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六病”学说的发展历程
刘绍武 太原市中医研究所
“三部六病”学说是我数十年来，研习《伤寒论》的学术观点。其内容不受传统文献的束缚，重点在活跃自己的主观能动思维，做到古为今用。“三部六病”学说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
“三部六病”学说的萌发
初学医时，读医书有《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伤寒论》浅注和张令韶、张隐庵注解的《伤寒论》。他们注解《伤寒论》应用了一个公式，就是本标中气图。以本标中气图作为理论工具解说的《伤寒论》用于临床，很难辨清一个具体病的病位和病性，这使我感到很困惑。如：寒、热、虚、实均可见于太阳病篇，难以对太阳病中各具体证作出统一的病位和病性界定，分清其性质。这样一直徘徊了10余年。
1928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了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一书，使我受益非浅。从中启发最大的是日本汉医用《伤寒论》方药治病，临证时合病用合方。认识到这一点，回头再读《伤寒论》原文，始发现仲景应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柴胡桂枝汤等于医疗实践中，就是合病用合方。这样解决了临床治疗杂病难的问题。汤本求真是日本一位研究《伤寒论》的医学家，他对《伤寒论》的研究颇具独到见解。其随师十余载，写出了《皇汉医学》这部名著，对日本汉医和中国中医影响很大，故近代文学家兼医学家章太炎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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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医学工作不仅要精通理论，而且要学以致用，学医不同于搞历史和考古研究。在医学实践中，要做到两点：一是准确诊断，二是有效治疗。张仲景就是重视诊断和强调治疗的先驱和典范。历代注释家多坐在书房内搞注释，常是理论和实际脱节。本人经历了1928至1933年5年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对《伤寒论》方剂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开始了一病一方、合病合方的实践阶段。
早年事医，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络绎不绝。当地贫苦，《伤寒论》的处方价廉，这为我学习实践《伤寒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历经10余年的实践，方剂越用越多，思路越来越广，逐渐对《伤寒论》方剂有了全面的了解。随着对《伤寒论》方剂的应用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加深，开始认识到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表、半表半里、里”的称谓是病位的概念，而“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是病性的归纳。从此，三部六病的学术思想开始逐渐萌发。
“三部六病”学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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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上党地区，家乡沦陷，逃难到西安，后又转迁到天水。1944年的天水，是当时文学界、医学界、政界等各界名流逃难汇集的地方。其中，热爱中医的人士组织起来.让我讲中医。此时，又恢复了在长治时创办的“友仁医社”，首次以“三部六病”学说思想讲解《伤寒论》。由原山西大学理化系主任张辅轩先生作记录。根据讲稿整理出《仲景学术观》、《仲景药能观》、《仲景证治观》。当时正拟出版，因闻日本投降，惊喜之际，大家都急于还乡，竟导致稿文全失，后仅收得《仲景证治观》残卷一部。
在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三部六病”学说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如少阳病的主方，开始选用了栀子豉汤，对治少阳病的“热烦”效果较好，但解决不了少阳病的胸满，从《伤寒论》的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中得到启发，须加用柴胡，直至后来改用黄芩汤加柴胡等，才确定了少阳病的主方；还有太阳病的原主方是葛根汤。葛根麻黄治太阳病无可非议，但葛根汤是以桂枝汤为基础的，太阳病是表部实热之证，“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用桂枝治太阳病效果不甚理想。1972年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组成新方，初试疗效大增，又经过反复使用，证明疗效甚好，这样才确立了治太阳病的理想主方。长期的医疗实践给三部六病的主证、主方、主药提供了逐步完善的条件。1973年至1985年，形成了三部六病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三部六病”学说是我长期从事《伤寒论》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后，逐渐总结出的一个带规律性的体会。“三部六病”学说也是从既要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又要符合祖国医学理论的愿望出发，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理论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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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六病”学说的系统论观
