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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捌号楼
自1953年开始从事生理学科研工作以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研究方向极不稳定。1972年时我所工作过的上海生理研究所除了根据革命的需要而只有一部分人员在从事着‘针刺麻醉’的研究之外，多数科研人员都整天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我虽是个‘文革’中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候倒也不斗我了，可以自己找些工作了。于是我阅读了一些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然后向当时领导着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同事提出要求参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位同事(绝对不是文革中的那类卑鄙之徒)非常诚恳地劝我不要介入这方面的事。他对我说：“别进来。进来之后看到一些事情你是要说话的。那样你就又要犯错误了。”对于他的话我心领神会。
不管怎么说，那时节我了解了中医界的情况，对中医界的学术情况以及国家对中医的政策等等有所了解并当然地产生了个人的独立看法。到了1988年，上海的《文汇报》于7月5日刊载了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7月11日又刊出了一篇糊里糊涂的文章《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到了11月25日，北京的《中国科学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经络可能是人体更加高级的控制系统》。我，一个普通的生理学科研人员，一看见这题目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出之于学术良心，出之于社会责任感，我不能，无法，不应该再沉默了，于是撰写了《对中医“经络”的置疑》和《中医萎缩之我见》两文，投寄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刊出了前一篇(1989年1月6日)，退回了后一篇。我问中国科学报社什么理由退稿，并向之说明：“如果《中国科学报》肯登此文，充其量给我二、三十元稿费而已；设若我将该文发表在香港，则可得稿费上千元港币。在大陆会有众多读者读到拙文，而地域狭小的香港能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有兴趣？我发表文章是给人们看的，不是为了赚钱。况且我的文章是明确地针对大陆中医界的现实，何事不能让大陆读者──主要是中医界的读者──读到拙文？若是我的学术观点有错误，我愿接受批评或批判。我的文章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那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实话实说，何以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质问得理直气壮，但中国科学报社却回答得呜哩吗哩!总之，不能发表!无奈，我将之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6月号108-111页)，没得到上千元，只收到了稿费960元港币。当然，既然被迫在香港发表，而在那边写文章可以自由得多了，于是我把文章改得“嚣张”了些。无他，如此而已。事后我被告知，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全国各省的中医药学院都收集了我在香港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题目不妥。我的原稿上写的是“置疑”，不幸被中国科学报社的编辑在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改成了“质疑”。置疑是彻底否定，质疑是提出疑问。拙文内容当然是毫无通融余地地否定人体内有什么“经络”的存在。所谓的“经络”，如果不是子虚，那就是乌有。可是自那之后迄今我没有在国内读到过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向中国科学报社提问过，回答称，自《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发表后，他们收到过两、三篇反对的文章，但内容都是骂人的，没有学术内容，他们当然不予发表。
关于骂人，是的，有朋友告诉我，中医界骂我是“数典忘祖，民族败类”。我的天老爷，别这么抬举我呀!数典忘祖？不!我才疏学浅，别说读，连看都未曾看见过任何一本中国古医书。从来未数过典，何谈忘祖？至于民族败类，这帽子太太太高大了。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直到1980年，在那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头上戴过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等等各种帽子，但这些帽子都太小了，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资格戴上的。而如今，这“民族败类”的帽子我不好意思戴，因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能有资格戴上这顶帽子的奸邪与坏蛋到底还是屈指可数的。给我这么个藐小之辈戴这么特高特大的帽子，我真感到挺难为情的，不好意思了，嘻嘻。请大家看，我这人是不是还挺谦虚的呐，嘿嘿嘿。
我应该诚挚而严肃地告知反对我这一学术观点的诸公，在中国医学史上我的的确确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人体无经络”的人，并且从学术上作出了至今和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拿得出反对我的论证的学术阐述。作为正统的生理学工作者，我有资格作出彻底否定经络存在于人体的科学论断，也有资格表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否定得了我的结论!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本事证明人体内有经络系统存在!
