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种追求”——访药用真菌培养、药用植物栽培学专家徐锦堂教授
今年76岁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退休专家徐锦堂教授，从事药用植物的栽培培养研究近50年，对我国名贵传统中药黄连、天麻、猪苓等的理论研究和培养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群众尊为“天麻之父”、“黄连之圣”。今年6月，徐锦堂教授被评选为所、院两级优秀党员，中共药植所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向他学习。
徐锦堂教授的研究成果及事迹本报曾多次进行报道，近日记者再次采访徐教授，更加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更加了解了徐教授能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优秀科学家的真正原因。
献身中药材栽培研究50年
徐锦堂教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说，“是八路军救了我父亲的命，是解放军一袋小米救活了我一家，是共产党送我上大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也是我一生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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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他从山西农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栽培室，后又到药植所工作，从事黄连、天麻、猪苓等药用植物的栽培培养研究，一干就是50年。
上世纪60年代，他在川东、鄂西黄连产区开展黄连栽培技术研究8年，试验成功玉米黄连套种、人工造林栽连、简易棚栽连等一整套10余种适合于各种不同自然生态条件的黄连栽培新模式，使得药、粮、林、畜四丰收，达到了保护生态良性循环的效果，获得国家发明奖。与此同时，他用3年时间开展天麻繁殖、生长、营养等野生生态条件的调查研究，使人工栽培天麻获得成功。
上世纪70年代，他研究成功天麻无性繁殖固定菌床栽培法，并在陕南各县推广，使天麻产量猛增，不仅满足了市场、扩大了出口，还使陕南十几个县的农民脱贫致富。
上世纪80年代，他发明了天麻有性繁殖树叶菌床法，推广生产后种麻得到复壮，产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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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又经过多次研究，证明了天麻种子萌发必须靠消化侵入种胚的紫萁小菇等萌发菌才能发芽，发芽后的原球茎又必须同化蜜环菌才能正常生长，天麻先后与双菌共生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全过程，从而揭开了天麻生长发育的秘密，完成了生物学研究的一项突破。
1998年徐锦堂教授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选择的退休生活方式是在家里开展实验研究。他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获得了国务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3项，并获得第三届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果奖和中国药协会地奥药学科技突出成就奖、国际天麻学术研讨会杰出成就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他还亲自赴陕西、湖南、河南几个天麻产区，深入到田间地头推广先进技术，为药农解决难题。
50余年来，徐锦堂教授先后获得国家级发明奖、科技进步奖4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9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了《中国天麻栽培学》、《中国药用真菌学》、《天麻栽培技术》等6本专著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药用植物栽培学》、《中草药栽培技术》等14本著作。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等称号，是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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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这样几件事，可以为我们解答徐锦堂教授获得成功的一些奥秘。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黄连栽培技术的研究是徐锦堂毕业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1959年春他去四川、湖北黄连产区蹲点，3月份去，11月份黄连停止生长了才回北京，一去就得八九个月。蹲点8年，每年出差8个月，在京4个月中，除了要写一年的试验总结、作次年的试验计划，还得加班做室内试验，只有周末才能与家人团聚。算下来，4个月的16个星期天加上新年2天、春节4天假，在家的时间总共只有22天。徐教授告诉记者：“50年代，我们搞中药是白手起家，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我们组里有十几个点，一到春天大家就都下去了，到了秋天才回来。”
