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医药 > 中医思考 > 铁杆中医 > 李致重
编号:10550829
《中医复兴论》前言
http://www.100md.com 2005年4月14日 李致重中医沉思网
     李致重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瑰宝的中医学,则随之经历了一个在冲击中陷于困惑,在困惑中力求生存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习惯上把它称之为“百年困惑”。近20年来,在深入、认真地反思其原因时,才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一种有形无形的时代锁链至今仍然在盘根错节地羁绊着中医学。

    一、 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是中医百年困惑的时代特点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出现了维新改良、励精图治的苗头,也产生了自怨、自卑的情绪。多半个世纪后的“五四”运动,在请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又出现了“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浪潮。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自己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拾级而上。而中国的近代,却没有为自己营造出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和谐环境。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科学上,非此即彼幼稚病和自毁传统的劣根性,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清除。20世纪60年代,当其他国家和地区正纷纷从“工业革命阶段”迈向“新技术革命阶段”的时候,中国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如火如荼地搞现代“焚书坑儒”,革文化的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无疑是悲哀的民族。把近代的贫穷、落后和挨打原因,一味归咎于历史和祖宗,这其实正是一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的变态表现。
, 百拇医药
    二、中国哲学、科学方法论的扭曲,是中医陷于困惑的重要原因

    形成于春秋、秦汉之际的中医学,是以当时的文化科学为土壤,以当时的哲学为基石的。那一时期,中国与东、西方的几个文明古国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而中国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中心。那是人类文明史上仅有的两个并列的文化高峰之一,至今仍然是人类文明(包括当代文明)的基础。但是在中国近代的一百年里,《易经》、《老子》以及儒家学说中许多不朽的哲学思想,时而被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时而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而印度人没有忘记佛陀,西方人更没有冷落他们的古希腊“三哲”;偏偏留在中国人的心里的诸子百家,只不过一个个丧魂落魄的躯壳。作为中医学方法论渊源的阴阳五行学说,因此而同病相怜,长期被扣上了“落后”、“封建”、“唯心”的帽子。好在中医学数千年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才勉强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一个“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说法。其实“朴素”和“自发”,已经是对其哲学价值的贬抑。况且,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所包含的方法论内容之丰富,并不仅仅限于哲学这一个方面。
, 百拇医药
    20世纪后半叶,奉行唯物辩证法的不少中国人,竟然连“物质”这一个核心概念也被无知地歪曲了。难怪毛泽东多次抱怨说:“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按照列宁的解释:“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这个“客观实在”,与亚里土多德说的“万有”,与老子论“有无相生”所说的“有”,尤其与佛陀说的色、受、想、行、识之“五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指的都是“物质”关于“客观实在”这一基本属性的范畴。偏偏在近代的中医学界,“物质”这一概念被物理学、化学中关于结构、形态学说的含义取代了。于是,佛陀说的受、想、行、识,以及关于物质运动过程的信息、状态,统统被排除在物质的范畴之外。这样一来,不仅中医学赖以形成的方法论“不科学”了,而且作为中医学研究对象的“证候”,也在物理学、化学的至上标准下,被剥去了“客观实在”这一物质的根本属性。所以一百年来,中医界为之担心的或者通过“科研”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能为中医学“找到物质基础”。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证候”,怎么就不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了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每一门科学形成和存在的根本要素。这两者的科学价值被歪曲之后,中医学便彻底地陷入到风雨飘摇之中。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医学受歧视、被摧残的命运,则有理难逃了。
, http://www.100md.com
    三、 医学在“西化”中“退化”,是百年困惑的主要表现

    一定的研究对象,决定或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研究的客体固然都是人,然而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所以在人的身上包罗了万物的种种属性。作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医学和西医学两者,其实各自只研究了关于人的一部分物质属性。据此,中、西医各自选择的研究方法则各不相同。于是,用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各自不同的对象,便形成了两种概念、范畴大不相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在两种医学并存的近代中国,影响人们对中医学准确、公正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已知,对未知领域的排斥。这种存在于一个人头脑里的排斥,是当代分析科学的潮流所掩盖、所决定的。本质上讲,是从先入为主的“形下类”科学的理念出发,在对“形上类”科学理解不深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偏执性的抗拒心理。一旦一个人先学习了“形而下”的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再学习中医时,固有的已知总是顽固而又不自觉地用直观的形态学、组织学观点,来诠释、修改甚至排斥“形而上”的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概念。然而,正是思维科学中的这一常识,被人们疏忽了。尤其在民族文化心理失衡,在哲学、科学方法论处于贫困的情况下,“中医西医化”几乎成为一百年来社会上对待中医学的潮流性偏见。从余云岫20世纪30年代的“废止中医论”,到50年代初的“改造旧医实施方案”;从建国初期的“中医科学化”,到1958年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敲定的“悖论”……虽然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其核心却是与科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风马牛不相及的同一个偏见——中医学是过时、封建、落后、不科学的,要用西医基础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验证、解释、改造、使其科学化。这种潮流性偏见与这一时期行政绝对权威交织在一起,像一个戴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地将中医学置身在生存危机之中,并渗透在医疗、教育、研究、管理的各个方面。尽管中医为此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却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无可奈何、不了了之的同一种结果。直到今天,口头上唱着“中医现代化”的调子,而背后葫芦里的药,仍然是“中医不科学”、“中医西医化”。
, 百拇医药
    四、 学风空疏、人心浮躁,进一步加剧了百年困惑