系统论即系统方法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科学方法论。因其发展迅速，引起了现代科学家的普遍重视。中医理论的现代化，也要借助这种方法论。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组成的，它具有一定的整体综合功能和性质。系统方法就是从组成系统的整体和各要素的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和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事实上，系统方法论也是医学和哲学的“中介环节”，类似中医辨证的观点。贝特朗菲在《有机论》中说：“生物体不是一些部件杂乱无章的堆积物，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种有机体具有一种新质，即系统质。”在三部六病中，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三部是三个子系统，各器官与组织又是下一级子系统。三部在机体中遵循一定的顺序性和动态平衡性向前发展着，保持各部特有的功能。三部不能说出哪一部占优势，而是全面地、协调地、均衡地为整体而保持着各自的生理功能。如：表部肺的节律性呼吸，皮肤汗腺的适时性开合；里部的顺序性消化吸收和排泄；半表半里部规律性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凡此种种，都可表明三部系统的有序性和平衡性。西德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在他写的《协同论》中称此为“目的点”或“目的环”。认为大系统功能的结构特征，是各系统功能结构协同作用的结果。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能显示它的稳定性。在表部，肺与皮毛的功能是适应空气，它们的一切生理活动都为整体能正常地适应和利用空气而进行，这就是表部的目的点和目的环；在里部，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的功能是适应饮食，一切生理功能都为适应饮食的消化、吸收、排泄而存在，这是里部的目的点和目的环；在半表半里部，心脏、血管等的一切功能是为适应血液循环，调节和稳定内环境而展开，它们的活动都是以达到血液正常循环为目的点和目的环。
法国生理学家伯尔纳说：“所有的生命机构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在伯尔纳发表他的观点前4年，恩格斯就写到：“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我们祖国医学倡导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是机体平衡稳态学说的高度概括。
仲景经过临床生动的直观和抽象的思维，以临床实践经验为内容，著成《伤寒杂病论》是一个创举，仲景也当为系统方法论的一个伟大先躯。“三部六病”学说就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内容，并进一步应用系统论而创立的。D4, 百拇医药
“三部六病”学说是我数十年来，研习《伤寒论》的学术观点。其内容不受传统文献的束缚，重点在活跃自己的主观能动思维，做到古为今用。“三部六病”学说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
“三部六病”学说的萌发
初学医时，读医书有《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伤寒论》浅注和张令韶、张隐庵注解的《伤寒论》。他们注解《伤寒论》应用了一个公式，就是本标中气图。以本标中气图作为理论工具解说的《伤寒论》用于临床，很难辨清一个具体病的病位和病性，这使我感到很困惑。如：寒、热、虚、实均可见于太阳病篇，难以对太阳病中各具体证作出统一的病位和病性界定，分清其性质。这样一直徘徊了10余年。
1928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了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一书，使我受益非浅。从中启发最大的是日本汉医用《伤寒论》方药治病，临证时合病用合方。认识到这一点，回头再读《伤寒论》原文，始发现仲景应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柴胡桂枝汤等于医疗实践中，就是合病用合方。这样解决了临床治疗杂病难的问题。汤本求真是日本一位研究《伤寒论》的医学家，他对《伤寒论》的研究颇具独到见解。其随师十余载，写出了《皇汉医学》这部名著，对日本汉医和中国中医影响很大，故近代文学家兼医学家章太炎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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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医学工作不仅要精通理论，而且要学以致用，学医不同于搞历史和考古研究。在医学实践中，要做到两点：一是准确诊断，二是有效治疗。张仲景就是重视诊断和强调治疗的先驱和典范。历代注释家多坐在书房内搞注释，常是理论和实际脱节。本人经历了1928至1933年5年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对《伤寒论》方剂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开始了一病一方、合病合方的实践阶段。
早年事医，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络绎不绝。当地贫苦，《伤寒论》的处方价廉，这为我学习实践《伤寒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历经10余年的实践，方剂越用越多，思路越来越广，逐渐对《伤寒论》方剂有了全面的了解。随着对《伤寒论》方剂的应用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加深，开始认识到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表、半表半里、里”的称谓是病位的概念，而“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是病性的归纳。从此，三部六病的学术思想开始逐渐萌发。
