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实验研究与临床要求距离有多远
皋永利 山东中医药大学
我们知道，中医的实验研究基本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而临床研究则基本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距离，如果实验标准不能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不能充分满足，那么距离会更远。基础研究是为应用研究服务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应用研究深入发展的主要支持，因此对基础研究的要求应当是科学、客观、严谨。就目前的中医实验研究的状况看，抛开动物与人的区别不谈，仅从中医临床的基本要求去比较，中医的实验研究就存在较大距离，严格地说，有相当实验研究的结果不能成为临床的依据。
一、实验模型与临床病证的距离
目前中医对证模型的制作基本上是采用干预手段，通过影响动物的生理病理变化之后形成的。造模是否成功，主要通过观察动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生理病理变化，尤其是以内在变化——实验指标为判断依据。这种对模型的判断未能完全符合中医临床病证辨识的基本要求。我们对实验造模的中医辨证判断，由于动物的特殊性，主要是依靠望诊方法，问诊和切诊基本阙如。这与中医临床实际差距较大，如临床问诊中主诉眩晕、心悸、胸痛、神疲乏力等，假若其中以心悸、胸痛为主要症状，据此就可以初步诊为心病。而在实验模型那里，如果要建立一个中医“心病”的模型，这些内容就无从考察。缺少这些内容，尤其对功能性疾病而言，模型的可靠性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单据现代医学内在的生理病理变化来造模，其“心病”模型就不是中医需要的模型。“心病”还要辨证分型，而在一般分型中，心血虚证的“心悸、头晕、失眠多梦、健忘”，心阴虚证的“五心烦热、午后潮热”，心气虚证的“气短”，心阳虚证的“怔忡、心胸憋闷”等等，这都是分型的审证要点，而这些又是非通过问诊不能获得的信息，作为动物模型则是无法提供的。又如一些常见的模型，其中也有很多主证信息难以获得，如脾气虚证的“肢体倦怠、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肝郁气滞证的“情志抑郁、胸胁或少腹胀满窜痛、善太息、咽部异物感”，肝阳上亢证的“眩晕耳鸣、头目胀痛、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肾虚证的“腰膝酸软、耳鸣耳聋、神疲乏力”等等，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模型指标，在证模型制作中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有脉诊，这也是中医的基本诊断特色，脉象是脏腑气血盛衰、邪正虚实的外在反映，是辨证的主要依据，而在实验模型那里更无从谈起。即便是望诊，有些很重要的内容在实验模型那里也同样难以体现，如面色的望诊、舌的望诊等。我们知道，中医辨证是靠四诊的信息来辨识的，如果临床四诊信息不全，甚至主要症状阙如，辨证就很难准确。模型也一样，我们制作的是中医实验模型，模型的依据一定符合中医临床的基本要求，不然其实验的结果又有多大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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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药理与传统功能的距离
中医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就是中药药理的研究。摸清中药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途径是必要的，但是它的对象一定是针对“证”的而不是针对“病”的，不然就不是中医药理的研究方向。而我们现在的药理实验研究，不少是针对“病”的，就像西药一样，某药治某病，这样的实验结果对目前中医的临床辨证用药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证对西医的病而言，有时它大于“病”(同一种证型可以涉及多种病)，有时它又小于“病”(一种病可以有多种证型)。传统中药不论单味药还是成方，其功效都是针对“证”而言的，如果实验研究针对的模型是“病”不是“证”，那么它就不能用于临床的辨证论治过程。例如黄连素，它的适应证明确注明用于肠道感染、腹泻，也就是说一切肠道感染和由此引起的腹泻皆可用之，无须去辨中医的证，这显然是对病不对证。其他如麻黄素、双黄连、清开灵、丹参滴丸等等，也基本如此。这些药物虽然是由中药提取的，但是它们的应用完全如同西药应用一样，没有了传统中药功能的特色。当然，从药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条新药研究的途径之一，只是不能作为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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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成分与配伍原理的距离
目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应用，基本上是以配伍应用为主，以单味药应用者较少。而现在中药的实验药理研究主要是寻找有效成分和摸清作用途径，其结果对中药配伍原理的阐述进而能指导中药的配伍还有很大距离。因为传统方剂除了有效成分之外，还有其他成分，它们在整个方剂的配伍中一定也会产生作用，也一定影响整个方剂的功效。也就是说，某一方剂的功效不是现代药理中“有效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单味药全部成分系统作用的结果。
现在存在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是，在解释一首有效方剂时，大多是先用传统中医理论去阐释它的配伍原理和整体功效，然后再用实验药理去进行现代作用机机制的分析，两套理论并用。这虽然让人感受到了一些中医现代化的气息，但是从本质上看，这并没有对中医理论的现代化水平有明显提升。还是那句话，只要中药的现代药理没有真正融入中医理论之中，就不能说是对中医理论有什么本质影响。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医实验研究与临床要求之间的距离是明显的，如果不解决它们，中医实验研究就不会对中医临床有太大的意义。, 百拇医药
