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
矛 盾
今年(2001年)3月4日， 在全国体卫分组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 书记3月4日的发言是对中医工作没有批评的批评。”焦老和邓老尤其强调：“中医高等教育如在现在还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过十年，恐怕能用老中医们那种传统的方法治病的中医就没有了。”
我们看到，在 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的同时，中医药界内的权威人士却对中医的前途深感忧虑，甚至有一种危机感。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先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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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辛酸的近代史
近代以来，中医药学曾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这是尽人皆知的。正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所言：“中医近百年来受尽了摧残。”
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关于大专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只设西医课程，拒绝设置中医课程。为此，全国19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遭到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拒绝。
民国时期中医药界求生存的斗争，在1929年形成高潮。1929年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卫生部，随即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会上抛出了四项废止、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其中首先是打着“医学革命”旗帜的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全国中医药界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药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废止中医令”的提案虽然最后不得不被迫取消，但是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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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民国之世，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不绝于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余云岫说中医之所以有效，那是由于“精神之慰籍也”。而卫生部领导王斌也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称中医为“封建社会封建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后为党中央所觉察，给予批判。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思潮，扭转一种思潮，并不容易，因此长期以来中医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医事业不被重视。据统计，全国24所中医学院的财产比一所南京工学院的财产还少几百万元。
十年浩劫更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口号，实际上否定了中医药学自身的特色。在这一口号下，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人员下放；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也落了空。正如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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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大好 危机四伏”
文革之后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1982年发展我国传统医学列入了我国宪法；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并拨专款发展中医；1988年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事业呈现蓬勃发展局面。
但是，正如湖北中医学院的陈国权教授所说：“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医事业实际上日趋衰败，活不好又死不了。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仁，无不忧心忡忡。”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也指出：“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和学术水平不但没有象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得到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其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下，中医中药的实质和特色正在迅速蜕变和消亡。按老中医的话说是‘形势大好，危机四伏’。”崔月犁先生在北京市中医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中提到：“在我国有中医消亡的问题，是长期消灭、中期消灭、还是短期消灭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中医消亡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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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没有培养真正的中医”
全国知名的老中医焦树德教授和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今年五月三十日是焦老(焦树德)八十岁寿辰，一位高层领导到中日友好医院给焦老祝寿，另外邀请了几位老中医来谈谈中医教育。除了焦邓二老，还有任老(任继学)、王永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等。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来。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来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
近十多年，世界100多个国家学习中医药的学者普遍反映国内“中医水平越来越差”。德国一位学者反映：国内的中青年中医“真”的不多；法国一位学者反映：不少中青年中医对他们关心的中医药问题“一问三不知”。
