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和指导中医的不是整体观(第二版)
一、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大家都是搞中医的，我们在临床辨证论治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其实是对病人病情的过程、阶段的把握。我们去辨证时，总是要强调的是刻下(!!!!!)，是当前(!!!!!)，而不是昨天、过去的阶段。病人第一天来了，我们去辨证，辨的是第一天的证，第二天来了，我们还得去辨证，辨的是第二天的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程的推移，病人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体内为内在病理改变，体外为环境，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故我们必须把握住当前的(!!!!!)过程，去辨别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不是其它，是从过程出发，在过程中去把握病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指导中医的不是整体观
指导中医的最根本观点，教科书上说是整体观，辨证论治，我们认为，指导中医的不是整体观，是全局观。全局观不同于整体观，高于整体观。整体观讲的是事物的内外的方方面面是一体的，而全局观不仅包涵了事物的整体性，还包涵了事物的过程，事物的整体性和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发展过程中的整体，发展过程是整体的发展过程。我们认识处理事物时，可以从过程入手，去分析某一过程中的事物内外的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事物内外的方方面面入手，去研究各个方面在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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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再次下结论，中医是从疾病过程入手，去研究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西医是从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入手，去研究各个方面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这是中西医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认识方法论层次上的区别。
三、从诊治模式上看中西医的区别
中医之辨证论治，辨别的是疾病过程中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内是指的的体内的客观病理存在，外是指的环境，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而西医之传统的辨病(病名)论治，辨别的是一个个抽象的病名，这是一种以病因为核心的疾病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并未将内在病理改变与外在致病因素分开，且诊治时将重点始终放在体外环境中的致病因素上，而不是体内的病理改变上，是一种病因至高论。这一观念在诊治传染病、流行病时可以，在诊治内伤杂病时就行不通了。(从病因出发，去研究其在疾病发生发展上的变化规律，这也正是从方面入手，去研究过程的认识方法论下的产物)
以上是中西医在诊治模式层次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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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之新定义和我们的新辨病论治观
在中国人全局观的指导下，可把病定义为：病是机体在环境中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引发的包含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常。(这种异常是在某一阶段过程中，以整体(!!!!!)的，包括方方面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
我们去辨病，就是从过程阶段(!!!!!)出发，去辨别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机体内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客观病理存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机体外(即环境)各种致病因素(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在传染病、流行病中，以辨别外在致病因素为主，在内伤杂病中，以辨别内在病理改变为主。(对传染病、流行病而言，病因就是病，对内伤杂病而言，内在病理改变就是病)
这就是我们的新的辨病论治观。
附文一：再谈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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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家，考虑战争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而孙子、毛泽东等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则认识到，不是怎么打的问题，而是打不打，能不能打的问题。其立足点在于对整个局势、过程的判断上。
同样，我们诊治病症时，最重要的一点也不是中医如何去辨证，西医如何去辨病(内在病理改变)，而是从何过程、何阶段出发的问题，确定好需要我们诊治的病症的过程、阶段，然后再去谈如何去辨证，如何去辨病(内在病理改变)。落脚点不同，处理的方式和结果自然不同。
附文二：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中医诊治之简单性与复杂性
中医诊治病症的思路或模式很简单，从过程阶段出发，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瞬间横截面，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具体情况则极复杂，因为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具体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极广泛、极复杂的，可以讲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故我们要因人而宜。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其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故我们要因时而宜、因地而宜。所谓因人、因时、因地而宜、就是要求每个人的诊断治疗都是极具个性、针对性、和变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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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三：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中医治疗的不可重复性和可重复性
正如以上所述，中医诊断治疗病症的思路是从疾病整个过程中的某一瞬间横截面出发，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瞬间，从过程而言，其划分似乎是近似于无限的，亦是无法重复的，前一瞬间与后一瞬间，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治疗上就会有细微的差别，故而这种治疗亦是无法完全重复的。所谓因人、因时、因地而宜，就是要求每个人的治疗都是极具个性、针对性、和变化性的。