黄连育苗需3年，移栽后五六年才能收获，一个试验周期就得七八年，成功了还好，如果失败了又得重来，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八年。但徐教授说：“我想事情总得有人做，我失败了就当给后人铺条路吧。”就这样，徐锦堂把湖北省利川县福宝山和四川省石柱县黄水坝农场两地当作试验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像候鸟一样，春去冬回，整整8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多次上山举办培训班，解决黄连、天麻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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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堂赴黄连产区调查黄连栽培技术之时，正是“大跃进”时期，铁路两旁的炼铁炉林立，火光冲天。他在四川省石柱县访问经验丰富的老药农，观看砍山搭棚栽培黄连的过程，在观察了很多栽培黄连的荫棚后，他统计了黄连棚的用料，发现大约每亩需用木材10m3，每栽一亩黄连需砍伐3亩森林。在黄水镇有一个很大很平的大坝，连农告诉他，那里原本都是森林大树，黄水镇是黄连老产区，老祖宗就种黄连，一代代种下来，大树砍光了，所以现在黄连都种在远离住户的山沟里。看到药农将许多参天大树砍倒、切断，分成几瓣，想到沿路看到的高炉，学习生物专业的徐锦堂知道，栽黄连砍伐成片的森林，大炼钢铁烧毁了大量的树林，大自然是要对人类报复的。这种破坏自然生态的做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说，“我无能力干涉和改变许多大事，但改革这种数百年沿袭下来的黄连栽培方法，防止砍伐森林栽培黄连，满足全国几亿人对黄连的需求，使山区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学研究者的执著
, 百拇医药 徐锦堂在黄连产区蹲点的日子，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相当艰苦。在四川，他和农场派给他的一名助手住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黑屋里，开始了他科研旅程的第一步。在湖北，他和农场工人一锅吃饭，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当时福宝山工人口粮降到每月15斤，玉簪花叶、洋姜掺合着少量的玉米面再添把盐熬粥就算正餐了。老炊事员悄悄对他说：“徐老师，你的定量高，户口又不在场里，拿粮票到粮站买粮，自己做着吃吧!”他说：“全场工人都吃野菜，我怎么能搞特殊!”仍然坚持把每月32.5斤粮票全部交给食堂。利川县委为了照顾他决定给他“四个一”待遇，每月供应一斤糖、一斤油、一条烟、一斤肉，也都让他给大家打了“牙祭”。他的行动感动了很多工人。
饥饿的生活使很多人下了山，但他一直坚持在山上。1960年冬徐锦堂从福宝山返回北京，母亲看到体重减了近15斤、两颊凹陷、颧骨突显、骨瘦嶙嶙的儿子时惊呆了，心疼得止不住热泪长流。
徐锦堂知道，自己对栽培黄连是门外汉，要想研究它、改变它，就得了解它。但那时老师傅都不愿意教，他们指望它吃饭呢。当地有一个黄连生产能手，他就去拜师，学习黄连栽培技术。他跟随师傅一块去为黄连棚搭棚除草，操起斧头学习砍桩，膀子砍肿了，手磨出了血泡、磨出了老茧，桩砍得也像模像样了，师傅终于被他的诚心感动了，仔细向他讲解黄连栽培的关键技术，后来又向他传授了黄连的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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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这种执著，徐锦堂事事甘当“小学生”。打坑是炕黄连的关键，打坑时人钻进火池挖“喉管”，弄得满头满身都是土；炕黄连最后一道工序是用槽笼打磨黄连，尘土飞扬，嘴和嗓子都是苦的，他干得比别人都出色。就这样他不仅掌握了加工黄连的全部技术，还在加工黄连过程中发现改造了两个关键技术，保证了黄连的加工质量，减少了加工黄连的损失。
徐教授告诉记者：“1959年我在黄水镇整整1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拜师学了艺，掌握了黄连全套栽培技术，只有了解它、吃透它，我才可能应用自如地去改革它。这一年为我以后获得研究黄连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生的追求
谈起几十年搞科研的体会，徐教授说，中药科研是解放后才开始的，基础很不牢固，必须把基础搭起来。现在科研手段先进了，有了高精尖的技术，如指纹图谱等，但同时还要做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现在中药材常用品种几百种，我们能掌握全部技术的并不多，像天麻这样对生产的每一个过程科研人员都能完全掌握的没有几个。这些基础工作要靠几代人努力，我们就是给后人铺路的。现在很需要像小麦专家、水稻专家那样能系统研究一个中药品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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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有些年轻研究人员科研作风浮躁，搞课题重经费，只愿意搞短平快项目，不愿意蹲基层，更愿意把药材移回实验室做实验的现象，徐教授说，我不主张这样做。