些充分显示了，中医在人们心目中的“图腾”作用以及患者对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呼唤”。华佗则在《青囊秘录》中明确指出，中医以“医心为先，治神为本”为纲要。他认为：“夫神荡则昏，气散则疲……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其未病，若夫以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先医其心是对一切医者所言，遽用本草方药，不重医心者，是为下医。《内经》的《灵枢·本神篇》与《素问·汤液醪醴论》也指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强调针刺也要先治神，因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因此，中医的“图腾”作用及其治疗方法使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更接近于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三、“廉、效”优势
据上述《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统计，农村卫生室应用中医药治疗的前8个病种顺位是：急性鼻咽炎包括普通感冒、急慢性胃肠炎、咽喉扁桃体和气管炎、流行性感冒、高血压病、关节脱位、软组织扭伤和劳损、慢性支气管炎。应用中医药治疗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中药饮片用药目录》报价：一剂治疗普通感冒的辛凉解表剂――银翘散，不过3～4元钱；一剂治疗急性胃肠炎的清热利湿剂――葛根黄芩黄连汤，也不过4～5元钱。患者服用3～5剂药就能痊愈，甚至1～2剂即可基本痊愈。与同等价格的西医药治疗相比，中医药具有作用缓和持久、副作用较小的优点。而《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的结论也是：“中药的确是一种价钱比较低廉的药品，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更适合于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
综上所述，在农村合作医疗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不仅是以往的需要，也是当前和今后的需要。因此，加大中医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工作力度、人材力度、报销力度是促进其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有利因素。
近年，在国家社会政治理念与经济体制剧烈变化中，久被搁置的农村合作医疗又重新成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亮点，并得到很多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因此，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以及今天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将有益于其稳步、健康发展。
一条主线的延续
尽管，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被称为新型合作医疗，完善了以往合作医疗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增强了一些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内容。例如，加强了 “保大病住院为主、兼保小病门诊”的保险性质。但它的本质，即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使农村群体得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没有变；“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此，对于新、老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关系应该说，是一条主线的延续。为此，研究、发掘、弘扬早年农村合作医疗中一些重要的成功因素，例如深入探讨中医药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用，对于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稳步、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巧合”
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有着两个重要的“共性”：都是“土生土长”于中国；又都是饱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几经沉浮而不灭。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首先，从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卫生部原医政司张自宽司长在他的著作中写到：“在1950年前后，为了解决广大农村无医无药的问题……原热河和松江省的一些农村地区发动农民群众以粮食、土豆和鸡蛋等实物入股投资，建立了一批医药合作社。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开始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即出现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实行看病收费，叫做‘合医合防不合药’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或称‘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对此，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或乡村医生，都比较满意。”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在中国农村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道主义思想为主体，要求人们相互友爱、互相帮助，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处理。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把亲子之爱、邻里之情扩大到整个社会，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渊源于孔孟思想中之“仁”，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行为的准则之一。因此，这与中医药先贤认为医乃“仁术”出自同源。
其次，从发展的历史背景看。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起落沉浮。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大起以及其后的大落。因此，对它的正面与负面评价也始终是此起彼伏或共存。而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在考察了我国农村卫生工作之后，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各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同时，尽管在农村合作医疗降到最低谷时期，也有上海一些郊区县、江苏南部的多个县、山东招远县、湖北广济县等5%的农村合作医疗组织“雷打不动”地存在并正常工作着。这与中医药的发展情况极其相似：尽管其不够完善和先进，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有其立足、生存，甚至发展的空间。这是源于一个简明而重要的道理――它们都为中国国情所需要。
