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生命力与伟哥的挑战
自从美国费策公司生产的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以下仍称阳萎)的特效药昔多芬(Sildenafil Citrate,俗称Viagra,译作“伟哥”)问世，由美国食药委员会批准上市以来，对阳萎的治疗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以理性为理论基础，以迅猛发展的生化高科技为特征的西方医疗领域再次显示出其无所不能的雄伟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个新时代只是更清楚地表明了产生昔多芬的美国的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内隐含的深刻的矛盾。这些与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直接相关的矛盾包括：
一、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美国社会里的突出的医学化趋势(即把与社会和心理有关的疾病完全地视为纯医疗问题，或者把本来并不突出的疾病现象变成一个医疗问题)的深化；
二、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把身体看作机器，把阳萎看成机器故障，把治疗阳萎看成修理机器和排除故障这样一种工具性思维的成功；
三、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生活的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满足，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的态度更加的开放，是否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对自己的性和身体有了更有效的控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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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三方面的关系为矛盾，是因为在这三方面关系之下，昔多芬的成功有着可疑的一面。但是，昔多芬的高疗效(80%治愈率)，在股票市场上的走红(费策公司的股票行情从伟哥问世以来基本上一直看涨)，以及美国媒介对它的渲染，使得对昔多芬的怀疑显得很不合时宜。同时，如果在舆论较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听到对任何问题的不同看法，在许多为现代化话语所笼罩的第三世界国家，伟哥现象的全球化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在中国，依我之见，伟哥现象所带来的是一种期待和焦虑。也许，对于许多已经用西方的治疗手段(真空泵、软体移植、自我注射等)的医生，对昔多芬的等待是对医疗奇迹的兴奋的期待；而对许多用中医的手段治阳萎的医生，期待伴随着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一种职业焦虑，而且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焦虑。但是，我认为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我想把伟哥对西方的心理咨询医生带来的冲击与伟哥对中医的冲击作一个比较。
在性功能障碍的治疗领域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对于阳萎的病因有着生理学派和心理学派之争。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以及精神病研究发展，心理学派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和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发表了《阳萎：男性性功能的心理病因》。这一著作积累了大量的斯特科认为导致阳萎的心理病因的案例。他把少年时的性心理伤害、“性变态”，甚至战争等都联系起来分析；同时，他还在很大程度上，用他作心理咨询医生的案例来证实弗洛伊德的关于“文明愈进步，身体愈受压抑”的命题，把这一命题具体地表述为：人类的社会越进步，身体受到的压抑越大，因而越容易阳萎。换句话说，所谓的“原始人”的性欲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限制和现代生活的纷扰，反倒容易充分地释放，不致于导致阳萎 。斯特科的观点夸大了所谓的绝对化的文明的压抑，把阳萎的病因绝对化了。但是，心理学派的强调人们精神因素的影响的观点，如果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适当地把它局限在个人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一种身体变化的阳萎是如何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相联系的。以后，在40年代的全西报告和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研究，都强调精神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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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心理学派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手段的发展，以昔多芬的问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平完全偏向了生理学派。最典型的表达了以从美国著名的男性科泌尿科专家欧文·戈德斯汀的断言中找到：人的阴茎勃起和插入是靠一个“水利系统”支持的。任何影响水利系统正常运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纠正。他非常肯定地说：“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恢复所有阳萎病人的原先的自然的勃起机制，但我们几乎可以让所有的阳萎病人重新勃起。”戈德斯汀说这番话时是1990年，那还是“前伟哥时代。”现在，伟哥的出现已经使所有的对于原有的医疗手段的副作用(高失败率、不自然感、疼痛、价格昂贵等)的担忧烟消云散，治疗阳萎的革命性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畅销书《新男性的性》的作者伯尼·热伯格尔德也不无称奇地承认伟哥的功效是不能抵赖的。
但是，心理学派并没有认输。根据我的观察，心理学派坚守阵地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昔多芬的工作机制是保证如何向阴茎供血并阻滞其回流，它并不能够产生使得一系列生化反应得以出现的发生于神经系统的刺激。如何产生这一刺激与人的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性的欲望有关。简单地说，昔多芬并不能产生欲望；而欲望的产生和保持是发生在人的社会关系和躯体化的心理交流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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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勃起所带有的超重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对于男人性的强烈的文化负荷，在很多情况下，勃起障碍是由混合因素造成的(器质和心理)。
第三，临床试验表明，伟哥的最佳效果产生来自那些被认为是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的阳萎病人当中。对这一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所谓的心理病因归根结底是生理病因。另一种解释是，昔多芬的功效不在于它真的能够消除生理障碍，而在于它能够变成一种心理辅助剂，因为这种药的神奇的效应增加了阳萎病人的信心。这两种解释有互相矛盾之处，但它至少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把治疗分成心理和生理(即心理咨询和泌尿外科)是合理的吗?