“如果把黄连从南方山区引种到北京，空调房可以降低温度，但大气湿度没法控制，没法模拟湖北的高山气候，更解决不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退休后的徐教授，仍然放不下搞了一辈子的研究工作，他买来玻璃仪器和化学试剂，购置了手提高压灭菌器，将家里的电视柜改装成无菌接种箱，设置了恒温培养箱，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继续做天麻种子实验、菌种选育，并突破了几个难题。租房子一年5000元以及实验经费，都是从他每月的退休金里出。他还亲自做天麻的技术推广工作，为药农解决生产中的难题。这些也都是无偿的。徐教授说，目前他光在陕西办的天麻培训班就已有300多期，培训了好几万人。
问起徐教授这是为了什么？他说：“这就是一种追求。我没有别的嗜好，这就是我的爱好。为自己的理想，鞠躬尽瘁，出了成果，利国利民。”他还说：“现在天麻的人工栽培生活史已经搞清了，假如上帝再给我5年时间，我可以再做出一个自然科学项目——天麻自然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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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推广“徐锦堂生态栽连模式”，如今福宝山黄连亩产量己达200公斤，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60年代不到30%恢复到80%，利川市2003年黄连秧苗和黄连生产两项创收2.78亿元，30万药农脱贫致富。陕西省略阳推广徐锦堂天麻人工种植技术，2000年产值达5000万元，成为全国天麻生产基地。天麻已成为汉中地区各县的支柱产业。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在“黄连生态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成果鉴定会上这样评价徐锦堂的研究工作：药用植物栽培的研究，如局限在实验室，仅发表一些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产区，长期蹲点观察研究，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做艰苦细致的现场工作。徐锦堂教授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当前浮躁的学术风气应该说是一剂良药。他的事迹使我再次感受到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社会，对老百姓生活改善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陕西勉县、湖北利川农民自发集资为徐教授雕塑“天麻之父”、“黄连之圣”汉白玉塑像，为其立碑铭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位人民科学家由衷的敬意。
是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呼唤更多的像徐锦堂这样的科学家。, http://www.100md.com(张东风)
徐锦堂教授的研究成果及事迹本报曾多次进行报道，近日记者再次采访徐教授，更加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更加了解了徐教授能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优秀科学家的真正原因。
献身中药材栽培研究50年
徐锦堂教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说，“是八路军救了我父亲的命，是解放军一袋小米救活了我一家，是共产党送我上大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也是我一生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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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他从山西农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栽培室，后又到药植所工作，从事黄连、天麻、猪苓等药用植物的栽培培养研究，一干就是50年。
上世纪60年代，他在川东、鄂西黄连产区开展黄连栽培技术研究8年，试验成功玉米黄连套种、人工造林栽连、简易棚栽连等一整套10余种适合于各种不同自然生态条件的黄连栽培新模式，使得药、粮、林、畜四丰收，达到了保护生态良性循环的效果，获得国家发明奖。与此同时，他用3年时间开展天麻繁殖、生长、营养等野生生态条件的调查研究，使人工栽培天麻获得成功。
上世纪70年代，他研究成功天麻无性繁殖固定菌床栽培法，并在陕南各县推广，使天麻产量猛增，不仅满足了市场、扩大了出口，还使陕南十几个县的农民脱贫致富。
上世纪80年代，他发明了天麻有性繁殖树叶菌床法，推广生产后种麻得到复壮，产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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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又经过多次研究，证明了天麻种子萌发必须靠消化侵入种胚的紫萁小菇等萌发菌才能发芽，发芽后的原球茎又必须同化蜜环菌才能正常生长，天麻先后与双菌共生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全过程，从而揭开了天麻生长发育的秘密，完成了生物学研究的一项突破。
