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中医的影响未必那么大
早在前几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医界出现过一阵“医易热”。论医说易之文忽增，多是谈医易如何相关、如何相通，甚至认为医源于易，似乎要集体论证孙思邈的那句话--“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有关医易之教材、学习班、研讨会等也应运而生，后来日趋于冷。如今医易风云再起，先是杨振宁先生提出《易经》对中医有妨碍，随后有人反驳。而我觉得两方所讨论的前提有点问题，此争论有何意义，值得探讨。
两方讨论的前提之一是：中医源于《易经》，《易经》对中医有重大影响。而我认为医易关系未必如此。
从现存文献与对后世的实际影响看，中医之源当属《内经》。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内经》之作者并未像张机声明自己所著源于《内经》那样，声明《内经》源于《易经》。假如果真来自《易经》，那么出于对演易之周文王的崇敬，似乎托名文王，名为“文王内经”更为顺理成章，而《内经》作者宁愿将著作权奉于黄帝，似悖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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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真《内经》源于《易经》，那么《易经》理应在《内经》中留下相当的痕迹，如篇名、卦象、卦词等应当在《内经》中频繁出现，才可支持此说。例如《伤寒论》中《内经》就痕迹处处可见。而考察《内经》全文，标明书名而引用其文者达数十种，但《易经》不在其列。再看另一些未标书名之引文，仅有一处以八卦之名代表八方之风，其他概未见之。可见医源于易在文献上缺乏依据。
再从《内经》内容上考察，构成《内经》或中医理论体系之要者，有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天人相应等。而除天人相应外，其他在《易经》中尚属阙如。而《易经》中天人相应思想甚为简陋，怕不足以构成《内经》那样成熟而精致的天人相应理论。至于说阴阳思想源于《易经》，更是一个虽然错误而流传颇广的认识。将《易经》之“--、—”释为阴阳，是《易传》的“曲解”。考《易经》全文，并不能证明--、—为阴阳，《易经》只是将其称为“六、九”，自始至终并未将其称为阴阳。而且全书亦罕言阴阳二字。再看《左传》、《国语》中几条说卦的记载看，亦未见以阴阳说卦者。其中医和虽然以卦说医，然未及阴阳。故不仅说“--、—”代表阴阳缺乏论据，并且《易经》中有无明确的阴阳概念都要成问题，更何谈医之阴阳源于《易经》？而将“--、—”释为阴阳者为《易传》，此释未必是《易经》原意。
, 百拇医药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颇有一些研究者，不明白《易经》与《易传》之关系，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多引《易传》之言以证其说。而《易传》并非《易经》，《易传》是后人“援易以为说”的产品，对《易经》并不恭敬，时常曲解《易经》之原意，以就自己之说，故《易传》名曰传易，实则扬己。
之所以能将《易经》与医扯上源流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易经》卦词晦涩含糊，卦象示象而意义活络，以致后人对其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使得《易经》像一个空套子，几乎任何层出不穷的事物都可以套，而且对五花八门、彼此对立的解释都能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并大有继续收纳的潜力，此即所谓“易道之大，无所不包”的原因所在。至于将中医套于其中，论证其源流所在，原非难事，不在话下。
其二是《易经》之产生，早于医经。但早于并不等于源于，源于在于谱系，不在于早晚。以此作为推测尚可，作为确证则不可。早于对于源于，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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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易经》、《易传》的内容与中医确有相近者，如阴阳学说，辨证思想等，但这些并非是《易传》之专属。在某社会文化环境内，多学科共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以至相同的思想是普遍情况。当时的阴阳家、道家、兵家这些思想亦很发达，而且这些内容明显见于《内经》，甚至文词都如出一辙。如道家之“美其食、任其服”、兵家之“无击堂堂之阵”等，若依某些内容相近而判定医源于易，那么岂不更有理由言医源于道、医源于兵乎？
据以上理由，我认为中医未必源于易，未必对中医有重大影响，改说中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更为正确。鉴于此，我建议：讨论双方将“《易经》”一词泛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更趋合理。因若细揣双方所言，实际是讨论“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之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博大，岂能《易经》一书以蔽之，所以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可能更接近双方实际的前提。
这里附带对杨先生关于《易经》对汉语之影响作一讨论。若如其所言，《易经》对汉语影响有那么大，那么前提应该是当时《易经》广泛传播，且识文断字者较多，达到文革中样板戏或红宝书对大家的影响程度。而在当时，限于交通、传媒等因素，此前提难以实现。故若说是中国语言文化影响了《易经》，比说《易经》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化更为合理。
再者，言语之规律是语音语义在前，文字在后，而且语音语义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才能以文字表达，文字随语音语义变化而变化，是语音语义的追随者，而又有滞后性。是语音语义决定文字，而罕见文字影响语音语义。《周易》成书时可以文字记录卦词，说明语音不但形成，且可能相当成熟。所以说语音影响了《周易》，于理方通，若反过来说《周易》影响了语音语义，领先于语音语义，怕是犯了倒为因果的错误。, 百拇医药(张大明 河南省中医研究院)