当然，外国也有人支持并研究经络。1989年11月26日香港《明报》报道了法国人找到了经络的证据，实在是愚昧与荒诞得令内行人皱眉。我只得再在香港撰文《法国人找到了经络？》(《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86-87)，以解释那‘证据’之毫无意义。
这之后出现了科学管理方面的问题。1990年春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主持下居然提出了在“八·五”期间把“经络的研究”列为12个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之一。此事虽有生理学界少数人的反对，但官府里三个有地位的长官支持，于是此一荒诞课题上马。历时五年，除了荒诞结果之外一无所获。该下马了吧？不!继续再干五年!有人批评我国的弊端是“官本位”。我不同意。例如，在要继续干之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院士的批示意见是“不予立项”四个字。这样的“官”除了被那些‘经络迷’们冷嘲热骂之外，他可是什么也没得到。于是，经络的研究继续进行。有的学人是因为无法得到研究经费，而把自己的工作挂上个‘经络’招牌，以便获取经费。至于经费到手，研究不出‘经络’也没人会去打他的屁股。有的专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经络研究的高级顾问，但是，碰到我时却对我说：“老于，你以后写文章时可别骂我，我是不信那玩意儿的。”既然不信，那他挂那‘顾问’的牌子干什么呢？一位在经络界很有名气的专家，1993年发表了利用红外线辐射成像技术所发现的“等温经络线”论文。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位学者立即发觉这是假象，撰文评论。可是他抱怨他的评论文章在全国都无处发表，要我给帮助推荐。在中医界我是何等臭名昭著啊，我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作者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一家小杂志上发表了。我还听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于是再撰文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回信称，“由于经络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不便批评了。”真邪门儿!谁领导中国科学界？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薛崇成教授近十年来收集了国内方方面面反对经络的学者们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准备编辑成一本专书予以出版，显然他的行为背离了我国中医界的主旋律，因此他的企图全然无法得逞!一位参与经络研究的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经络研究把大把钞票投入深渊，只是经手人揩油而已，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等温线热像图以伪迹为经络客观显示，笑话开到国外，令天下笑……。”恕我回过头来向当初慷慨激昂站出来支持经络研究的三位高官提问，经络研究中如何能反映你们科学领导的才能、魅力与艺术？在我国科学界可有民主之魂？经络研究的荒诞途程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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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那时节我了解了中医界的情况，对中医界的学术情况以及国家对中医的政策等等有所了解并当然地产生了个人的独立看法。到了1988年，上海的《文汇报》于7月5日刊载了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7月11日又刊出了一篇糊里糊涂的文章《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到了11月25日，北京的《中国科学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经络可能是人体更加高级的控制系统》。我，一个普通的生理学科研人员，一看见这题目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出之于学术良心，出之于社会责任感，我不能，无法，不应该再沉默了，于是撰写了《对中医“经络”的置疑》和《中医萎缩之我见》两文，投寄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刊出了前一篇(1989年1月6日)，退回了后一篇。我问中国科学报社什么理由退稿，并向之说明：“如果《中国科学报》肯登此文，充其量给我二、三十元稿费而已；设若我将该文发表在香港，则可得稿费上千元港币。在大陆会有众多读者读到拙文，而地域狭小的香港能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有兴趣？我发表文章是给人们看的，不是为了赚钱。况且我的文章是明确地针对大陆中医界的现实，何事不能让大陆读者──主要是中医界的读者──读到拙文？若是我的学术观点有错误，我愿接受批评或批判。我的文章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那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实话实说，何以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质问得理直气壮，但中国科学报社却回答得呜哩吗哩!总之，不能发表!无奈，我将之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6月号108-111页)，没得到上千元，只收到了稿费960元港币。当然，既然被迫在香港发表，而在那边写文章可以自由得多了，于是我把文章改得“嚣张”了些。无他，如此而已。事后我被告知，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全国各省的中医药学院都收集了我在香港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题目不妥。我的原稿上写的是“置疑”，不幸被中国科学报社的编辑在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改成了“质疑”。置疑是彻底否定，质疑是提出疑问。拙文内容当然是毫无通融余地地否定人体内有什么“经络”的存在。所谓的“经络”，如果不是子虚，那就是乌有。可是自那之后迄今我没有在国内读到过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向中国科学报社提问过，回答称，自《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发表后，他们收到过两、三篇反对的文章，但内容都是骂人的，没有学术内容，他们当然不予发表。