1998年徐锦堂教授离开了工作岗位，他选择的退休生活方式是在家里开展实验研究。他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获得了国务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3项，并获得第三届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果奖和中国药协会地奥药学科技突出成就奖、国际天麻学术研讨会杰出成就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他还亲自赴陕西、湖南、河南几个天麻产区，深入到田间地头推广先进技术，为药农解决难题。
50余年来，徐锦堂教授先后获得国家级发明奖、科技进步奖4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9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了《中国天麻栽培学》、《中国药用真菌学》、《天麻栽培技术》等6本专著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药用植物栽培学》、《中草药栽培技术》等14本著作。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等称号，是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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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这样几件事，可以为我们解答徐锦堂教授获得成功的一些奥秘。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黄连栽培技术的研究是徐锦堂毕业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1959年春他去四川、湖北黄连产区蹲点，3月份去，11月份黄连停止生长了才回北京，一去就得八九个月。蹲点8年，每年出差8个月，在京4个月中，除了要写一年的试验总结、作次年的试验计划，还得加班做室内试验，只有周末才能与家人团聚。算下来，4个月的16个星期天加上新年2天、春节4天假，在家的时间总共只有22天。徐教授告诉记者：“50年代，我们搞中药是白手起家，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我们组里有十几个点，一到春天大家就都下去了，到了秋天才回来。”
黄连育苗需3年，移栽后五六年才能收获，一个试验周期就得七八年，成功了还好，如果失败了又得重来，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八年。但徐教授说：“我想事情总得有人做，我失败了就当给后人铺条路吧。”就这样，徐锦堂把湖北省利川县福宝山和四川省石柱县黄水坝农场两地当作试验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像候鸟一样，春去冬回，整整8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多次上山举办培训班，解决黄连、天麻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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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堂赴黄连产区调查黄连栽培技术之时，正是“大跃进”时期，铁路两旁的炼铁炉林立，火光冲天。他在四川省石柱县访问经验丰富的老药农，观看砍山搭棚栽培黄连的过程，在观察了很多栽培黄连的荫棚后，他统计了黄连棚的用料，发现大约每亩需用木材10m3，每栽一亩黄连需砍伐3亩森林。在黄水镇有一个很大很平的大坝，连农告诉他，那里原本都是森林大树，黄水镇是黄连老产区，老祖宗就种黄连，一代代种下来，大树砍光了，所以现在黄连都种在远离住户的山沟里。看到药农将许多参天大树砍倒、切断，分成几瓣，想到沿路看到的高炉，学习生物专业的徐锦堂知道，栽黄连砍伐成片的森林，大炼钢铁烧毁了大量的树林，大自然是要对人类报复的。这种破坏自然生态的做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说，“我无能力干涉和改变许多大事，但改革这种数百年沿袭下来的黄连栽培方法，防止砍伐森林栽培黄连，满足全国几亿人对黄连的需求，使山区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学研究者的执著
, 百拇医药 徐锦堂在黄连产区蹲点的日子，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相当艰苦。在四川，他和农场派给他的一名助手住在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小黑屋里，开始了他科研旅程的第一步。在湖北，他和农场工人一锅吃饭，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当时福宝山工人口粮降到每月15斤，玉簪花叶、洋姜掺合着少量的玉米面再添把盐熬粥就算正餐了。老炊事员悄悄对他说：“徐老师，你的定量高，户口又不在场里，拿粮票到粮站买粮，自己做着吃吧!”他说：“全场工人都吃野菜，我怎么能搞特殊!”仍然坚持把每月32.5斤粮票全部交给食堂。利川县委为了照顾他决定给他“四个一”待遇，每月供应一斤糖、一斤油、一条烟、一斤肉，也都让他给大家打了“牙祭”。他的行动感动了很多工人。