“三部六病”学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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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上党地区，家乡沦陷，逃难到西安，后又转迁到天水。1944年的天水，是当时文学界、医学界、政界等各界名流逃难汇集的地方。其中，热爱中医的人士组织起来.让我讲中医。此时，又恢复了在长治时创办的“友仁医社”，首次以“三部六病”学说思想讲解《伤寒论》。由原山西大学理化系主任张辅轩先生作记录。根据讲稿整理出《仲景学术观》、《仲景药能观》、《仲景证治观》。当时正拟出版，因闻日本投降，惊喜之际，大家都急于还乡，竟导致稿文全失，后仅收得《仲景证治观》残卷一部。
在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三部六病”学说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如少阳病的主方，开始选用了栀子豉汤，对治少阳病的“热烦”效果较好，但解决不了少阳病的胸满，从《伤寒论》的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中得到启发，须加用柴胡，直至后来改用黄芩汤加柴胡等，才确定了少阳病的主方；还有太阳病的原主方是葛根汤。葛根麻黄治太阳病无可非议，但葛根汤是以桂枝汤为基础的，太阳病是表部实热之证，“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用桂枝治太阳病效果不甚理想。1972年用麻杏石甘汤加葛根组成新方，初试疗效大增，又经过反复使用，证明疗效甚好，这样才确立了治太阳病的理想主方。长期的医疗实践给三部六病的主证、主方、主药提供了逐步完善的条件。1973年至1985年，形成了三部六病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三部六病”学说是我长期从事《伤寒论》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后，逐渐总结出的一个带规律性的体会。“三部六病”学说也是从既要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又要符合祖国医学理论的愿望出发，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理论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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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六病”学说的系统论观
系统论即系统方法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科学方法论。因其发展迅速，引起了现代科学家的普遍重视。中医理论的现代化，也要借助这种方法论。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所组成的，它具有一定的整体综合功能和性质。系统方法就是从组成系统的整体和各要素的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揭示和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事实上，系统方法论也是医学和哲学的“中介环节”，类似中医辨证的观点。贝特朗菲在《有机论》中说：“生物体不是一些部件杂乱无章的堆积物，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种有机体具有一种新质，即系统质。”在三部六病中，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三部是三个子系统，各器官与组织又是下一级子系统。三部在机体中遵循一定的顺序性和动态平衡性向前发展着，保持各部特有的功能。三部不能说出哪一部占优势，而是全面地、协调地、均衡地为整体而保持着各自的生理功能。如：表部肺的节律性呼吸，皮肤汗腺的适时性开合；里部的顺序性消化吸收和排泄；半表半里部规律性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凡此种种，都可表明三部系统的有序性和平衡性。西德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在他写的《协同论》中称此为“目的点”或“目的环”。认为大系统功能的结构特征，是各系统功能结构协同作用的结果。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能显示它的稳定性。在表部，肺与皮毛的功能是适应空气，它们的一切生理活动都为整体能正常地适应和利用空气而进行，这就是表部的目的点和目的环；在里部，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的功能是适应饮食，一切生理功能都为适应饮食的消化、吸收、排泄而存在，这是里部的目的点和目的环；在半表半里部，心脏、血管等的一切功能是为适应血液循环，调节和稳定内环境而展开，它们的活动都是以达到血液正常循环为目的点和目的环。
法国生理学家伯尔纳说：“所有的生命机构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在伯尔纳发表他的观点前4年，恩格斯就写到：“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我们祖国医学倡导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是机体平衡稳态学说的高度概括。
仲景经过临床生动的直观和抽象的思维，以临床实践经验为内容，著成《伤寒杂病论》是一个创举，仲景也当为系统方法论的一个伟大先躯。“三部六病”学说就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的内容，并进一步应用系统论而创立的。D4,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