在这里，中医的存在是一个回答。同西方传统的身心分离的哲学基础和医疗分科不同，中医的治疗思想是身心合一的一元哲学。这种身体宇宙学(“Bodily Cosmology”)的对于身体的理解和认识，从《黄帝内经》的时代到现在，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一些基本思想仍然活跃不息，成为诊治基础。比如说，把阴茎的勃起理解为肌体里的充盈的气最终上扬的结果，就是一种与把勃起理解为一个供血的水利系统的医疗思想迥然不同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强调勃起的全身性而不是局部性，各器官的相关性而不是孤立性；强调多层次(精、气、神)性而不是单层次性，因而强调“体外因素”与“体内因素”的不可分性；强调身体的宇宙性和社会性，而不是分子性和工具性。在这样的诊治思想下，身体不仅动作而且思虑，勃起不仅是机械性的刺激反应或者意志命令的结果，而是身体的活生生的习惯的积累。阳萎，这种勃起习惯的失去，是一种联系性的紊乱。对这种紊乱的纠正，依赖于多层次和整体性的重归自然。 当然，临床诊断比哲学讨论要困难，因为医生必须要作一个相对具体的决定——是肾气不足，还是肝郁气滞；是命门火衰，还是湿邪停聚。但这种决定的多样性恰好反应了对于阳萎病因的全身性的理解。这种全身性不同于工具性的原因是，全身性不区分心理与生理，否认人的意志可以支配身体。有一个美国哲学家强调意志和动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想举起我有右臂，你看，我现在就可以举起来。因此，人的意识可以支配人的身体。我并不否认意识的作用。但是，我强调的是身体化的意识。这种身体化的意识是习惯性的。一个人并不能象控制他的手臂一样控制他的勃起器官就证明了把意识和身体分开，把心理与生理分开，是不妥当的。昔多芬的问世，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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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迎接伟哥的挑战是本文的主题。有一种应战方式是从中药中研制一种类似昔多芬的“中药伟哥”。但是，这种努力如果建立在要从化学结构中找到类似的物质成份的指导思想下，只会变成一种笑颦西施。中医对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的长处，在于它的全身性原则(即普遍联系性和身心统一性)和养身原则(即勃起的社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处在同样的可变守为攻的地位上。面对伟哥的挑战，要变守为攻并不味着要否定伟哥，同时也用不着门下称臣。我的观点是，即然伟哥的出现不能否定心理咨询的存在价值，它就更不能否定以身心合一为基础的中医的存在价值。
昔多芬代表一种以满足欲望为中心、以“性能力与生命同在”为性念、以追求“超级性欲”为目标、以享受“娱乐性欲”为目的的性文化。在我看来，昔多芬的功效对中医带来的挑战，远不如这种商业社会的以消费为中心的性文化对中医和中医赖以存在的性文化的挑战要严峻。但是，中医的应变不应以某种可以流行的性文化为准，而应以对于真正的高质量的人生的追求为准则。在这一点上，中医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998年，三位美国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们受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的一种叫作nitric oxide的物质可以帮助血管充分地扩张。这一发现导致了昔多芬的发明。他们获得了世界科学的最高奖赏。同一年，美国媒介上充满了对昔多芬的报道和笑话。其中，有一幅漫画是这样的：
丈夫：我今天又吃了一粒伟哥，你准备好了吗?