湖北中医药学院的陈国权教授在读了现代教育报8月10月的“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一文后来信告诉记者：“回答是否定的：不能!早已不能!!数年内也不能!!!”陈国权教授还告诉记者：以湖北中医学院为例，与西医院校相比，同为5年制，中医学专业的19门西医课占总学时3106的31.12%，是西医院校中医课的5-10倍；而19门中医课只占42.88%，其余26%为公共课。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被社会讥刺为“两个中专生”。中医院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在浓浓的西化、西医氛围中岂止是自卑？许多人都有一种耻辱感，只能仰仗西医的鼻息艰难度日。因无法胜任中医工作而被迫就西、搞药、从政、经商者大有人在。北京一学者“很可能下个世纪就再也没有中医了”的预言并非无稽之谈。中医界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医之术的问题比贯彻56号文件以前更加严重。这种严酷的现实多被中医界表面的繁华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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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传人，还是掘墓人？”
香港浸会大学的李致重教授告诉记者：“1981年，当‘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我的母校)医疗系的学生即将毕业时，我所了解的学生专业思想的状况是：热爱并热心学习中医的不足10%；热爱西医并认为中医专业必须学好西医的占30%左右；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中、西医都学点，将来工作时好应付的占60%左右。”
199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自发组织的调查报告(刊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报》1996年1月25日第3版，标题是“1996我们走向何方”)显示：“92.9%的学生认为跟西医院校的学生相比，自己不具有优势”；“98%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或一般”；“82.5%的学生是第一志愿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而通过几年的学习却有许多学生对当初选择的正确性表示怀疑”；“67.7%的学生认为西医药类课程设置太少，9.9%的学生认为西医药类课程设置过多……72.7%的学生觉得在毕业前夕需要补充西医类知识”；“51.5%的学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医学前景不容乐观，另有26.3%的学生对中医药的前景竟然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学生们认为现行教育体制使得学生们“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上述情况，是中医教育的普遍问题，应该说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大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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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现在一年也就遇上一、二位真心喜爱中医的学生”。
一些学者还指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
难怪湖北中医学院著名老中医李今庸曾作诗一首哀叹今日之中医教育：“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药学家满晰博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传统中医缺少传人，随着老一代中医的消失，中医的科学核心与精髓将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之中。
想学中医的也实在是无门可入，无路可走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小同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中医院校的学生，怀抱着想认真学习中医的希望，处于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教育体系下，常常感到失望、无奈和悲哀。入校几年，眼看周围本无兴趣的人埋头于外语，计算机之中，而原本感兴趣乃至想为中医做些什么的人也渐渐壮志消磨，随波逐流，不是不想好好学，是实在无门可入，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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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大学之时，本以为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谁知深入接触才发现，大家选择这所学校，有着各自的目的，有的是因为家长希望家中有个医生，有的是因为这是一条进京之路，还有的就是被调剂来的，只为了想学中医而来的寥寥无几。当然，高考时的选择毕竟有种种偶然，进入大学后学生的兴趣还可以进一步培养，然而，学习两年之后，问一问周围，立志要做中医的剩不下几个人，现在已如此，待到毕业后呢？有的同学甚至还不相信中医，生了病从不吃中药，认为那不如西药管用。在学校里学习了几年，却还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教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生的来信中提到：“我们是为了学中医而来，为什么上课老师不多讲些治病的临床经验，而反复陈述在小鼠、兔子身上验证的药理作用；为什么老师讲课一边说按课本写的去看病根本治不好，一边是考试时你们千万要按课本答题否则就会没分；为什么在中医院里病人没有经西医手段处理出了问题就算是大夫的责任而中医大夫不开中药，开一堆很贵的西药却不会被视为不学无术。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走在校园里，看见人来人往，他就感到十分绝望，因为这些名义上中医未来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能担当得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任。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到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难道今天几千年的传统竟要毁在高喊着‘振兴中医’口号的我们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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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我们是一代完人”
湖北中医学院的陈国权教授曾就现在中医界忽视名老中医效应这一现象告诉记者：自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有一技之长甚至身怀绝技的老中医陆续退休，其中不少已辞世，仅北京地区，从今年1月26日——2月3日即有董建华、赵绍琴及刘渡舟3位病故；56-59年入校，最迟毕业于65年，中医功夫扎实，且略知一点西医的承上启下的四届新中医，绝大多数也已退休。如果说中医界正在上演一场特大型空城计的话，并不为过。去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张仲景学术研讨会期间，来自江西的伤寒学家陈瑞春教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全国现在有熊猫300余只，而拿得出手(即每周坐诊3-5个半天，平均每半天接诊30-50个病人)的名老中医比熊猫还少。”陈国权教授还沉痛地指出：“再过10年左右，当中央首长及外国总统患重病，在经西医治疗无效时，我们很难拿得出能独立于西医之外治病的像蒲辅周、叶心清、岳美中这样的名老中医了!”
