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下的阴影 “私人医院”的产业良心何在?
医院是人命关天的要害部门,任何医院的从业人员都要有一个职业良心的锤炼过程
北京新兴医院坐落在石景山区的沙窝,是一幢被大片简陋平房包围的小二层楼,给记者的感觉像个小诊所,相较于邻近的三○一、四○二、石景山医院等国有大医院,看上去实在寒酸,却自称是“国内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技术力量最雄厚、服务质量最优、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的国际化专业医疗机构”。
据院方宣传资料介绍,新兴医院设有病床100余张,拥有博士生导师3名,教授6名,研究生导师4名,高级职称人员10余名(记者注:这几项概念有重叠列举之嫌),中级职称人员数十名,还从美日等国进口了不少先进医疗设备。
产业化正在成为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最引人瞩目的进程之一。不久前,国有北京同仁医院通过竞拍花费3.36亿元买下了金朗大酒店,并把它改造成“满足患者较高层次需求”的“豪华医院”,在医疗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而民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投资6亿元,在中关村建设11层的智能化大型综合性医疗大厦,更被认为是“大手笔”。据医院自己说,这是中国第一家实现全程无纸化、数字化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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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院长朱明表示,“崭新的北京新兴医院将是一所立足北京,辐射全国各个地区,提供最高水平的不孕不育专业医疗服务的管理集团,并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超五星级航母型医院。”
转制的“私人医院”
《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分局查阅到了新兴医院的企业注册资料。资料表明,新兴医院是北京通州人朱明和朱爱琴2002年底在海淀工商分局注册的营利性医疗单位。股东为他们两人。
在申请开业登记事项里面,企业法人名称为北京新兴医院,法定代表人为朱明,经济性质为股份合作制。最初企业员工共计8人,流动资金1000万。企业申请日期是2002年12月26日。
在此之前,医院的全称叫作“中国新兴医药总公司北京海淀新兴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营利性综合医院,有60张床位,注册资金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也和现在一样,是院长朱明。也就是说,它在2002年注册成为了独资,但在新兴医院的宣传资料上,写的都是1999年已经实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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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的北京新兴医院,朱明和朱爱琴共计投资1000万元,其中,朱明以货币方式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朱爱琴以货币方式出资300万元,占30%。但在企业申请里面写明的投资总额却是5000万元。
新兴医院的一名顾问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医院就是朱明和朱爱琴两个人的,没有别的股份。
医院经营范围内容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表格,有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计划生育专业、临终关怀科等等多达60多种。而事实上新兴医院目前主要经营的是不孕不育专科。
工商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表明,院长朱明的文化程度是大本,原工作单位以及职务是北京新兴医院医生。
“以市场为主导”
应该说,新兴医院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时代产物──它也在宣传材料上自诩为“医改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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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业外资本逐渐介入医疗行业。2001年,中国媒体上频频出现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两个新概念。
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和专家解释说,今后,中国医院将逐渐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国家财政只负担非营利性医院的补贴,此类医院主要承担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功能。其他营利性医院都走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
营利性医疗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医院、股份制医院和私立医院,它们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改革是为了激活中国僵化的医疗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医院绝大多数为非营利性医院,收费价格由政府管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卫生体制改革后,多种形式办医、多元化投资已不少见,股份制医院和中外合资医院都进入了群众看病求医的选择范围,这使得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新兴医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集体制转为了股份制,成为了一家营利性的“私人医院”。这决定了其经营策略必然要“以市场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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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广告,院长朱明是这样看的: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品牌化经营时代已初露端倪,以广告进行传播是第一步,以优秀媒体进行品牌塑造是第二步。
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上大量投放广告只是其系列市场战略的一例。新兴医院还大搞社会公益活动,以扩大知名度,比如,与解小东共同捐赠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筹建100所“新兴中国娃音乐教室”,向全国的孩子们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教授音乐”。