妻子：老实说，你阳萎的时候，我觉得我更爱你。, 百拇医药
一、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美国社会里的突出的医学化趋势(即把与社会和心理有关的疾病完全地视为纯医疗问题，或者把本来并不突出的疾病现象变成一个医疗问题)的深化；
二、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把身体看作机器，把阳萎看成机器故障，把治疗阳萎看成修理机器和排除故障这样一种工具性思维的成功；
三、昔多芬的问世和成功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生活的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满足，是否表明了人们对性的态度更加的开放，是否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对自己的性和身体有了更有效的控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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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这三方面的关系为矛盾，是因为在这三方面关系之下，昔多芬的成功有着可疑的一面。但是，昔多芬的高疗效(80%治愈率)，在股票市场上的走红(费策公司的股票行情从伟哥问世以来基本上一直看涨)，以及美国媒介对它的渲染，使得对昔多芬的怀疑显得很不合时宜。同时，如果在舆论较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仍然能够听到对任何问题的不同看法，在许多为现代化话语所笼罩的第三世界国家，伟哥现象的全球化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在中国，依我之见，伟哥现象所带来的是一种期待和焦虑。也许，对于许多已经用西方的治疗手段(真空泵、软体移植、自我注射等)的医生，对昔多芬的等待是对医疗奇迹的兴奋的期待；而对许多用中医的手段治阳萎的医生，期待伴随着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一种职业焦虑，而且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焦虑。但是，我认为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我想把伟哥对西方的心理咨询医生带来的冲击与伟哥对中医的冲击作一个比较。
在性功能障碍的治疗领域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对于阳萎的病因有着生理学派和心理学派之争。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以及精神病研究发展，心理学派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和精神病学家威赫姆·斯特科(Wilhelm Stekel)发表了《阳萎：男性性功能的心理病因》。这一著作积累了大量的斯特科认为导致阳萎的心理病因的案例。他把少年时的性心理伤害、“性变态”，甚至战争等都联系起来分析；同时，他还在很大程度上，用他作心理咨询医生的案例来证实弗洛伊德的关于“文明愈进步，身体愈受压抑”的命题，把这一命题具体地表述为：人类的社会越进步，身体受到的压抑越大，因而越容易阳萎。换句话说，所谓的“原始人”的性欲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限制和现代生活的纷扰，反倒容易充分地释放，不致于导致阳萎 。斯特科的观点夸大了所谓的绝对化的文明的压抑，把阳萎的病因绝对化了。但是，心理学派的强调人们精神因素的影响的观点，如果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适当地把它局限在个人心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一种身体变化的阳萎是如何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相联系的。以后，在40年代的全西报告和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研究，都强调精神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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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心理学派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男性性功能障碍治疗手段的发展，以昔多芬的问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平完全偏向了生理学派。最典型的表达了以从美国著名的男性科泌尿科专家欧文·戈德斯汀的断言中找到：人的阴茎勃起和插入是靠一个“水利系统”支持的。任何影响水利系统正常运转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纠正。他非常肯定地说：“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恢复所有阳萎病人的原先的自然的勃起机制，但我们几乎可以让所有的阳萎病人重新勃起。”戈德斯汀说这番话时是1990年，那还是“前伟哥时代。”现在，伟哥的出现已经使所有的对于原有的医疗手段的副作用(高失败率、不自然感、疼痛、价格昂贵等)的担忧烟消云散，治疗阳萎的革命性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畅销书《新男性的性》的作者伯尼·热伯格尔德也不无称奇地承认伟哥的功效是不能抵赖的。
但是，心理学派并没有认输。根据我的观察，心理学派坚守阵地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昔多芬的工作机制是保证如何向阴茎供血并阻滞其回流，它并不能够产生使得一系列生化反应得以出现的发生于神经系统的刺激。如何产生这一刺激与人的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性的欲望有关。简单地说，昔多芬并不能产生欲望；而欲望的产生和保持是发生在人的社会关系和躯体化的心理交流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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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勃起所带有的超重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对于男人性的强烈的文化负荷，在很多情况下，勃起障碍是由混合因素造成的(器质和心理)。
第三，临床试验表明，伟哥的最佳效果产生来自那些被认为是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的阳萎病人当中。对这一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所谓的心理病因归根结底是生理病因。另一种解释是，昔多芬的功效不在于它真的能够消除生理障碍，而在于它能够变成一种心理辅助剂，因为这种药的神奇的效应增加了阳萎病人的信心。这两种解释有互相矛盾之处，但它至少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把治疗分成心理和生理(即心理咨询和泌尿外科)是合理的吗?