我们知道，中医的实验研究基本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而临床研究则基本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距离，如果实验标准不能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不能充分满足，那么距离会更远。基础研究是为应用研究服务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应用研究深入发展的主要支持，因此对基础研究的要求应当是科学、客观、严谨。就目前的中医实验研究的状况看，抛开动物与人的区别不谈，仅从中医临床的基本要求去比较，中医的实验研究就存在较大距离，严格地说，有相当实验研究的结果不能成为临床的依据。
一、实验模型与临床病证的距离
目前中医对证模型的制作基本上是采用干预手段，通过影响动物的生理病理变化之后形成的。造模是否成功，主要通过观察动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生理病理变化，尤其是以内在变化——实验指标为判断依据。这种对模型的判断未能完全符合中医临床病证辨识的基本要求。我们对实验造模的中医辨证判断，由于动物的特殊性，主要是依靠望诊方法，问诊和切诊基本阙如。这与中医临床实际差距较大，如临床问诊中主诉眩晕、心悸、胸痛、神疲乏力等，假若其中以心悸、胸痛为主要症状，据此就可以初步诊为心病。而在实验模型那里，如果要建立一个中医“心病”的模型，这些内容就无从考察。缺少这些内容，尤其对功能性疾病而言，模型的可靠性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单据现代医学内在的生理病理变化来造模，其“心病”模型就不是中医需要的模型。“心病”还要辨证分型，而在一般分型中，心血虚证的“心悸、头晕、失眠多梦、健忘”，心阴虚证的“五心烦热、午后潮热”，心气虚证的“气短”，心阳虚证的“怔忡、心胸憋闷”等等，这都是分型的审证要点，而这些又是非通过问诊不能获得的信息，作为动物模型则是无法提供的。又如一些常见的模型，其中也有很多主证信息难以获得，如脾气虚证的“肢体倦怠、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肝郁气滞证的“情志抑郁、胸胁或少腹胀满窜痛、善太息、咽部异物感”，肝阳上亢证的“眩晕耳鸣、头目胀痛、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肾虚证的“腰膝酸软、耳鸣耳聋、神疲乏力”等等，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模型指标，在证模型制作中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有脉诊，这也是中医的基本诊断特色，脉象是脏腑气血盛衰、邪正虚实的外在反映，是辨证的主要依据，而在实验模型那里更无从谈起。即便是望诊，有些很重要的内容在实验模型那里也同样难以体现，如面色的望诊、舌的望诊等。我们知道，中医辨证是靠四诊的信息来辨识的，如果临床四诊信息不全，甚至主要症状阙如，辨证就很难准确。模型也一样，我们制作的是中医实验模型，模型的依据一定符合中医临床的基本要求，不然其实验的结果又有多大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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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药理与传统功能的距离
中医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就是中药药理的研究。摸清中药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途径是必要的，但是它的对象一定是针对“证”的而不是针对“病”的，不然就不是中医药理的研究方向。而我们现在的药理实验研究，不少是针对“病”的，就像西药一样，某药治某病，这样的实验结果对目前中医的临床辨证用药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证对西医的病而言，有时它大于“病”(同一种证型可以涉及多种病)，有时它又小于“病”(一种病可以有多种证型)。传统中药不论单味药还是成方，其功效都是针对“证”而言的，如果实验研究针对的模型是“病”不是“证”，那么它就不能用于临床的辨证论治过程。例如黄连素，它的适应证明确注明用于肠道感染、腹泻，也就是说一切肠道感染和由此引起的腹泻皆可用之，无须去辨中医的证，这显然是对病不对证。其他如麻黄素、双黄连、清开灵、丹参滴丸等等，也基本如此。这些药物虽然是由中药提取的，但是它们的应用完全如同西药应用一样，没有了传统中药功能的特色。当然，从药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条新药研究的途径之一，只是不能作为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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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成分与配伍原理的距离
目前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应用，基本上是以配伍应用为主，以单味药应用者较少。而现在中药的实验药理研究主要是寻找有效成分和摸清作用途径，其结果对中药配伍原理的阐述进而能指导中药的配伍还有很大距离。因为传统方剂除了有效成分之外，还有其他成分，它们在整个方剂的配伍中一定也会产生作用，也一定影响整个方剂的功效。也就是说，某一方剂的功效不是现代药理中“有效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单味药全部成分系统作用的结果。
现在存在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是，在解释一首有效方剂时，大多是先用传统中医理论去阐释它的配伍原理和整体功效，然后再用实验药理去进行现代作用机机制的分析，两套理论并用。这虽然让人感受到了一些中医现代化的气息，但是从本质上看，这并没有对中医理论的现代化水平有明显提升。还是那句话，只要中药的现代药理没有真正融入中医理论之中，就不能说是对中医理论有什么本质影响。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医实验研究与临床要求之间的距离是明显的，如果不解决它们，中医实验研究就不会对中医临床有太大的意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