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艾滋病犯监区 高墙内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个神秘而特殊的地方———北京市金钟监狱，因为它是北京市惟一一所关押患有传染病罪犯的监狱；而监狱的七分监区，又因为肩负着集中关押和管理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罪犯，在寻常人眼中更蒙上一层灰色的面纱。
自2001年8月2日七分监区开始收押艾滋病犯到2004年4月14日最后一名艾滋病犯刑满释放，该监区共接收艾滋病犯6人次，其中4人出狱，2人在监狱内因病死亡。
初冬时节，记者一行人顶着瑟瑟寒风来到这所地处偏僻的监狱。昔日的监舍已经人走室空，而我们想要探询的是这里的干警们那时是如何与这些艾滋病犯一起朝夕相处，共度了近三年的时光。
①与艾滋病犯人零距离
檀俊海，男，现年44岁，现为金钟监狱七分监区管理艾滋病犯人的专职干警。
众所周知，艾滋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且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还无法完全治愈。
当老檀微笑着向记者谈起当时接受管理艾滋病犯任务时，我们禁不住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你不害怕吗？”忠厚的老檀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他的朴实与憨厚：“这工作即使再辛苦、再危险，总要有人去做吧!”
那是在2001年8月2日正式接收艾滋病犯的前一周，七分监区党支部书记找到老檀，要求他和一名副监区长等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管理艾滋病犯。
虽然监狱领导曾专门带队到北京有名的传染病大医院参观学习，也请有关专家专门到医院讲座，告诉大家只要防护得当，艾滋病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但说实话，当时老檀思想上不是没有顾虑，压力也很大：万一自己不小心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老婆孩子怎么办？然而他同时也在想：“我怕，别人就不怕吗？”毕竟自己有着在武警部队做卫生员的经历，懂得一些疾病防治知识，最后下定决心：还是我来吧!
刚接收的3名罪犯关押在两间房子里，监舍活动区域有限。作为艾滋病犯人，他们对生命绝望、自卑、恐惧。刚开始，按照分监区的自我防护要求，干警们在管理艾滋病犯时要全副武装———戴上手套、口罩、帽子，穿上厚厚的防护服。但是穿戴着这些东西去和犯人谈话，去做思想教育工作，就像隔着这一层厚厚的玻璃，本来就十分敏感的犯人，感到受到了另眼对待，根本就不说话，拒绝交流。
渐渐地，老檀体会到，要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进一步做好管教工作，就要让他们信任自己、就要尊重他们。经上级同意，老檀开始拿掉口罩、手套，不再佩带任何防疫用品，每天进监舍检查卫生、监督犯人吃药。老檀还时不时地自己花钱给这些病犯买些苹果、橘子等好吃的。与犯人接触多了，距离拉近了，犯人也就愿意和他交流了。有的时候，艾滋病犯人还主动找他说话，多次询问他不戴上防护面具，就不怕被传染等问题，老檀总是一笑置之。这些举动日积月累感动了那几名艾滋病犯，激起了他们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一段时间以后，老檀在给一个艾滋病犯喂药时，他十分诚恳地对老檀说：“檀队长，你可要多加注意啊，千万别传染给你。”那一次，老檀流泪了。
②特殊园丁的秘密
1998年吴云华大学毕业即来到了金钟监狱，2000年被调任七分监区任副指导员，领导准备让他负责艾滋病犯的管教工作。那时，听说金钟监狱要关押艾滋病犯，监狱干警以及清河分局的上上下下没有不紧张的。
为了稳定干警的情绪、消除恐慌心理，更是为了安全有效的抓好对艾滋病犯的管教工作，监狱局组织传染科医生、护士、管教干警、主管领导一行十多人到北京佑安医院学习。中午休息，吴云华去卫生间，刚要推门时，只听“咚”的一声，卫生间的门被别人一脚踢开了。正准备质问那人为什么这么粗鲁时，他发现卫生间的门是没有把手的，门下方两侧钉上了铁皮———那铁皮包着的部分就是在开门时用来被踢的!吴云华霎那间惊出一身冷汗，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艾滋病病毒的震慑力，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后来他们换上便装，跟随老大夫走进病房看望艾滋病人。老大夫面带微笑一一和他们握手，还让病人张开口，给他们检查口腔。这时，年轻的吴云华的心情终于重新恢复平静。
2001年8月2日，第一批三名艾滋病犯如期从法院直接送到早已准备好的监舍，吴云华和檀俊海他们一同进入监舍对他们进行例行搜身检查，防止犯人带入刀片、绳索等自杀工具。
检查完毕已经是午饭时分，吴云华换下防护服，洗完手去吃饭，路遇监区的同事，正准备寒暄，一句话扑面而来：“你小子还真敢干!离我远点!”事后得知，他是通过监狱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看到吴云华给艾滋病犯搜身检查的。虽然是半开玩笑，但小吴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后来直到艾滋病犯全部离开监区，小吴才抖着胆子把自己曾负责管理艾滋病犯的事情告诉给心爱的女朋友。
采访中，几名干警拒绝了我们给他们拍照片、登报的提议，他们说，社会上毕竟还有那么多对艾滋病的曲解和莫名的恐惧，虽然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但还是别让大伙都躲着走吧。
在艾滋病监区工作过的干警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这类问题，回家就是不让抱孩子，铺盖也被扔到了门外，但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那时侯，第七分监区干警每人每月只多二百多元的特殊津贴，干警们对这一切的解释只有一个：职责。
③“抢救时我管不了那么多!”