记得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采访时，著名老中医张灿玾教授痛苦地告诉记者：“我们这些老中医私下里在一起聊天时常说：‘我们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代完蛋的人。”意思是这一代老中医一死，中医也就没人了，很可能走向灭亡。崔月犁先生在《致 同志的信》中也提到：“不少老中医反映说：老一代中医去世后，中医即可能被西医‘消化’，而走上灭亡。”
原载于《现代教育报》2001年9月21日A1版, http://www.100md.com(郝光明)
今年(2001年)3月4日， 在全国体卫分组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 书记3月4日的发言是对中医工作没有批评的批评。”焦老和邓老尤其强调：“中医高等教育如在现在还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再过十年，恐怕能用老中医们那种传统的方法治病的中医就没有了。”
我们看到，在 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的同时，中医药界内的权威人士却对中医的前途深感忧虑，甚至有一种危机感。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先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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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辛酸的近代史
近代以来，中医药学曾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这是尽人皆知的。正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所言：“中医近百年来受尽了摧残。”
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关于大专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只设西医课程，拒绝设置中医课程。为此，全国19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遭到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拒绝。
民国时期中医药界求生存的斗争，在1929年形成高潮。1929年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卫生部，随即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会上抛出了四项废止、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其中首先是打着“医学革命”旗帜的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全国中医药界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药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废止中医令”的提案虽然最后不得不被迫取消，但是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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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民国之世，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不绝于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余云岫说中医之所以有效，那是由于“精神之慰籍也”。而卫生部领导王斌也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称中医为“封建社会封建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后为党中央所觉察，给予批判。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思潮，扭转一种思潮，并不容易，因此长期以来中医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医事业不被重视。据统计，全国24所中医学院的财产比一所南京工学院的财产还少几百万元。
十年浩劫更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口号，实际上否定了中医药学自身的特色。在这一口号下，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人员下放；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也落了空。正如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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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大好 危机四伏”
文革之后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1982年发展我国传统医学列入了我国宪法；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并拨专款发展中医；1988年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事业呈现蓬勃发展局面。
但是，正如湖北中医学院的陈国权教授所说：“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医事业实际上日趋衰败，活不好又死不了。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仁，无不忧心忡忡。”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也指出：“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和学术水平不但没有象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得到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其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下，中医中药的实质和特色正在迅速蜕变和消亡。按老中医的话说是‘形势大好，危机四伏’。”崔月犁先生在北京市中医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中提到：“在我国有中医消亡的问题，是长期消灭、中期消灭、还是短期消灭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中医消亡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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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没有培养真正的中医”
全国知名的老中医焦树德教授和邓铁涛教授告诉记者：今年五月三十日是焦老(焦树德)八十岁寿辰，一位高层领导到中日友好医院给焦老祝寿，另外邀请了几位老中医来谈谈中医教育。除了焦邓二老，还有任老(任继学)、王永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等。在这次会议上基本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来。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来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
近十多年，世界100多个国家学习中医药的学者普遍反映国内“中医水平越来越差”。德国一位学者反映：国内的中青年中医“真”的不多；法国一位学者反映：不少中青年中医对他们关心的中医药问题“一问三不知”。