中国入世后,医疗服务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服务和价格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2004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的,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民营医院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新兴医院宣告实施“资源扩张战略”,包括完成新一轮资本扩充、投资6亿元兴建医疗大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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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下的阴影
专家在分析中国医疗卫生市场的格局时,指出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4.5%以下,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5%最低限,更明显低于许多国家的8%和美国的11%。
二是医院业务收入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医院特别是国有医院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垄断了药品销售终端,药品收入一直是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以药养医”成为了医疗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医疗服务行业竞争不充分。
这都加剧了令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就医难”,其后面,是医疗资源缺失这样一个长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医疗事业,是解决弊端的一个办法。而不少业外资本,也看好了这个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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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孕不育”专业医疗市场为例,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在这一市场的潜在医疗人口达4000万,并呈逐年上升之势,行业消费每年达数百亿元之巨。
利润的诱引使得竞争十分激烈。据统计,目前中国这一领域的上规模医院专科、专科门诊和专科医院有2500家,已进行大量广告投放的有新兴医院、长江医院、万豪医院、博爱医院、北亚医院等近10家,估计每年营业额都在数亿元。
民营北京右安门医院院长曹亚民承认,“对于民营医院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患者是我们时刻需要争取的资源,生存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压力。”而生存的重要指标便是门诊量。
业内人士指出,实际上许多城市的民营医院经营上并不十分良好,原因还在于医院知名度小,而真正的危重病人还是愿意选择国有大医院。
因此,除了拼命做广告,经营小型的专科医院,就成为了不少民营企业选择的一种赢利模式,例如美容、男女性功能障碍、妇科、皮肤科、口腔科等,回报较快,但这往往也是患者投诉最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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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些资本看中的是,医院实际上仍是一种具有专营性质的特殊服务机构,这也便是它们进入时喜欢搞“捆绑式改制”、“戴红帽子”的道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资本往往有办法让某一级行政当局把自己列入医疗资源的主体之一。
他指出,目前卫生体制上仍存在诸多漏洞,使得资本在运营中可以“开源节流”,如利用医药不分家乱开大处方,利用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乱涨费用,聘用低素质医护人员、使用低质量设备和偷税漏税以节省开支。可以说,监管真空成就了资本的逐利之举。
医院的公共服务性质,“救死扶伤”的公益宗旨,也容易使患者丧失提防欺诈的警惕性,一些医院利用医患间在专业和信息上的不对等地位,赚取了不正当利润。
陆建华认为,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并存:一部分民办医院以提高技术、提升管理和服务来站稳脚跟,获得适当利益;另一部分医院则以准坑蒙拐骗的手法来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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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报》一位资深记者曾长期从事揭露医疗骗子的报道,采访过的案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总结经验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医院的特点很明显,什么病治不好,它们专治什么病。这些医院的老板一般是靠卖假药起家,完成原始积累后,再注册一个正规的医院。以此为掩护,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有的是街头小广告,有的是报纸杂志,部分有实力的做电视广告,换取门诊量。”
不能将生命置于法律与监管的真空
新兴医院以及本刊下文介绍的友谊医院案例,给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课题。
陆建华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在医疗产业化的大潮中,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制度设计都会涉及制度实施,而制度实施,与其说是推进既定规定的执行,倒不如说着力于不确定性因素对既定规定的干扰,这就是监管的本质。
人之生命的健康是至上的,容忍或忽视对人之生命的健康的任何伤害,无异于天良丧失。在教育、司法、医疗、食品等领域中强化监管,已经变成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维系的迫切问题了,关系到人民对公平和正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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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改革应该着力于在完成医院法定“救死扶伤”职责的同时,按照法治社会的模式,探索一种有章可循的维持运营、提升管理的良性取利模式,通过法律的强化、信息的透明,以规范诊疗流程,杜绝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
“医院是人命关天的要害部门,公办医院和民办医院的从业人员都要有一个职业良心的锤炼过程,良心不能用法律和管理体制直接来锻造,但是,没有适宜的法治和体制环境,职业良心是树立不起来的。”陆建华说。
部分民资进入医疗领域
2002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出资3320万元买下了绍兴第五医院,首开浙江省民间资本竞拍参与医院产权改革的先河。
2002年,浙江展钺集团出资8000万元,持有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51%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2003年,中国空调业“黑马”奥克斯集团总投资5亿元、占地236亩的明州医院正式开工建设。
2003年底,东南网架投入3.4亿元在原有的萧山妇幼保健院基础上建立萧山医院。