饥饿的生活使很多人下了山，但他一直坚持在山上。1960年冬徐锦堂从福宝山返回北京，母亲看到体重减了近15斤、两颊凹陷、颧骨突显、骨瘦嶙嶙的儿子时惊呆了，心疼得止不住热泪长流。
徐锦堂知道，自己对栽培黄连是门外汉，要想研究它、改变它，就得了解它。但那时老师傅都不愿意教，他们指望它吃饭呢。当地有一个黄连生产能手，他就去拜师，学习黄连栽培技术。他跟随师傅一块去为黄连棚搭棚除草，操起斧头学习砍桩，膀子砍肿了，手磨出了血泡、磨出了老茧，桩砍得也像模像样了，师傅终于被他的诚心感动了，仔细向他讲解黄连栽培的关键技术，后来又向他传授了黄连的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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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这种执著，徐锦堂事事甘当“小学生”。打坑是炕黄连的关键，打坑时人钻进火池挖“喉管”，弄得满头满身都是土；炕黄连最后一道工序是用槽笼打磨黄连，尘土飞扬，嘴和嗓子都是苦的，他干得比别人都出色。就这样他不仅掌握了加工黄连的全部技术，还在加工黄连过程中发现改造了两个关键技术，保证了黄连的加工质量，减少了加工黄连的损失。
徐教授告诉记者：“1959年我在黄水镇整整1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拜师学了艺，掌握了黄连全套栽培技术，只有了解它、吃透它，我才可能应用自如地去改革它。这一年为我以后获得研究黄连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生的追求
谈起几十年搞科研的体会，徐教授说，中药科研是解放后才开始的，基础很不牢固，必须把基础搭起来。现在科研手段先进了，有了高精尖的技术，如指纹图谱等，但同时还要做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现在中药材常用品种几百种，我们能掌握全部技术的并不多，像天麻这样对生产的每一个过程科研人员都能完全掌握的没有几个。这些基础工作要靠几代人努力，我们就是给后人铺路的。现在很需要像小麦专家、水稻专家那样能系统研究一个中药品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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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有些年轻研究人员科研作风浮躁，搞课题重经费，只愿意搞短平快项目，不愿意蹲基层，更愿意把药材移回实验室做实验的现象，徐教授说，我不主张这样做。“如果把黄连从南方山区引种到北京，空调房可以降低温度，但大气湿度没法控制，没法模拟湖北的高山气候，更解决不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退休后的徐教授，仍然放不下搞了一辈子的研究工作，他买来玻璃仪器和化学试剂，购置了手提高压灭菌器，将家里的电视柜改装成无菌接种箱，设置了恒温培养箱，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继续做天麻种子实验、菌种选育，并突破了几个难题。租房子一年5000元以及实验经费，都是从他每月的退休金里出。他还亲自做天麻的技术推广工作，为药农解决生产中的难题。这些也都是无偿的。徐教授说，目前他光在陕西办的天麻培训班就已有300多期，培训了好几万人。
问起徐教授这是为了什么？他说：“这就是一种追求。我没有别的嗜好，这就是我的爱好。为自己的理想，鞠躬尽瘁，出了成果，利国利民。”他还说：“现在天麻的人工栽培生活史已经搞清了，假如上帝再给我5年时间，我可以再做出一个自然科学项目——天麻自然生活史。”
, http://www.100md.com
由于推广“徐锦堂生态栽连模式”，如今福宝山黄连亩产量己达200公斤，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60年代不到30%恢复到80%，利川市2003年黄连秧苗和黄连生产两项创收2.78亿元，30万药农脱贫致富。陕西省略阳推广徐锦堂天麻人工种植技术，2000年产值达5000万元，成为全国天麻生产基地。天麻已成为汉中地区各县的支柱产业。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在“黄连生态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成果鉴定会上这样评价徐锦堂的研究工作：药用植物栽培的研究，如局限在实验室，仅发表一些论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产区，长期蹲点观察研究，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做艰苦细致的现场工作。徐锦堂教授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当前浮躁的学术风气应该说是一剂良药。他的事迹使我再次感受到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社会，对老百姓生活改善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陕西勉县、湖北利川农民自发集资为徐教授雕塑“天麻之父”、“黄连之圣”汉白玉塑像，为其立碑铭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位人民科学家由衷的敬意。
是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呼唤更多的像徐锦堂这样的科学家。, http://www.100md.com(张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