但也不等于治疗完全是无法重复、验证的。就某一具体证候(中医)、内在病理改变(西医)而言，其治疗是固定的、相同的、可重复、可验证的。就病人的整体的病而言(包含所有方方面面的变化)，治疗则是千变万化、不可重复的，是不同方面变化的组合，这种组合的结果是近似于无限的。
这就是我们对中医诊断治疗的特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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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四：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不治已病治未病
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这句话就是立足于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阶段出发，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病有未发、已发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已发的阶段入手，去认识处理此阶段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谓治“已病”。也可以从未发阶段入手，去分析机体内外方方面面中会有哪些引发未来病变的因素，并及时的处理，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此之谓治“未病”。
健康、亚健康、与疾病一样，也是机体在不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应放在过程中去考虑。健康，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正常的状态。疾病，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完全异常的状态，是一种质变的异常。亚健康，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轻度异常状态，是一种量变的异常。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也可以把亚健康状态看作是所谓的“未病”，“已病”则是疾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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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五：扶正祛邪新解：
“正”，可以把它理解为机体一方，“邪”，可以把它理解为机体外的致病因素的一方(包括生物的、物理的的、化学的、心理的、社会的)。我们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作为人身上的“病”也是一样，它也不可能脱离机体外致病因素而存在，机体与机体外致病因素这一矛盾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在诊治病症时，必须在全过程中去把握住这对矛盾关系。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有时以机体的内在病理改变为主(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此时我们必须着重于扶正，调节阴阳(即紊乱的生理功能)，辅以祛邪；有时以机体外致病因素为主，此时我们必须以祛邪为主，去抗感染、抗微生物、祛毒，辅以扶正、调节阴阳。换句话理解，在诊治感染性疾病、传染病、流行病时，我们的重点应放在病因上，采用所谓病因诊治模式，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调节阴阳；在诊治内伤杂病时，我们的重点应放在机体内在的病理改变上，所谓病理诊治模式，以扶正、调节阴阳为主，辅以祛邪。
附文六：谈“黑箱法”与“剖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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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了解考察一个事物时，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一种是“黑箱法”，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运动、过程出发，去认识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一种是“剖析法”，如同剖析一个西瓜、一台电脑一样，去弄清其内在的结构体系，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结构出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一个完整的事物有两个属性，即结构性和过程性。事物是有结构的，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结构体系，事物也是有运动、变化、过程的，有若干阶段。过程是整体结构的过程，整体结构是运动、变化、过程中的整体结构。
西方人长于“剖析法”，去考察一个事物的内在结构体系。中国人长于“黑箱法”，去考察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规律。中国人对事物的“形”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以“得道”、“会意”、“求神”为认识事物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附文七：谈“悟”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是最讲究“悟”，最强调重视主观思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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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中国人观察事物往往不太在乎事物本身，而是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去把握事物的特征与本质。而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用心思、用大脑去揣摩，去求“悟”了。
又：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有某种相通之处，故观自然的变化能悟出武术的、乃至于禅宗佛教的道理，观剑术能悟出书法的道理，习兵法而能悟出看病的道理。而这一点，则是西方人所很难想像与理解的。
附文八：形神兼备之新解
事物的形，大家都很好理解，看得见，摸得着，有结构，有层次，有方面。“神”是什么？则比较难以把握了。
在中国人全局观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事物理解为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统一体。从这一观念指导出发，“神”其实也就好理解了。神是运动，是变化，是过程，是过程中的运动变化的态势、节奏、和韵律。比如书法中的神韵，音乐中的神韵，比如眼神，比如剑气，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有气势，有精神，等等，皆可作此解，此等事，古人能感悟到，谓之心领神会，但苦于语言的欠缺，不能用现代语言描述出来，谓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虽不能言传，却毕竟意会到了。