湖北中医药学院的陈国权教授在读了现代教育报8月10月的“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一文后来信告诉记者：“回答是否定的：不能!早已不能!!数年内也不能!!!”陈国权教授还告诉记者：以湖北中医学院为例，与西医院校相比，同为5年制，中医学专业的19门西医课占总学时3106的31.12%，是西医院校中医课的5-10倍；而19门中医课只占42.88%，其余26%为公共课。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被社会讥刺为“两个中专生”。中医院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在浓浓的西化、西医氛围中岂止是自卑？许多人都有一种耻辱感，只能仰仗西医的鼻息艰难度日。因无法胜任中医工作而被迫就西、搞药、从政、经商者大有人在。北京一学者“很可能下个世纪就再也没有中医了”的预言并非无稽之谈。中医界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医之术的问题比贯彻56号文件以前更加严重。这种严酷的现实多被中医界表面的繁华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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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传人，还是掘墓人？”
香港浸会大学的李致重教授告诉记者：“1981年，当‘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我的母校)医疗系的学生即将毕业时，我所了解的学生专业思想的状况是：热爱并热心学习中医的不足10%；热爱西医并认为中医专业必须学好西医的占30%左右；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中、西医都学点，将来工作时好应付的占60%左右。”
199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自发组织的调查报告(刊载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校报》1996年1月25日第3版，标题是“1996我们走向何方”)显示：“92.9%的学生认为跟西医院校的学生相比，自己不具有优势”；“98%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或一般”；“82.5%的学生是第一志愿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而通过几年的学习却有许多学生对当初选择的正确性表示怀疑”；“67.7%的学生认为西医药类课程设置太少，9.9%的学生认为西医药类课程设置过多……72.7%的学生觉得在毕业前夕需要补充西医类知识”；“51.5%的学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医学前景不容乐观，另有26.3%的学生对中医药的前景竟然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学生们认为现行教育体制使得学生们“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上述情况，是中医教育的普遍问题，应该说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大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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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现在一年也就遇上一、二位真心喜爱中医的学生”。
一些学者还指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
难怪湖北中医学院著名老中医李今庸曾作诗一首哀叹今日之中医教育：“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药学家满晰博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传统中医缺少传人，随着老一代中医的消失，中医的科学核心与精髓将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之中。
想学中医的也实在是无门可入，无路可走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小同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中医院校的学生，怀抱着想认真学习中医的希望，处于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教育体系下，常常感到失望、无奈和悲哀。入校几年，眼看周围本无兴趣的人埋头于外语，计算机之中，而原本感兴趣乃至想为中医做些什么的人也渐渐壮志消磨，随波逐流，不是不想好好学，是实在无门可入，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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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大学之时，本以为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谁知深入接触才发现，大家选择这所学校，有着各自的目的，有的是因为家长希望家中有个医生，有的是因为这是一条进京之路，还有的就是被调剂来的，只为了想学中医而来的寥寥无几。当然，高考时的选择毕竟有种种偶然，进入大学后学生的兴趣还可以进一步培养，然而，学习两年之后，问一问周围，立志要做中医的剩不下几个人，现在已如此，待到毕业后呢？有的同学甚至还不相信中医，生了病从不吃中药，认为那不如西药管用。在学校里学习了几年，却还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教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生的来信中提到：“我们是为了学中医而来，为什么上课老师不多讲些治病的临床经验，而反复陈述在小鼠、兔子身上验证的药理作用；为什么老师讲课一边说按课本写的去看病根本治不好，一边是考试时你们千万要按课本答题否则就会没分；为什么在中医院里病人没有经西医手段处理出了问题就算是大夫的责任而中医大夫不开中药，开一堆很贵的西药却不会被视为不学无术。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走在校园里，看见人来人往，他就感到十分绝望，因为这些名义上中医未来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能担当得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任。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到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难道今天几千年的传统竟要毁在高喊着‘振兴中医’口号的我们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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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我们是一代完人”
湖北中医学院的陈国权教授曾就现在中医界忽视名老中医效应这一现象告诉记者：自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旧社会过来的一大批有一技之长甚至身怀绝技的老中医陆续退休，其中不少已辞世，仅北京地区，从今年1月26日——2月3日即有董建华、赵绍琴及刘渡舟3位病故；56-59年入校，最迟毕业于65年，中医功夫扎实，且略知一点西医的承上启下的四届新中医，绝大多数也已退休。如果说中医界正在上演一场特大型空城计的话，并不为过。去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张仲景学术研讨会期间，来自江西的伤寒学家陈瑞春教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全国现在有熊猫300余只，而拿得出手(即每周坐诊3-5个半天，平均每半天接诊30-50个病人)的名老中医比熊猫还少。”陈国权教授还沉痛地指出：“再过10年左右，当中央首长及外国总统患重病，在经西医治疗无效时，我们很难拿得出能独立于西医之外治病的像蒲辅周、叶心清、岳美中这样的名老中医了!”
记得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采访时，著名老中医张灿玾教授痛苦地告诉记者：“我们这些老中医私下里在一起聊天时常说：‘我们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代完蛋的人。”意思是这一代老中医一死，中医也就没人了，很可能走向灭亡。崔月犁先生在《致 同志的信》中也提到：“不少老中医反映说：老一代中医去世后，中医即可能被西医‘消化’，而走上灭亡。”
原载于《现代教育报》2001年9月21日A1版, http://www.100md.com(郝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