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古崇俭，一参加工作就来到了北京市清河医院传染科，而传染科就设在七分监区，办公室前面是结核病犯监舍，后面是肝炎病犯监舍，中间还有艾滋病犯人。稍有不慎，就有被传染上的危险。
艾滋病犯的病情很不稳定，遇到病发时的紧急情况，医护人员根本来不及穿戴防护面具。一次，艾滋病犯王某突然消化道出血，生命垂危、情况非常紧急。王某是因为吸毒共用注射器感染上艾滋病的，因为长期扎针注射吸毒，导致王某的血管纤维化，输液的地方很难找，后来终于在他脖子上找到一处可以输液的地方。扎完针，古崇俭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一只手竟然就放在王某的嘴边。由于不好扎针，他的医用手套早已脱下扔到了一边。那时古崇俭闪过一个念头：他要是咬我一口怎么办？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如今，古崇俭回忆起当时的事，仍感到心有余悸：“事后想起来是有些担心，但是当看到艾滋病犯生命垂危的那一刻，我们所想的就是治病救人。做这工作本身就危险，抢救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语言并不豪迈，它是朴实的，正因为朴实，也才真实。
④高墙内最可爱的人
高某，金钟监狱最后一名出狱的艾滋病犯，出狱时对监狱恋恋不舍的他，现在已经出狱半年有余，仍然与老檀保持着联系，现在二人已经成了朋友。我们请老檀接通了他的电话。以下是记者和高某的部分对话。
记者：出狱后你过的怎么样？
高某：还好吧!我现在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好好活着。
记者：生活的主要来源靠什么？
高某：街道每月发给我290元低保。
记者：想不想找个工作，做一点生意什么的？
高某：想啊，就是有点难。要是你开了个公司，知道我的情况，你会雇我吗？
记者：能讲一讲你在监狱服刑这一段时间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吗？
高某：在监狱的时候，檀队长对我好，除了思想上的开导教育，在生活上对我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时不时地给我买一些好吃的。一个小小的苹果，别管多少钱，都是檀队长的心意啊!说明还有人在关心着我。
记者：锦旗是怎么回事？
高某：我姐姐们送给檀队长的，用以表达她们对关心、帮助我的干警们的感激之情吧。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回报他们的，我只有好好活下去，珍惜生命，不会再去做触犯法律的事情了。
吸毒———贩毒或抢劫———犯罪入狱；吸毒———感染艾滋病———疾病缠身———走向死亡。在金钟监狱的采访中，记者亲身感受到这样一幕幕人生惨剧。这些人在危害社会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降到最低谷。他们也不是天生的罪犯，当初试毒品时，谁也没料到今时今日。
我曾试着与檀队长、与七分监区干警们探讨，面对这样一群人，为什么能不顾偏见、不计安危，几年如一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甚至当这些人刑满释放之后，还愿意继续伸出援助之手？
檀俊海的一席话令人肃然起敬：“至少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文明监狱。至少我要努力做到让他走出监狱大门能够不自暴自弃、不报复社会。”
正像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在今年12月1日视察金钟监狱时所说的，“监狱干警是高墙内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