2004年2月,金陵药业出资7466余万元正式收购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控股比例占到了70%。, 百拇医药
北京新兴医院坐落在石景山区的沙窝,是一幢被大片简陋平房包围的小二层楼,给记者的感觉像个小诊所,相较于邻近的三○一、四○二、石景山医院等国有大医院,看上去实在寒酸,却自称是“国内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技术力量最雄厚、服务质量最优、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的国际化专业医疗机构”。
据院方宣传资料介绍,新兴医院设有病床100余张,拥有博士生导师3名,教授6名,研究生导师4名,高级职称人员10余名(记者注:这几项概念有重叠列举之嫌),中级职称人员数十名,还从美日等国进口了不少先进医疗设备。
产业化正在成为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最引人瞩目的进程之一。不久前,国有北京同仁医院通过竞拍花费3.36亿元买下了金朗大酒店,并把它改造成“满足患者较高层次需求”的“豪华医院”,在医疗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而民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投资6亿元,在中关村建设11层的智能化大型综合性医疗大厦,更被认为是“大手笔”。据医院自己说,这是中国第一家实现全程无纸化、数字化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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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院长朱明表示,“崭新的北京新兴医院将是一所立足北京,辐射全国各个地区,提供最高水平的不孕不育专业医疗服务的管理集团,并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超五星级航母型医院。”
转制的“私人医院”
《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分局查阅到了新兴医院的企业注册资料。资料表明,新兴医院是北京通州人朱明和朱爱琴2002年底在海淀工商分局注册的营利性医疗单位。股东为他们两人。
在申请开业登记事项里面,企业法人名称为北京新兴医院,法定代表人为朱明,经济性质为股份合作制。最初企业员工共计8人,流动资金1000万。企业申请日期是2002年12月26日。
在此之前,医院的全称叫作“中国新兴医药总公司北京海淀新兴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营利性综合医院,有60张床位,注册资金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也和现在一样,是院长朱明。也就是说,它在2002年注册成为了独资,但在新兴医院的宣传资料上,写的都是1999年已经实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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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的北京新兴医院,朱明和朱爱琴共计投资1000万元,其中,朱明以货币方式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朱爱琴以货币方式出资300万元,占30%。但在企业申请里面写明的投资总额却是5000万元。
新兴医院的一名顾问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医院就是朱明和朱爱琴两个人的,没有别的股份。
医院经营范围内容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表格,有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计划生育专业、临终关怀科等等多达60多种。而事实上新兴医院目前主要经营的是不孕不育专科。
工商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表明,院长朱明的文化程度是大本,原工作单位以及职务是北京新兴医院医生。
“以市场为主导”
应该说,新兴医院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时代产物──它也在宣传材料上自诩为“医改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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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业外资本逐渐介入医疗行业。2001年,中国媒体上频频出现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两个新概念。
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和专家解释说,今后,中国医院将逐渐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国家财政只负担非营利性医院的补贴,此类医院主要承担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功能。其他营利性医院都走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
营利性医疗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医院、股份制医院和私立医院,它们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改革是为了激活中国僵化的医疗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医院绝大多数为非营利性医院,收费价格由政府管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卫生体制改革后,多种形式办医、多元化投资已不少见,股份制医院和中外合资医院都进入了群众看病求医的选择范围,这使得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新兴医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集体制转为了股份制,成为了一家营利性的“私人医院”。这决定了其经营策略必然要“以市场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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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广告,院长朱明是这样看的: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品牌化经营时代已初露端倪,以广告进行传播是第一步,以优秀媒体进行品牌塑造是第二步。
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上大量投放广告只是其系列市场战略的一例。新兴医院还大搞社会公益活动,以扩大知名度,比如,与解小东共同捐赠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筹建100所“新兴中国娃音乐教室”,向全国的孩子们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教授音乐”。