“合理性”与重要性
而从现实角度，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农村合作医疗与中医药紧密的“血脉相连”。因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就能明确地认识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年龄稍长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合作医疗提倡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最初级的中医药疗法――“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俗称“土方土法”。这也是当时农村合作医疗“主力军”――“赤脚医生”使用的主要治疗手段。例如，张自宽于1965年月10月13日，在湖北省麻城县区卫生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加强合作医疗管理时曾说：“坚持实行“两减一保”，也就是要减轻群众负担，减少以至杜绝药品浪费，保证合作医疗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公社卫生所都要做到：不该用的药，坚决不用；不该买的无效药品，坚决不买；能用土方土法治疗的，就坚决采用土方土法，并且要大力提倡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诊治疾病，要对症下药……县、区医院更要坚决改变乱用药、乱做不必要的检查、乱输血输液、人为地拖长手术等候时间、拖长住院日的现象……我们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的十几个医疗组，平均每张门诊处方，一般都不超过0.2元钱，作一次较大手术，也不过是几元钱。”至今，他提起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时，还是那么动情地说：“中医药当然很重要!当年如果没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我们怎么搞合作医疗？”
而当时，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作用及其中医药的效果，在1966年1月出版的第四期《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简报》中，就有一个生动的报道：“实行合作医疗是解决社员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好办法。院子公社近三年内转院抢救的宫外孕、卵巢囊肿、剖腹产、肠梗阻、嵌顿疝、阑尾炎等危重病人就有52人，其中50人都是贫下中农。这些人都已恢复了健康。王福店公社一大队贫农社员陶守耀，在农业合作化前，因治疗胃病，先后卖了2000多斤粮食，还卖了一口大肥猪，搞得倾家荡产，才把病治好。去年旧病复发，病情比过去还重，治疗了一个多月，吃了20多服药，只花了块把钱的挂号费就把病治好了。他激动地说：‘多亏党领导我们办了合作医疗，穷人治病有办法了。否则，我还得破产治病。’”
事实上，在很多地区，无论合作医疗的形式存在与否，由其所开辟的农村中医药工作一直未曾停止过。不久前，笔者到北京市房山区采访，其卫生局张建国局长就说：“当年合作医疗培养的‘赤脚医生’现今都五六十岁了，凡是一直在农村坚持医疗工作的，现在都已成为闻名四里八乡的‘名老中医’了，连河北省的病人都来找他们看病。”
二、“图腾”作用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一书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结果，即就医者在选择医疗方式时：按文化程度分析，不识字、识字少、小学文程度三者选择中医治疗的比例最高，约占32%；对选择中医治疗者进行原因分析，以“信任中医”为原因的比例最高，约占51%。深入探究上述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相当多的选择中医治疗者特别是农民，是出于其心理所承传的社会文化与习俗。事实更是如此。笔者在北京市大兴区解洲营社区卫生服务站采访时，向一位候诊的中年妇女询问：“你怎么了？”答：“我肾虚。”问：“怎么肾虚？”答：“腿肿，腰痛，没劲儿。”问：“西医说你是什么病？”答：“我不看西医。”问：“为什么？”答：“西医不去‘病根儿’，看中医去‘病根儿’。”不难看出，作为就医患者，她首先需要满足自己内心对中医药“笃信不移”的依赖。这些充分显示了，中医在人们心目中的“图腾”作用以及患者对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呼唤”。华佗则在《青囊秘录》中明确指出，中医以“医心为先，治神为本”为纲要。他认为：“夫神荡则昏，气散则疲……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其未病，若夫以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先医其心是对一切医者所言，遽用本草方药，不重医心者，是为下医。《内经》的《灵枢·本神篇》与《素问·汤液醪醴论》也指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强调针刺也要先治神，因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因此，中医的“图腾”作用及其治疗方法使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更接近于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三、“廉、效”优势
据上述《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统计，农村卫生室应用中医药治疗的前8个病种顺位是：急性鼻咽炎包括普通感冒、急慢性胃肠炎、咽喉扁桃体和气管炎、流行性感冒、高血压病、关节脱位、软组织扭伤和劳损、慢性支气管炎。应用中医药治疗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中药饮片用药目录》报价：一剂治疗普通感冒的辛凉解表剂――银翘散，不过3～4元钱；一剂治疗急性胃肠炎的清热利湿剂――葛根黄芩黄连汤，也不过4～5元钱。患者服用3～5剂药就能痊愈，甚至1～2剂即可基本痊愈。与同等价格的西医药治疗相比，中医药具有作用缓和持久、副作用较小的优点。而《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的结论也是：“中药的确是一种价钱比较低廉的药品，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更适合于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
综上所述，在农村合作医疗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不仅是以往的需要，也是当前和今后的需要。因此，加大中医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工作力度、人材力度、报销力度是促进其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