关于骂人，是的，有朋友告诉我，中医界骂我是“数典忘祖，民族败类”。我的天老爷，别这么抬举我呀!数典忘祖？不!我才疏学浅，别说读，连看都未曾看见过任何一本中国古医书。从来未数过典，何谈忘祖？至于民族败类，这帽子太太太高大了。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直到1980年，在那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头上戴过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等等各种帽子，但这些帽子都太小了，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资格戴上的。而如今，这“民族败类”的帽子我不好意思戴，因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能有资格戴上这顶帽子的奸邪与坏蛋到底还是屈指可数的。给我这么个藐小之辈戴这么特高特大的帽子，我真感到挺难为情的，不好意思了，嘻嘻。请大家看，我这人是不是还挺谦虚的呐，嘿嘿嘿。
我应该诚挚而严肃地告知反对我这一学术观点的诸公，在中国医学史上我的的确确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人体无经络”的人，并且从学术上作出了至今和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拿得出反对我的论证的学术阐述。作为正统的生理学工作者，我有资格作出彻底否定经络存在于人体的科学论断，也有资格表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否定得了我的结论!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本事证明人体内有经络系统存在!
当然，外国也有人支持并研究经络。1989年11月26日香港《明报》报道了法国人找到了经络的证据，实在是愚昧与荒诞得令内行人皱眉。我只得再在香港撰文《法国人找到了经络？》(《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86-87)，以解释那‘证据’之毫无意义。
这之后出现了科学管理方面的问题。1990年春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主持下居然提出了在“八·五”期间把“经络的研究”列为12个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之一。此事虽有生理学界少数人的反对，但官府里三个有地位的长官支持，于是此一荒诞课题上马。历时五年，除了荒诞结果之外一无所获。该下马了吧？不!继续再干五年!有人批评我国的弊端是“官本位”。我不同意。例如，在要继续干之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院士的批示意见是“不予立项”四个字。这样的“官”除了被那些‘经络迷’们冷嘲热骂之外，他可是什么也没得到。于是，经络的研究继续进行。有的学人是因为无法得到研究经费，而把自己的工作挂上个‘经络’招牌，以便获取经费。至于经费到手，研究不出‘经络’也没人会去打他的屁股。有的专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经络研究的高级顾问，但是，碰到我时却对我说：“老于，你以后写文章时可别骂我，我是不信那玩意儿的。”既然不信，那他挂那‘顾问’的牌子干什么呢？一位在经络界很有名气的专家，1993年发表了利用红外线辐射成像技术所发现的“等温经络线”论文。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位学者立即发觉这是假象，撰文评论。可是他抱怨他的评论文章在全国都无处发表，要我给帮助推荐。在中医界我是何等臭名昭著啊，我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作者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一家小杂志上发表了。我还听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于是再撰文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回信称，“由于经络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不便批评了。”真邪门儿!谁领导中国科学界？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薛崇成教授近十年来收集了国内方方面面反对经络的学者们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准备编辑成一本专书予以出版，显然他的行为背离了我国中医界的主旋律，因此他的企图全然无法得逞!一位参与经络研究的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经络研究把大把钞票投入深渊，只是经手人揩油而已，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等温线热像图以伪迹为经络客观显示，笑话开到国外，令天下笑……。”恕我回过头来向当初慷慨激昂站出来支持经络研究的三位高官提问，经络研究中如何能反映你们科学领导的才能、魅力与艺术？在我国科学界可有民主之魂？经络研究的荒诞途程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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