西方的那些后生们恐怕尚未领略到此层境界，对于事物的理解尚停留在“形”的层次，尚未到“神”的层次。至于如何也让他们能领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恐怕还得到咱们中国来，再学习进修几年了(一笑)。, 百拇医药
大家都是搞中医的，我们在临床辨证论治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其实是对病人病情的过程、阶段的把握。我们去辨证时，总是要强调的是刻下(!!!!!)，是当前(!!!!!)，而不是昨天、过去的阶段。病人第一天来了，我们去辨证，辨的是第一天的证，第二天来了，我们还得去辨证，辨的是第二天的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程的推移，病人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体内为内在病理改变，体外为环境，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故我们必须把握住当前的(!!!!!)过程，去辨别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不是其它，是从过程出发，在过程中去把握病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指导中医的不是整体观
指导中医的最根本观点，教科书上说是整体观，辨证论治，我们认为，指导中医的不是整体观，是全局观。全局观不同于整体观，高于整体观。整体观讲的是事物的内外的方方面面是一体的，而全局观不仅包涵了事物的整体性，还包涵了事物的过程，事物的整体性和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发展过程中的整体，发展过程是整体的发展过程。我们认识处理事物时，可以从过程入手，去分析某一过程中的事物内外的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事物内外的方方面面入手，去研究各个方面在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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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再次下结论，中医是从疾病过程入手，去研究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西医是从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入手，去研究各个方面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这是中西医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认识方法论层次上的区别。
三、从诊治模式上看中西医的区别
中医之辨证论治，辨别的是疾病过程中机体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内是指的的体内的客观病理存在，外是指的环境，环境中的各种致病因素。而西医之传统的辨病(病名)论治，辨别的是一个个抽象的病名，这是一种以病因为核心的疾病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并未将内在病理改变与外在致病因素分开，且诊治时将重点始终放在体外环境中的致病因素上，而不是体内的病理改变上，是一种病因至高论。这一观念在诊治传染病、流行病时可以，在诊治内伤杂病时就行不通了。(从病因出发，去研究其在疾病发生发展上的变化规律，这也正是从方面入手，去研究过程的认识方法论下的产物)
以上是中西医在诊治模式层次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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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病之新定义和我们的新辨病论治观
在中国人全局观的指导下，可把病定义为：病是机体在环境中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引发的包含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常。(这种异常是在某一阶段过程中，以整体(!!!!!)的，包括方方面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某一方面的)。
我们去辨病，就是从过程阶段(!!!!!)出发，去辨别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机体内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客观病理存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机体外(即环境)各种致病因素(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在传染病、流行病中，以辨别外在致病因素为主，在内伤杂病中，以辨别内在病理改变为主。(对传染病、流行病而言，病因就是病，对内伤杂病而言，内在病理改变就是病)
这就是我们的新的辨病论治观。
附文一：再谈中医辨证论治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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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家，考虑战争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而孙子、毛泽东等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则认识到，不是怎么打的问题，而是打不打，能不能打的问题。其立足点在于对整个局势、过程的判断上。
同样，我们诊治病症时，最重要的一点也不是中医如何去辨证，西医如何去辨病(内在病理改变)，而是从何过程、何阶段出发的问题，确定好需要我们诊治的病症的过程、阶段，然后再去谈如何去辨证，如何去辨病(内在病理改变)。落脚点不同，处理的方式和结果自然不同。
附文二：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中医诊治之简单性与复杂性
中医诊治病症的思路或模式很简单，从过程阶段出发，把握疾病某一阶段的瞬间横截面，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具体情况则极复杂，因为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具体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极广泛、极复杂的，可以讲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故我们要因人而宜。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其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故我们要因时而宜、因地而宜。所谓因人、因时、因地而宜、就是要求每个人的诊断治疗都是极具个性、针对性、和变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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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三：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中医治疗的不可重复性和可重复性
正如以上所述，中医诊断治疗病症的思路是从疾病整个过程中的某一瞬间横截面出发，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瞬间，从过程而言，其划分似乎是近似于无限的，亦是无法重复的，前一瞬间与后一瞬间，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治疗上就会有细微的差别，故而这种治疗亦是无法完全重复的。所谓因人、因时、因地而宜，就是要求每个人的治疗都是极具个性、针对性、和变化性的。