两方讨论的前提之一是：中医源于《易经》，《易经》对中医有重大影响。而我认为医易关系未必如此。
从现存文献与对后世的实际影响看，中医之源当属《内经》。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内经》之作者并未像张机声明自己所著源于《内经》那样，声明《内经》源于《易经》。假如果真来自《易经》，那么出于对演易之周文王的崇敬，似乎托名文王，名为“文王内经”更为顺理成章，而《内经》作者宁愿将著作权奉于黄帝，似悖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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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真《内经》源于《易经》，那么《易经》理应在《内经》中留下相当的痕迹，如篇名、卦象、卦词等应当在《内经》中频繁出现，才可支持此说。例如《伤寒论》中《内经》就痕迹处处可见。而考察《内经》全文，标明书名而引用其文者达数十种，但《易经》不在其列。再看另一些未标书名之引文，仅有一处以八卦之名代表八方之风，其他概未见之。可见医源于易在文献上缺乏依据。
再从《内经》内容上考察，构成《内经》或中医理论体系之要者，有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天人相应等。而除天人相应外，其他在《易经》中尚属阙如。而《易经》中天人相应思想甚为简陋，怕不足以构成《内经》那样成熟而精致的天人相应理论。至于说阴阳思想源于《易经》，更是一个虽然错误而流传颇广的认识。将《易经》之“--、—”释为阴阳，是《易传》的“曲解”。考《易经》全文，并不能证明--、—为阴阳，《易经》只是将其称为“六、九”，自始至终并未将其称为阴阳。而且全书亦罕言阴阳二字。再看《左传》、《国语》中几条说卦的记载看，亦未见以阴阳说卦者。其中医和虽然以卦说医，然未及阴阳。故不仅说“--、—”代表阴阳缺乏论据，并且《易经》中有无明确的阴阳概念都要成问题，更何谈医之阴阳源于《易经》？而将“--、—”释为阴阳者为《易传》，此释未必是《易经》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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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颇有一些研究者，不明白《易经》与《易传》之关系，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多引《易传》之言以证其说。而《易传》并非《易经》，《易传》是后人“援易以为说”的产品，对《易经》并不恭敬，时常曲解《易经》之原意，以就自己之说，故《易传》名曰传易，实则扬己。
之所以能将《易经》与医扯上源流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易经》卦词晦涩含糊，卦象示象而意义活络，以致后人对其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使得《易经》像一个空套子，几乎任何层出不穷的事物都可以套，而且对五花八门、彼此对立的解释都能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并大有继续收纳的潜力，此即所谓“易道之大，无所不包”的原因所在。至于将中医套于其中，论证其源流所在，原非难事，不在话下。
其二是《易经》之产生，早于医经。但早于并不等于源于，源于在于谱系，不在于早晚。以此作为推测尚可，作为确证则不可。早于对于源于，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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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易经》、《易传》的内容与中医确有相近者，如阴阳学说，辨证思想等，但这些并非是《易传》之专属。在某社会文化环境内，多学科共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以至相同的思想是普遍情况。当时的阴阳家、道家、兵家这些思想亦很发达，而且这些内容明显见于《内经》，甚至文词都如出一辙。如道家之“美其食、任其服”、兵家之“无击堂堂之阵”等，若依某些内容相近而判定医源于易，那么岂不更有理由言医源于道、医源于兵乎？
据以上理由，我认为中医未必源于易，未必对中医有重大影响，改说中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更为正确。鉴于此，我建议：讨论双方将“《易经》”一词泛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更趋合理。因若细揣双方所言，实际是讨论“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之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博大，岂能《易经》一书以蔽之，所以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可能更接近双方实际的前提。
这里附带对杨先生关于《易经》对汉语之影响作一讨论。若如其所言，《易经》对汉语影响有那么大，那么前提应该是当时《易经》广泛传播，且识文断字者较多，达到文革中样板戏或红宝书对大家的影响程度。而在当时，限于交通、传媒等因素，此前提难以实现。故若说是中国语言文化影响了《易经》，比说《易经》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化更为合理。
再者，言语之规律是语音语义在前，文字在后，而且语音语义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才能以文字表达，文字随语音语义变化而变化，是语音语义的追随者，而又有滞后性。是语音语义决定文字，而罕见文字影响语音语义。《周易》成书时可以文字记录卦词，说明语音不但形成，且可能相当成熟。所以说语音影响了《周易》，于理方通，若反过来说《周易》影响了语音语义，领先于语音语义，怕是犯了倒为因果的错误。, 百拇医药(张大明 河南省中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