    在一次次的潮流性冲击之下,中医界日渐学风空疏、人心浮躁。一方面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人们做学问的耐力常常不够,著书立说的兴趣却格外浓厚;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相比,当代出书的数量倍增,而心得独具的力作却甚少。大多数丛书中随处可见相互传抄的转手材料,而在反复传抄中竟常常错谬百出甚至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是“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某一个“大人物”的一句话,或者其他科学领域的一个新学说,都可能招来蜂拥而上的热情,立即被拿去奉为经典。或旋风式地追逐其后,或藉以对中医妄加诠释,并且把这种做法常常自命为创新。

    应该说,“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是各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热与完善的发展轨迹。而随着文化科学的外部环境以及语言环境的变化,在语词上对其概念的定义做出必要的、不失其本来内涵的界定,是各门科学在不断自我演进中的理论任务。况且,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自我理论演进,它永远是、而且也只能是本学科极少数精英之间所进行的严谨、圣洁的思维创造,绝非“有心栽花”或“群众运动”所能实现。然而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医学”、“中药学”、“证侯”、“辨证论治”以及“中西医结合”等等范畴性的核心概念,中医界并没有为其做出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定义或解释。而以全方位之势开展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中医病证“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等等,却已经轰轰烈烈地动员、宣传、推进、贯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了。这种本末倒置而又颇具“群众运动”形式的习惯做法,沿袭着与“大跃进”时期相同的基因——“情况不明干劲大,心中无数主意多”。尤其在学科的理论问题上,概念、范畴的定义不清,这个学科自我完善、发展的出发点或者起跑线将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由此所开展的技术性研究,也将因而失去了科学的依据。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找准起跑线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中医病、证“标准化”、“规范化”以及“中西医结合学”的种种努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医的百年困惑。
, 百拇医药
    可见,“潮流”这东西,有时候颇像瘟疫。它虽然产生于缺少理性或文化科学底蕴的情况下,一种一轰而起的盲目从众现象,但是往往因为其声势汹涌,每令人不可抵御,甚至有理莫辩。不过,实践和历史是对其进行检验的真正标准。一切违背科学的无本之木,在科学面前终将彻底枯萎。所以对待潮流,需要的倒是其反面——实事求是的冷静和沉思!

    “物到极时终必变”。20世纪70年代,从单独由西医承担防病治病的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唤。接着从80年代“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国家《宪法》以来,1985年中央书记处做出了“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医不能丢”的指示;1991年国家又把“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这一切都表明,中医走出百年困惑的时机正在成熟。现在的关键,全在于中医界自身。为此,在今天的道路上,摆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牢固确立文化科学多元、共荣的社会意识,尽快终止“中医西医化”的做法。两千多年前,荀子针对儒学和墨学之间曾经出现过的相互 非议,明确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卓越见解,期盼着不同学科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的客观态度,认真发掘相互间的不同,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对于当代中、西医工作者来说,荀子的期盼仍然具有不朽的现实意义。国家《宪法》的有关规定和“中西医并重”的总方针,应当切实地成为当代中、西医工作者相互信守的共处准则,并努力在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营造出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多元和谐的氛围。第二,从正本清源入手,全力摆脱中医“西化”、“退化”的困境。病人惟恐医误其病,医家最忌病染在医。“多病之躯”的中医学如果不能复兴,无疑是天下病人的重大灾难。为要使中医从“西化”和“退化”困境中走向复兴,首当其冲的是要通过正本清源,对中医进行全面的自医。这就是尽快走出“西化”的误区;把颠倒了的文化信念、科学观念重新颠倒过来;把搞乱了的学术范畴、概念重新加以厘正;使中医早日恢复元气;重振生机。
, http://www.100md.com
    对于当代中医所面临的形势,本人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中医兴衰存亡的两难关头,已经无情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不言而喻,中医成功的自医,是我们面临的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医的自医,就意味着新的突破,意味着中医的真正复兴。

    1997年8月,崔月犁先生、诸国本先生与本人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医沉思录》;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版“沉思录”的宗旨,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化掉,那就重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而取“沉思”之名,是因为我们相信“沉思生智能,智能是力量”。对于百年困惑中的中医来说,不在沉思中崛起,就在沉溺中消亡。这沉思、这力量,就是中医科学学和软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现在出版的这一本书,汇集了本人近20年来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科学学、软科学方面的多项专题研究。为着中医在沉思中的崛起,故将本书命名为《中医复兴论》。,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