但也不等于治疗完全是无法重复、验证的。就某一具体证候(中医)、内在病理改变(西医)而言，其治疗是固定的、相同的、可重复、可验证的。就病人的整体的病而言(包含所有方方面面的变化)，治疗则是千变万化、不可重复的，是不同方面变化的组合，这种组合的结果是近似于无限的。
这就是我们对中医诊断治疗的特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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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四：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谈不治已病治未病
从中医全局观出发，这句话就是立足于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阶段出发，去认识处理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病有未发、已发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已发的阶段入手，去认识处理此阶段机体内外方方面面的变化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谓治“已病”。也可以从未发阶段入手，去分析机体内外方方面面中会有哪些引发未来病变的因素，并及时的处理，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此之谓治“未病”。
健康、亚健康、与疾病一样，也是机体在不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应放在过程中去考虑。健康，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正常的状态。疾病，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完全异常的状态，是一种质变的异常。亚健康，就是机体内外方方面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轻度异常状态，是一种量变的异常。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也可以把亚健康状态看作是所谓的“未病”，“已病”则是疾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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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五：扶正祛邪新解：
“正”，可以把它理解为机体一方，“邪”，可以把它理解为机体外的致病因素的一方(包括生物的、物理的的、化学的、心理的、社会的)。我们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作为人身上的“病”也是一样，它也不可能脱离机体外致病因素而存在，机体与机体外致病因素这一矛盾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在诊治病症时，必须在全过程中去把握住这对矛盾关系。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有时以机体的内在病理改变为主(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此时我们必须着重于扶正，调节阴阳(即紊乱的生理功能)，辅以祛邪；有时以机体外致病因素为主，此时我们必须以祛邪为主，去抗感染、抗微生物、祛毒，辅以扶正、调节阴阳。换句话理解，在诊治感染性疾病、传染病、流行病时，我们的重点应放在病因上，采用所谓病因诊治模式，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调节阴阳；在诊治内伤杂病时，我们的重点应放在机体内在的病理改变上，所谓病理诊治模式，以扶正、调节阴阳为主，辅以祛邪。
附文六：谈“黑箱法”与“剖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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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了解考察一个事物时，可以用两种方法进行。一种是“黑箱法”，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运动、过程出发，去认识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一种是“剖析法”，如同剖析一个西瓜、一台电脑一样，去弄清其内在的结构体系，包括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结构出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一个完整的事物有两个属性，即结构性和过程性。事物是有结构的，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结构体系，事物也是有运动、变化、过程的，有若干阶段。过程是整体结构的过程，整体结构是运动、变化、过程中的整体结构。
西方人长于“剖析法”，去考察一个事物的内在结构体系。中国人长于“黑箱法”，去考察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规律。中国人对事物的“形”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以“得道”、“会意”、“求神”为认识事物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附文七：谈“悟”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中国人是最讲究“悟”，最强调重视主观思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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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中国人观察事物往往不太在乎事物本身，而是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去把握事物的特征与本质。而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用心思、用大脑去揣摩，去求“悟”了。
又：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有某种相通之处，故观自然的变化能悟出武术的、乃至于禅宗佛教的道理，观剑术能悟出书法的道理，习兵法而能悟出看病的道理。而这一点，则是西方人所很难想像与理解的。
附文八：形神兼备之新解
事物的形，大家都很好理解，看得见，摸得着，有结构，有层次，有方面。“神”是什么？则比较难以把握了。
在中国人全局观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事物理解为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统一体。从这一观念指导出发，“神”其实也就好理解了。神是运动，是变化，是过程，是过程中的运动变化的态势、节奏、和韵律。比如书法中的神韵，音乐中的神韵，比如眼神，比如剑气，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有气势，有精神，等等，皆可作此解，此等事，古人能感悟到，谓之心领神会，但苦于语言的欠缺，不能用现代语言描述出来，谓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过虽不能言传，却毕竟意会到了。
西方的那些后生们恐怕尚未领略到此层境界，对于事物的理解尚停留在“形”的层次，尚未到“神”的层次。至于如何也让他们能领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恐怕还得到咱们中国来，再学习进修几年了(一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