在这里，中医的存在是一个回答。同西方传统的身心分离的哲学基础和医疗分科不同，中医的治疗思想是身心合一的一元哲学。这种身体宇宙学(“Bodily Cosmology”)的对于身体的理解和认识，从《黄帝内经》的时代到现在，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一些基本思想仍然活跃不息，成为诊治基础。比如说，把阴茎的勃起理解为肌体里的充盈的气最终上扬的结果，就是一种与把勃起理解为一个供血的水利系统的医疗思想迥然不同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强调勃起的全身性而不是局部性，各器官的相关性而不是孤立性；强调多层次(精、气、神)性而不是单层次性，因而强调“体外因素”与“体内因素”的不可分性；强调身体的宇宙性和社会性，而不是分子性和工具性。在这样的诊治思想下，身体不仅动作而且思虑，勃起不仅是机械性的刺激反应或者意志命令的结果，而是身体的活生生的习惯的积累。阳萎，这种勃起习惯的失去，是一种联系性的紊乱。对这种紊乱的纠正，依赖于多层次和整体性的重归自然。 当然，临床诊断比哲学讨论要困难，因为医生必须要作一个相对具体的决定——是肾气不足，还是肝郁气滞；是命门火衰，还是湿邪停聚。但这种决定的多样性恰好反应了对于阳萎病因的全身性的理解。这种全身性不同于工具性的原因是，全身性不区分心理与生理，否认人的意志可以支配身体。有一个美国哲学家强调意志和动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想举起我有右臂，你看，我现在就可以举起来。因此，人的意识可以支配人的身体。我并不否认意识的作用。但是，我强调的是身体化的意识。这种身体化的意识是习惯性的。一个人并不能象控制他的手臂一样控制他的勃起器官就证明了把意识和身体分开，把心理与生理分开，是不妥当的。昔多芬的问世，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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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如何迎接伟哥的挑战是本文的主题。有一种应战方式是从中药中研制一种类似昔多芬的“中药伟哥”。但是，这种努力如果建立在要从化学结构中找到类似的物质成份的指导思想下，只会变成一种笑颦西施。中医对男性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的长处，在于它的全身性原则(即普遍联系性和身心统一性)和养身原则(即勃起的社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心理咨询处在同样的可变守为攻的地位上。面对伟哥的挑战，要变守为攻并不味着要否定伟哥，同时也用不着门下称臣。我的观点是，即然伟哥的出现不能否定心理咨询的存在价值，它就更不能否定以身心合一为基础的中医的存在价值。
昔多芬代表一种以满足欲望为中心、以“性能力与生命同在”为性念、以追求“超级性欲”为目标、以享受“娱乐性欲”为目的的性文化。在我看来，昔多芬的功效对中医带来的挑战，远不如这种商业社会的以消费为中心的性文化对中医和中医赖以存在的性文化的挑战要严峻。但是，中医的应变不应以某种可以流行的性文化为准，而应以对于真正的高质量的人生的追求为准则。在这一点上，中医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998年，三位美国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他们受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的一种叫作nitric oxide的物质可以帮助血管充分地扩张。这一发现导致了昔多芬的发明。他们获得了世界科学的最高奖赏。同一年，美国媒介上充满了对昔多芬的报道和笑话。其中，有一幅漫画是这样的：
丈夫：我今天又吃了一粒伟哥，你准备好了吗?
妻子：老实说，你阳萎的时候，我觉得我更爱你。,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