中国入世后,医疗服务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服务和价格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2004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的,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民营医院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新兴医院宣告实施“资源扩张战略”,包括完成新一轮资本扩充、投资6亿元兴建医疗大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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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下的阴影
专家在分析中国医疗卫生市场的格局时,指出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4.5%以下,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5%最低限,更明显低于许多国家的8%和美国的11%。
二是医院业务收入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医院特别是国有医院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垄断了药品销售终端,药品收入一直是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以药养医”成为了医疗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医疗服务行业竞争不充分。
这都加剧了令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就医难”,其后面,是医疗资源缺失这样一个长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医疗事业,是解决弊端的一个办法。而不少业外资本,也看好了这个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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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孕不育”专业医疗市场为例,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在这一市场的潜在医疗人口达4000万,并呈逐年上升之势,行业消费每年达数百亿元之巨。
利润的诱引使得竞争十分激烈。据统计,目前中国这一领域的上规模医院专科、专科门诊和专科医院有2500家,已进行大量广告投放的有新兴医院、长江医院、万豪医院、博爱医院、北亚医院等近10家,估计每年营业额都在数亿元。
民营北京右安门医院院长曹亚民承认,“对于民营医院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患者是我们时刻需要争取的资源,生存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压力。”而生存的重要指标便是门诊量。
业内人士指出,实际上许多城市的民营医院经营上并不十分良好,原因还在于医院知名度小,而真正的危重病人还是愿意选择国有大医院。
因此,除了拼命做广告,经营小型的专科医院,就成为了不少民营企业选择的一种赢利模式,例如美容、男女性功能障碍、妇科、皮肤科、口腔科等,回报较快,但这往往也是患者投诉最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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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些资本看中的是,医院实际上仍是一种具有专营性质的特殊服务机构,这也便是它们进入时喜欢搞“捆绑式改制”、“戴红帽子”的道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资本往往有办法让某一级行政当局把自己列入医疗资源的主体之一。
他指出,目前卫生体制上仍存在诸多漏洞,使得资本在运营中可以“开源节流”,如利用医药不分家乱开大处方,利用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乱涨费用,聘用低素质医护人员、使用低质量设备和偷税漏税以节省开支。可以说,监管真空成就了资本的逐利之举。
医院的公共服务性质,“救死扶伤”的公益宗旨,也容易使患者丧失提防欺诈的警惕性,一些医院利用医患间在专业和信息上的不对等地位,赚取了不正当利润。
陆建华认为,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并存:一部分民办医院以提高技术、提升管理和服务来站稳脚跟,获得适当利益;另一部分医院则以准坑蒙拐骗的手法来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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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报》一位资深记者曾长期从事揭露医疗骗子的报道,采访过的案例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总结经验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医院的特点很明显,什么病治不好,它们专治什么病。这些医院的老板一般是靠卖假药起家,完成原始积累后,再注册一个正规的医院。以此为掩护,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有的是街头小广告,有的是报纸杂志,部分有实力的做电视广告,换取门诊量。”
不能将生命置于法律与监管的真空
新兴医院以及本刊下文介绍的友谊医院案例,给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课题。
陆建华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在医疗产业化的大潮中,政府如何加强监管,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制度设计都会涉及制度实施,而制度实施,与其说是推进既定规定的执行,倒不如说着力于不确定性因素对既定规定的干扰,这就是监管的本质。
人之生命的健康是至上的,容忍或忽视对人之生命的健康的任何伤害,无异于天良丧失。在教育、司法、医疗、食品等领域中强化监管,已经变成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维系的迫切问题了,关系到人民对公平和正义的信心。
, http://www.100md.com
医院的改革应该着力于在完成医院法定“救死扶伤”职责的同时,按照法治社会的模式,探索一种有章可循的维持运营、提升管理的良性取利模式,通过法律的强化、信息的透明,以规范诊疗流程,杜绝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
“医院是人命关天的要害部门,公办医院和民办医院的从业人员都要有一个职业良心的锤炼过程,良心不能用法律和管理体制直接来锻造,但是,没有适宜的法治和体制环境,职业良心是树立不起来的。”陆建华说。
部分民资进入医疗领域
2002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出资3320万元买下了绍兴第五医院,首开浙江省民间资本竞拍参与医院产权改革的先河。
2002年,浙江展钺集团出资8000万元,持有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51%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2003年,中国空调业“黑马”奥克斯集团总投资5亿元、占地236亩的明州医院正式开工建设。
2003年底,东南网架投入3.4亿元在原有的萧山妇幼保健院基础上建立萧山医院。
2004年2月,金陵药业出资7466余万元正式收购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控股比例占到了70%。, 百拇医药